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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年会的延伸和继续，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03中国企业高峰会”定于11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召开。200位全球著名的跨国公司领袖、经济学界的顶尖级人物及政府领导将与另外200位中国企业界精英云集一堂，就共同感兴趣的40个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侨民的力量：本土华人与华侨
帕米拉.玛(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副主任，主持人：)我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中国侨民的问题，我叫帕米拉玛，我是本次会议的协调员，中国的侨民问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络，海外人口来说是这样的，有一种说法，在世界上用石头一打准打中一个中国人，所以十三亿大陆上的人大约有三千万在东南亚的华人，他们有着非常强大的商业根源，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他们都有传奇性的故事，当人们谈到中国企业家网络的时候有新的网络和旧的网络，非常著名的家族阔克斯家族，林休郎家族，东南亚的这些华人大家族有着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当然也有非常大的华人人口，在北美，在温哥华，在英属哥伦比亚，还有一些主要的大都市里面，在美国也有，根据当时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最好的食品，在美国有中餐馆，我现在在欧洲生活，有一个非常小的欧洲城在欧洲的城市里面，它是混合型的，包括最近的华人和老的华人组成，新的现象我们最近看到了，更多的把基地放在中国，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人们写了中国人生活在海外，长在海外，但是回到大陆进行投资，寻找发展的机会，考虑到他的主要领域有着非常大量的海外华人和风险资本，和互联网相关的风险资本，还有最基本的制造业的产业，说明实用主义过去都是在互联网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基本上他的资金是在制造业。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将会听到很多海归派，这些人他们长在中国，生在中国，到海外去学习，接受教育，获得一些国际上的经验，回国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或者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精神，把这些中国侨民的情况放在一起，就触动了中国和中国侨民的一种驱动是有民主主义的感觉，从积极的角度上来说的，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应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做了这个简短的介绍之后我想请坎贝尔省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温哥华的中国侨民情况。坎贝尔：非常感谢，温哥华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有着最大的中国侨民人口和最高的中国人口的密集度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比美国任何社区人口都集中，人口有好几代了，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有很多中国的社区对我们的省，对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很多来自于中国的人帮助我们建设铁路，他们受到淘金热的吸引，在1815年英属哥伦比亚吸引到这儿来，移民很多地方都把它叫做金山，几百年以前了，非常重要的是和中国贸易是在1788年，那时候加密而团长到了哥伦比亚和英国的手艺人他们收集了一些木材，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的木材贸易，这些木材被运到中国去，是高质量的产品，你们现在仍然能够从英属哥伦比亚得到这样好的木材，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有着中国遗产的人要来界定我们的省，这不是表面的，它是深深扎如英属哥伦比亚文化当中，访问英属哥伦比亚的人都会非常快的发现他们为社区做的贡献到处可见，他们在卫生可见，在商业、经济界，我们接受他，还庆祝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副省长代表英国的女王，有着非常强大的中国遗产，她在商业方面也非常有影响，兰博士也经常提到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好运，就是我们容忍这种多元的文化，我们甚至庆祝他，使她感到她在我们社区是一个领导人，而且做出了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今天看到她，使我有机会反映我们看到中国侨民所做出的贡献和许多成就的时候，我首先说这对其他国家意味着很多。然后我来提醒每个人，最早到英属哥伦比亚来的移民，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把自己的收入都汇回国内去，支持他们的家族和他们的社区支持大陆，这些变化都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发生的，不管是政府发生变化，政策发生变化，这些联系都可以带回到他们本村和本国，这种联系是非常强烈的。
我可以告诉，当我们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有非常成功的商业人士都想回到中国大陆来，想和他们自己的村联系起来寻找机会，他们从加拿大带来的质量带给他们的人民，对中国的发展来说这是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教育机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也是唯一的加拿大的大学，比如说像广东省有一个特别的培训项目，就是他们的政府和我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培训高级官员，进行了四年以后非常成功的，我这几天见到了他们的官员都在谈论这样的事实，他们相大部分人都被提拔了，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都被提拔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我们像BC技术学校，我们的学院，包括我们的高中教育系统都在持续不断地加强这种联系，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们，当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获益，在英属哥伦比亚也获益。
