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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作为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年会的延伸和继续，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03中国企业高峰会”定于11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召开。200位全球著名的跨国公司领袖、经济学界的顶尖级人物及政府领导将与另外200位中国企业界精英云集一堂，就共同感兴趣的40个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知识产权：存在着什么样的公平及强制实施模式？
主持人：苏米特拉.杜塔(欧洲商学院(INSEAD)法国教授兼执行教导主任)
欢迎大家参加这一节会议，这节会议标题是知识产权：存在着什么样的公平及强制实施的模式，我们有三位尊贵的专家，参加我们这节会议，在我左手边是尹先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下一位是Selby，负责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Ellis负责香港国际电影协会。我这个课题对中国非常有关，中国怎样开展这些业务，基本上在每一次大会上，我参加每一次大会上涉及到中国业务发展的时候，都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现在有一些让人担心的地方。同时，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很大的步骤，很大的改善，在过去几年改善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有一种事实，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中国单独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经济体也受到了这样一些影响和一些担心，互联网在西方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市场如此大的规模，以及中国不断地崛起，作为主要的经济实体发挥出来，我想在全中国全球化的速度以及职责，他们有这样一些义务，就是中国如何看整个IPR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到我们在全球的讨论，一个是技术，技术也在发展变化，它已经改变了人们可以如此容易分享信息，可能是容易违反IPR，所以在全球不同的部门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文化问题，我们知道在因特网上，从传统来说，是免费的，在线上或多或少都是免费的，这样就使某些人解释这种文化，为什么人们发现能够拷贝这些文件，是能够被人接受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环境下的文化问题。人们经常上，中国有更多的采集者和监管，这可能就模糊了数字拥有权和收藏者的拥有权的界限。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让专家探讨一下，在最后我们必须要记住，有这样一些成本在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整个IPR领域，因为中国的公司不断创新，提出他们自己的IPR，作为全球的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还应该得到一些保护和充分利用他们自己创造IPR的产权，所有这些观点和几句话作为我们这次讨论的背景。我想邀请我们的一位专家成员尹先生，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从他的角度来说，IPR的情况，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怎样看待未来，未来的步骤是什么，在这方面是怎么发展的？
尹新天(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早上好！在这个地方我想把中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谈到知识产权，知道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大家都很陌生，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上一个热门的话题。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陆续地建立了知识产权方面的各个法律，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等。在2000年、2001年这两年的时间里边，中国又陆续对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发进行了修改，其目的为了能够适合与，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现在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讲，中国知识产权的体系已经完全覆盖了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保护所有知识产权领域，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完全达到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保护的水准。知识产权工作有两大方面，一个是权力的授予。在三个主要的领域，专利、商标和版权这三个领域里面，其中专利和商标，是需要经过审查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的。而版权在中国是能够自动获得权力，它是不需要经过审查的。在专利和商标这两个审查里面，中国有关的主管部门，在这二十年时间里边，取得非常明显的进展。
比方说，专利从1985年第一年的申请量只有一万四千多件，到2002年达到25万多件，翻了18倍之多。2002年一年商标申请量达到37万件，因此从权力授予的环节来讲，是发展很快的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来讲，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有效，不仅是在法律的制定，在权力的授予，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获得知识产权之后，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执法的体系。在这个环节，中国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我们在所有的知识产权领域里边，我们不仅有司法执法的途径，我们还有行政的执法，尤其是在专利，在商标这方面行政执法的这样一套体系，这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具备这样特点的，因此中国这样两条途径同时进行，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做法。
大家可能很关心，中国为什么要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我们想这里最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为了鼓励创造，为了鼓励创新。这里面我们讲的创新不仅包括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创新，也包括文化艺术方面的创新。创新的能力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国家综合的国力，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创新的能力怎么样。我们过去说中华民族有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现在讲，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创新的能力，它就不能够致力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观点。
知识产权制度主要的目的在于把人类的治理创造的成果转化成为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能够获得一定时间内市场的独占的地位，这种市场独占地位，为发明创造者和所在的企业，获得了一种利润和获得一种回报的可能。因此，这样就达到了促进创新的作用，进而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林垦总统曾经对专利有这样一句话的话，专利是给天才添加之火抵御之油，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在知识产权领域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认为这样一举话，对知识产权制度起的作用非常简单而又非常生动的的表达。