最后简单的说一下，我认为我们最大的资产就是有中国遗产的人民在我们社会当中所做的贡献，这种贡献今天是存在的，而且能够对中国从教育技能，从企业家机会方面都能回报，这些家庭的联系，文化的联系的确都是一种纽带，能够给我们创造一些机会，使我们把贸易和商业的机会联系起来。的确，当我们看一下广州，这是温哥华的姊妹城，和广东城是隶属哥伦比亚的兄弟姊妹省，这是进入北美西部的通道，就像广东和广州是中国南部的大门一样，我们愿意加强这种关系，并不仅仅给前人做出我们的感谢，我们还要建设一种未来，为我们的国家和为中国的人民，为他们的国家也要做出这种贡献。
主持人：谢谢坎贝尔省长。下面请TANUDJAJA先生谈一下过去的纽带，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有哪些新的纽带今天已经建立起来。
tanudjaja：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在过去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有三千万人，有的说法是六百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过去也是华人的后裔，另外还有很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后羿他们移民岛印度尼西亚，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印度尼西亚五十年之后就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的公民，很多中国人都会讲印度尼西亚语，他们在大多情况下都会和印尼人一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国籍一直是华人的国籍，但是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经验，中国人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从殖民主义到独立，过去几十年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动荡，我们看到中国人已经变成了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中国人仍然是留在了印度尼西亚，而且一直留下来，尽管有返华的浪潮，当然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我没有提到一些高级的中国人，他们在海外经商，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商业机会的时候，如果有利润的话他们就可以遵循过去这些利润，他们可以到中国，到香港，所以这些机会是没有边界和国籍的。
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国家，当前可能有很多印尼华人在中国投资，中国经历了改革，发生了变化，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东盟也是一部分，我们是东盟的成员国，东盟包括四亿五千万人，包括十个国家，我们谈到地区化的时候，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否认就像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有五个国家组成，像东盟加一，东盟加三也马上要实现了，我们看到这种趋势逐渐实现，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的市场，所以我们的社区也是一个大社区，机会仍然是在那里的，当然中国也是有机会的，已经起飞了，作为强大的经济体我们在东盟国家也要结为一体，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比如说中国有赤字，当然印泥也有赤字，去年是七十五个亿，我们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像矿产，同时还有产业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的成功也有可能是反映了欧盟的进步，怎么样实现每年3%的增长，我们怎么实现像中国这么快的8%的增长，我们有失业的增长，我们看到经济发展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性。
主持人：稳定是中国经济一直追求的目标，你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作为海归派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在新部门做生意的感受。
曾强：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例子，十四年之前我刚刚到了加拿大，第一站是温哥华，那时候我口袋里只有五美元，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在加拿大镇第一个一百万美元之后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之后也就是五年之前我是从零开始，两年之前我们的销售收入又开始以百万美元计了，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从欧洲，从北美回来，但有一个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我想同时也是你们的问题，就好像是你给自己的手机充电的时候，你会发现系统是不一样的，中国用的是GSM，而你的是CDMA。在欧洲有一个两头的接头，所以它比较具有适应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回来之后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适应性。