第二，现在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规则，我们从事国际贸易、国际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准则。知识产权协议纳入到世贸组织范围里边去，因此使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国际贸易是紧密挂钩，因此在当今的形势下，能不能提供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个国家进入于国际事物中间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中国从八十年代初期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就使得我们在这方面符合国际的规则，这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吸引外资的投资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两方面是知识产权制度对中国的意义所体现的地方。
中国对知识产权到底能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在西方国家，比方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都已经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中国现在有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历史还是很短的。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用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百年、两百年走过的道路，我觉得这句话在某些方面也许是对的，比方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法律体系的完备，以及建立有关的审批机关、审查队伍，也许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我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指出，有一点不可能在二十年时间里边就完全能解决问题的，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知识产权的意识，民众自觉遵守他人知识财产权的意识，这绝不是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边，就能走完别人一百年两百年的道路。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地方要坦率地承认，在周围现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像假冒的商品、冒充的商品、盗版产品等等，以及模仿别人发明创造，这样的行为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一是我们必须谈人认识的现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时间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还在迅速发展的变化过程之中。中国的政府机构面临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今后怎样提高公民这方面的意识，更好保护知识产权。同时，这也是很多其它国家和外国对我们中国提出各方面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批评是对的，但是也要了解到中国发展的现状，有些事情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予以改变的。我觉得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有信心在今后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里边，使得保护中国知识产权现状和现在相比将有一个更大的改变，我相信这一点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坦率，非常坦诚不公的介绍，中国在IPR的保护上加强这方面的保护，取得很大的进展。我有一个问题希望提一下，企业的领导者，从西方的公司和当地中国公司等等，我想了解国外的公司有什么样的想法，一些企业的机构，中国的企业领导人之间，他们关于IPR的保护，这两方面来说，都是讲同样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方法或者想法不一样，中国跟西方的比较，IPR是怎么探讨的？
尹新天：在意识方面，应当说中国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这方面，我觉得从意识上讲应该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大家都已经承认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国际事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知识产权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能够产生知识产权，另一方面需要特别注意防止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在这方面的意识已经到了同等的水平地步。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于中国从企业内部来讲，在如何管理自己的知识产权，如何和别人进行知识产权的转让、管理方面来讲，从技巧、经验方面讲，应该说仅仅在开步的阶段，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要说到最根本的一点，从发明、新技术的产生能力方面讲，中国的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先进技术比较高新的技术还是引进为主，中国自己的企业，完全能做到平衡的，能够既引进，又输出的，现在可能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地步。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想您刚才指出的一个主题，您讲到创新的重要性的主题，我也希望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再次讲到。我想中国长期发展，创造性是非常重要的。从Ellis头衔大家可以看出来，您是如何看待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的进展？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怎样执法的模式和商业的做法现在在存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你们非常关心的。你们认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比较不好的？
Michael C.Ellis(香港Motion Picture国际协会副会长兼地区总监)：首先我要说盗版这个问题并不能放在真空的环境下看待，我们需要在市场上建立起好的法规的环境，看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说中国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得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及我觉得在知识产权问题解决当中，首先要从政府领导，如果不能承担领导的角色，协调多方的工作，不能强有力执行这个方案的话，情况是不会好转的。我很高兴听到还要教育公众，教育消费者，这也得包含在保护的工作中，即便在法庭深，我们也听到有破坏资产产权的人说，他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他觉得是合法地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教育消费者，告诉公众怎样做是合法的，怎样做是非法的。这个问题通过网络也可以很好地做到。