现在中国正在寻求国际化，有很多全球性的大公司想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对于事物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我想对于这些海归派而言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在中国本土长大的，都在中国受过教育，然后我们到外国，到西方世界继续受教育和做生意，我们的事业心应该更强一点。现在人们都在谈中国的成功，可是在十四年之前，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这样一个趋势，当时有五十万中国人，他们为了出国而刻苦的学习，什么意思？当时有很多的中国大学生想去国外学习，而他们所涉及到这些亲友家属有五十万人，如果每个人挣一美元的话合起来就应该是五十万美元，所以对于中国现在的成功而言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国，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有五十万的适配器。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适应性的问题，在不同的体系和背景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过程，Jiang先生你是一个律师，在北京长大受教育的，您在做律师的过程当中，在北京做律师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看待在这里的情况和你在牛津所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Jiang：我完全同意曾先生的观点，我们在国内需要有很多的适配器把外国的文化引进到中国来，在我第一次得到这次谈论的主题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谈一谈在过去的五十年当中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那时候有很多的中国学生，他们到美国和欧洲区学习法律，他们后来回来之后成为中国民法、刑法，还有其他各种法规最初的创建者，像吴鹏藩，沈家本，这些都是当时回来成为创始人的人，我还想说一下在中国第一次草拟刑法和民法的时候，中国不一仅仅是从欧美那儿学习东西，而且从日本的法律系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从前苏联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最近在法律方面的进展，比如说像法制，像双轨法律进程，还有廉政等问题，所有这些概念实际上是中国人过去所不熟悉的，你如果想从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上寻找这些理念和总计可能找不到，他们都是从外面借来的舶来品，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的学者到世界各国学习他国的东西，有些学者回来了，成为中国的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桥梁，在这里我想说的不仅仅是关于专业的法律人士的问题，而且是一般的在海外侨居的成千上万的华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法律系统本身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不是现在回到了中国，是长期定居下来还是短期的居住，还是仍然在国外居住，他们通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和写Email的方式，他们也从一个侧面极大了影响了中国现在法律制度的发展。
现在的中国法律不仅仅是书面上的东西了，纸上的东西了，它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制定了一些规定公民要成为合法的真正的公民必须要遵循这些规定。当人们去国外的时候他们发现在海外的一些消费者，他们一旦提起诉讼的时候会得到这些，比如说汽车的生产厂或者是其他的制造商那儿获得巨大的赔偿，后来他们看到可以有累计投票派送诉讼等等，这些都是以前在中国没有的东西，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感到非常的惊奇，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也引进到中国来呢。
我相信引进的理念也从一个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现在中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健全法律体系，另外一方面是要促进法制，关于法律体系的建设，我想专业的法律人士应该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在发展法制观念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不仅仅需要法律的专业人士投入，同时还需要国外和国内的华人共同的努力，如果仅仅靠法律专业人士来做推进法律理念的话可能是做不到的。这些海外的华人虽然他们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可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法律体制的改革和法制的完善。
主持人：谢谢，我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感谢刚才几位发言者，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感受，而且说得都非常简短，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让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提问。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回到开头，像曾强这么一个中国人到海外去学习，然后回到中国，他就受到国人的欢迎，他把这种人称为是一个适配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当这些海外的华人回到中国的时候，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加拿大出身的海外华人回到中国之后，却发现这些海外出生长大的华人他们跟本地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障碍或者是鸿沟，他们回来之后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发现很多地方是无法与本地的中国人沟通的，我想知道我的这种印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主持人：我知道很多的外国人在国外他们比回到国内要适应得多。
曾强：可能取决于你回到中国的哪个城市，如果你去上海的话，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上海它有很强的殖民文化的色彩，它很长时间是一个殖民地，所以他们很适应与外国人打交道。如果有十个生意人，他们在上海和在北京生活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六到七个人会更喜欢上海，因为上海像您这样英俊的外国人，上海人很能接受像您这么英俊的外国人，可是北京的情况却不太一样了，在北京他们有一种皇家血统的传统，八旗子弟都有一种大爷的精神，不喜欢服务别人。比如有一个普通的人，可能他爷爷的爷爷以前是皇族，所以他根本不会把你当回事，如果你去广州的话他们做生意不管面对的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旦你给他发定单的话他就会把你当上帝看待，如果你去哈尔滨或者是沈阳，不管你去哪儿，只要你能喝酒他们就把你当朋友，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
一般而言在中国的外国人普遍意义上来说还是比较受到尊重的。比如说我在北京做生意就比我在纽约做生意难得多，因为我们公司99%以上的投资者都是来自于海外，而不是中国本地。
主持人：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中国或者是外国公司的头头的话，你会更加偏向于雇佣那些海归派吗？他们回到中国来想寻找就业机会，还是更加愿意雇佣从小在国外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些人，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不同，学生之间也有不同，不同类型的学生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两类人一个是在国内受教育长大，去海外学习了四五年又回来，还有一种是一直在海外的，然后回来，从教育的角度，从公司经营的角度，假设您是公司的头头您会如何看待和区别对待这两类人。
提问：我发现有一些海外的侨民，还有来自于中国本地在海外学习的人有不同，我发现从内地来的这些人他们更加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他们精力更加充沛，这可能是受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要是你学习培训的项目是四年的话，可能很难说出这两类学生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两种学生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趋同的特征，来自中国那些在海外生活学习回来的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在他们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方面有所作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企业家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在国外赚了几百万又回到中国，当然在国外有很多的机会，你觉得您在培养中国企业家精神方面能做出什么贡献，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我们听到了政治改革等等，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企业家的精神，您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曾强：如果你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会闭嘴，因为我不会说我是个企业家，但是去年召开了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政府公开，官方给了企业家以政治上的支持，鼓励人们挣钱，鼓励人们成为企业家的政策，今天北京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读一下中国宪法的话，以前的社会共产党的党员必须是贫下中农，现在已经有了变化，我们可以成为党员的一分子。昨天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官方的开幕成立仪式举行了，我想中国企业家的这种组织也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发展，我也是这个协会的资助人。
Jiang：我想补充一点，刚才曾强先生讲到一点，中国从来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中国面临政治的或者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从来不公开给企业家应得的待遇，这就阻碍了他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企业家也是不断地提升自己，像曾先生受尊敬的企业家有很多人，当然也有很多的人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挖掘到他的第一桶金，中国现在有非常强烈的仇富情结，如果你变得富有了，人们第一个反应，你的钱肯定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有的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时候确实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了他们的财富，去年也发生了一系列这样的事情，企业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方面企业家本身也应该自律，并且为社会扮演一个很好的例子。
提问：我有个问题，有一些中国人去海外，在那边读书，回来加入到企业家的队伍中，有些人他们是利用了中国法律的空子，有的人是因为有广泛的关系所以才成功的，对不起，我说话很直率，我想知道，当您建立了新的企业家联合会的话你们如何帮助建立规章制度，规章制度可以符合我们国际的制度，并且帮助中国建立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帮助企业家联合会获得他的成功，并且实现社会责任。
曾强：昨天我们成立的新的企业家联合会执行董事不是中国人，是一个德国人，他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担任经理有两年了，业务开发也是在美国那边进行的，完全是美国人做的，管理经理是来自于新加坡，我是主席，其中1／3是中国人，1／3是海外回来的中国人，有1／3是外国人，我觉得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并不是中国人的企业家联合会，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管理团队，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完全遵循的国际化的管理标准，中国在香港只是在这边有办事处，我在国外受到教育，并且在那里生活后确实体会到中国做事的方法与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在加拿大得到第一次的罚单是因为我把车停在了街上，这在中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北京如果红灯没人的话可以闯过去，但是在国外会领罚单。
坎贝尔：我想补充一点，当您在培养企业家部落的时候，我们应该建立企业家的文化，这种文化并不是说只是配方，你们照着做就可以了，这种文化能够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能够保护建立企业发展联盟的人，并不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你不还的话我就不借给你，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组织不应该只为自己谋福利，也应该为社区做出贡献，我们必须要允许创造性的破坏，我们要创造机会，这应该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应该具有的素质。刚才讲到的一点，我们有一个非常长的合同法的历史，在北美我们是把它想当然的当作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北美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无缺的，像安然公司它的破产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那边有那么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什么这种事情还会发生，我们在中国要建立起这种企业家阶层的话，有的时候在海外的中国人他们有欧洲和美国生活的历史经验，他们回来把自己的经验也加进去，能够用积极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家的社区，建立起这种阶层。
主持人：讲到价值观念我想多说几句，坎贝尔主席您能不能再评价一下价值体系的问题，比如说在您的省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种文化，中国人对你们的城市如何建立起独具一格的贡献，比如说业务学术等等，你是如何创立起这样一种环境的。当时第一个问题提到的问题如何能够更快解决。
坎贝尔：它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我们致力于创造人类的平等，我们总是口头上讲这件事情，但是真的要平等的话是很难的，在哥伦比亚省中国人的家庭，几代人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哥伦比亚做贡献，我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中国人在1948年才开始有投票权，也就是说我们确实一直在说公民有平等的投票权等等，但是记住在1919年，1916年妇女才有了投票权，1948年中国才有了投票权，在六十年代之前还有很多人没有投票权，我们描述这些价值观念并不能实现这些价值观念，但是我们确实努力邀请中国社团，让他们融入到我们之中。比如说我们著名的癌症科学家，他在加拿大宾至如归，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做出他们的贡献，我们也给他们加以反馈，因此这是一种双向的补充，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所以这种社区得到加强是因为我能够给予很多。
提问：我是来自中国台北一个出版集团，我有一个问题问坎贝尔省长，我们非常感谢英属哥伦比亚省建立多文化的社区，政治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厉害，在台湾也是这样，在哥伦比亚也是这样，你是怎么样把多元化和个体的政策政治区分开的。
坎贝尔：我只能代表自己观点说话，不能替别人讲话。如果我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区分的话，包括大多数的人在里面，在英属哥伦比亚我们有很多的中国人，也有很多的加拿大人，我希望他们都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成员，一起解决艾滋病的问题，解决癌症的问题，向他们提供信息，使得他们感觉到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个很强的菲律宾的社团，加拿大政府把多元化的社会制定成非常积极的社会政策，我们也觉得这种政策是我们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他们能够被圈定在特定的圈子里面，说它是中国圈子或者英国圈子等等，我没有划一条清晰的界限把他们排斥出去。
我想简单的讲一个故事，在1989年我是温哥华的市长，那时候温哥华的人口急剧增长，有来自香港的五千个移民，我们看一下社区的反应是怎么样，首先第一个增长的压力是由于来自香港的五千个移民所带来的，大概有几种，有五万多人来自加拿大的其他省区，只有五千个移民是来自香港，结果公众就引发了极大的争论，说有五千个香港人带来多大的变化等等，作为市长我就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不看一下整个的情况呢，我们现在人口在增长，这个增长确实难以处理，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因素是什么。看一下你们到底担心什么，当我们进行公开会议的时候把信息提供给每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就进行反馈，我们跟他们说很高兴有来自香港的人，是的我们有一些挑战，但是并不是由这些香港人带来的麻烦，因此我们要小心，不要用一些错误的定义，我想我代表的来自温哥华以及哥伦比亚省的这些人他们都认同我的观点，我们的历史与多元化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这面的中国人几代人以来都为我们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点很重要，并不是说它很容易，也并不是说它没有变化，我们努力的把各方面的人都包括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失败，有时候我们成功。
主持人：非常感谢，下面我把这个问题请下一位发言人回答，当你讲到国家身份的时候，您作为一个印尼的华人有什么感想呢？
tanudjaja：首先作为出身在印尼的中国人，我想我的生活是与本地人在一起的，我们从小就说马来语，年轻一代他们也不会说中文了，我确实还会讲一点中文，因为我小的时候还学过一点中文，当然了我的名字也变了，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把他们的名字改了，我们与本地文化的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与本地的系统相处也是比较融洽的，现在我们理会里有一个中国的部长，内阁里也有一个中国人，另外我们还有很多中国的高级官员。以前在我们那儿很多人讲中文，还有很多人中国的节日，比如中国的春节，在我们那儿是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我们那个国家有一万七千个小岛屿，有很多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社区的角度来说具有很大的多样性，但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整个社会一起演进，中国的人通过媒体和出书等等方式，一方面是展示自己本身的特点和身份，一方面又引起当地大的文化一起进步。
提问：我是来自于瑞典工商学院的，我的问题是有很多海外的华人他们做的非常成功，他们为中国的公司融资做的很成功，可是这样的情况在上市和风险资金方面正好相反，有很多西方的模式在融资方面速度没有中国人做的那么快，我想知道对于中国的模式和西方的模式之间有什么不同，你们在中国更加愿意使用哪种模式呢？
曾强：没有任何投资，银行或者是CFO给我投资，我靠自己的力量筹集了四千万美元。在中国讲关系，在英语当中(英文)是一个褒义词，这是一种资产，可是在中国你说关系的话是一个很特殊的词儿，它有一种潜在的意思，如果是你想给市长，一般的人没有关系的话想给市长打个电话，可能得排队等两年的时间，而且还只能同他的秘书通上一回儿话，如果你有关系的话可能当天晚上就能请到市长吃晚饭，所以关系非常重要，在中国关系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的投资者他们非常注重关系。
坎贝尔：我总算知道了你刚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主持人：你能不能再讲一讲在法律框架当中关系是起一个什么作用。
曾强：我记得十年之前关系可能非常重要，80%或者90%都要取决于关系，现在可能40%—50%得取决于关系了，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儿的话。
Jiang：这点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关系的重要性正在逐渐降低，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标准化的，符合国际准则的业务流程在中国得到了推广，不仅仅是外国的投资者，而且这些海外的华人回国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您刚才谈到了尽职的精神在中国也是被人们认识到了重要性，特别是在投资的时候，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专业和职业精神的发扬，在过去如果要是一个人有能力的话可能更加希望在法律方面有尽职的人，如果你有高素质的会计师或者是律师的话可能会很高兴，很想找合格的律师和会计师，可是以前很难找到，现在比较容易找到了，即使是对于市长们他们现在也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他们在整个体系当中也有制约和平衡的因素了。在中国现在关系这个词儿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关键是你能够以一种专业的精神做你的工作，关系没有太大的问题。
提问：谢谢，我是来自印尼的，我刚才听了大家的讨论，我认为当一个中国人在海外长大，他是如何看待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的问题，不管是在印尼，还是在北美，他如何看待全球的商业文化，他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少数民族团体的成员，可能这些华人在海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当这些海外的华人来到中国本土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可能与美国人不同，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可能有很多的相似点，您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对于商业文化本身的不同？
主持人：我就是一个在海外出生的华人，我从来没有在中国长期居住过，我和我的朋友相比，最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是中国社会巨大的机会和潜力，还有它的多样性，以及我们有可能将这些潜在的机会转化为实在的动力，这是其他国家现在没法跟中国比的。当你来到中国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是外国人，可是你又比其他的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更亲近的外国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比那些外国人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你会受到尊崇，因为你是长期在海外居住的。
坎贝尔：美国人和英国人关系比较密切，有很多美国人去英国，之间有很多联系，最早的时候祖先是从西欧来到北美的，北美独立运动之后，富兰克林他经常去西欧联系，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有一些海外的华侨回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外在的东西，还有不仅仅华人是这样的，其实像北美的人他们回到自己原来的老家西欧去也是这种情况，所以遗产和传统的共通性和共同性确实能够帮助建立起人们之间的某种联系，不管你是不是海外的侨民，你都是实实在在的与本土的这些人有所联系。
主持人：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下，黄菊副总理很快就要在大会议厅做演讲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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