再一个问题就是回报，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海洛因的价格，如果在美国走私海洛因的话，利润是400%，我们看DVD的走私和盗版DVD销售，在英国利润可能是800%，只要有利润就肯定有人去做。如果你是犯罪或者犯罪组织，他们完全知道走私是犯法的，如果被逮住的话，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亚洲，我们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但是在很多的亚洲国家，现在对于走私DVD或者盗版还是处于罚款，这是没用的，现在就他们来看，回报非常高，风险并不高，对他们来说，很显然还是要继续盗版。很多罪犯一旦释放出来以后，过几个小时甚至当天马上又不逮住，还是在那里走私DVD，如果我们要有效打击盗版的话，必须要加强打击犯罪，整个行业都要采取一些诉讼的行动，并且法庭上司法的程序也能够尽快地理顺，打击盗版也要放在市场的环境下考虑，你要成功打击盗版的话，必须许可以合法的方式引进电影和作品。在这方面我们希望政府有所举措。我觉得有五件事是我们可以做的，比方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盗版率现在超过了90%，我们希望这个比率能下降。现在经济的情况使这个比例更加糟糕，我们必须要不断加强打击的力度，有协调性打击，甚至是到副总理这个层面抓这件事情，不能让各个部门相互隔离做打击盗版的事情，要大家协调起来。
第二，在高级政府领导人层面上，他们必须要接受这一点，必须通过刑事出发打击盗版。在世界其它各国，他们都是采用刑事起诉这种形式。如果罪犯盗版的金额超过一定的程度的话，罪犯是要入狱的。
第三点，我们希望对于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的保护，在立法上更要加强。现在法律把门槛设得太高了，版权保护的门槛要降低下来。如果罪犯盈利了六千美元的话，这可能是冰山的一角，他背后有更多的金额，而且即便是六千美元，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因为这六千美元可能是盗版的价格，每一张盗版爹可能只卖十块钱，这并不是市场价格，而且我得要抓住所有的六千张碟才能够证明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城市里面，你走进一个录像带店，你当场看到的就是几百张，所以你要同时抓住六千张碟片是不容易的。
第四点，不断提高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的透明性。我们看到在这方面进展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开始获得关于这些案件更多的信息，有关方面也邀请我们协同参加一些行动。在中国做一些调查的话，如果不是政府部门做调查还是违法的，我们参与公安部门调查工作，我们希望今后能让企业更多地参与这种调查的工作。
第五点，希望进一步加入世贸组织的规范，以弥补现在在执法方面的空缺。我们也希望每年中国能够引进更多的外国的大片。去年我们公司一共推出两百多部影片，但是在中国只允许进口二十部，这些都是国际市场上流行的片子，都是很不错的影片，有的在日本，有的韩国拍摄，有的在印度拍摄，有的甚至在中国本土拍摄的，盗版问题的解决就是允许影片这个行业更自由更开放，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帮助打击盗版，这样做也是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知识产权条例的要求。我觉得看中国国内影片行业也非常不错，这一点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电影行业也需要保护，我们也存在相关的利益保护中国的电影行业。所以，盗版的那些人他们获得很大的利润，这些利润、这些钱应该返还给创造者和国际上的影片和国内的影片、电影工作者和创造者，很多中国本地社会的影片，背后投资方投了很多的钱，但是投资可能达到一百万几百万，他们去年做了很多的工作，有几部影片推出的时候，在几周之内控制住了盗版，但是过了几周之后，盗版片马上充斥市场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代表好莱坞好几家电影公司的，我们希望在中国有更开放的市场，让更多的影片进入这个市场，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同事一起合作，打击这里的盗版，我们不能在真空当中独立做这件事。
主持人：Michael早些在会议之前，我们私下开了一个会，他提了几个例子也让我非常震惊。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教育消费者，教育消费者哪些事是合法的，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你还讲到，现在在做盗版的人，他觉得回报非常高，盗版电影利润非常地低，所以有一些组织起来半组织起来的犯罪团体来盗版。显然在技术上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让个人都能够非常方便的下载影片，现在在网上下载歌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下载电影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看影片唱片行业，过去几年就因为网上下载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打击，那种行为是个人的行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个人下载网上的音乐，那就使得唱片公司有了很大的损失，这并不是一种组织或者半组织的犯罪行为，这些人就是你们的客户、你们的消费者。你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在全球有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唱片行业不能推出可行的商业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在这几年里发生了变化，而唱片行业几十年来没有商业模式调整的变化，结果整个唱片行业现在受到很大的压力，就因为互联网上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往前展望四到五年的话，也许再过四五年，在网上下载影片会和现在下载音乐一样的方便，电影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呢？你们是否会调整你们的商业经营模式？你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Ellis：我觉得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地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迎接因特网和互联网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我们在市场上要提供消费者想要的产品，我们的这些成员我们并不反对高科技，我们一直是欢迎高科技的。但是最重要要迎接高科技的浪潮，我们希望在保护自己产品框架下进行，在法律和立法上，要设置这样的框架，保护我们的权利。技术上也可以有所帮助，比如我们加水印等等，现在我们有加密的技术，人们很难解密。我们也许可以推出这种含有科技的产品，要教育消费者。另一方面要做执法的工作，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行业充满活力。我们其实是很积极地在做这些工作，我们当然也在关注唱片行业所受到的压力，他们所处的局面。在电影行业现在来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在网上看电影还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今年我们已经发出六万多封的信，我们看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的邮件发到信箱里，告诉他们哪里可以下载免费电影，我们在马来西亚、香港、日本已经会做这些事情，我们会跟得上时代的，我们觉得这么做很重要。
主持人：我知道Ellis以前是学法律的，所以执法工作对你来说也是很熟悉的。我觉得在商业模式上，你们在商业经营上会有什么改变呢？在西方一张碟片卖到十几个美元，但是在这里只卖一美元，你们的消费群体有没有什么变化。
Ellis：我们制作影片和营销影片的是不是有变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看电影还是挺贵的，我们要制作一部片子大约要八千万，国际市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影片卖到国际市场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成员降低影片的价格，降到十二块钱，看看这样能不能扩大观众人群，是不是解决盗版问题，结果很遗憾告诉你们，在十二块钱这样一个价格，比盗版片高不了多少，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影响电影在中国市场上成败，所以价格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已经做了五年这方面的工作，我在亚太地区，包括从巴基斯坦到新西兰各个国家，都制定过这些国家的战略，我们通过工作已经降低了盗版的程度，当然盗版永远会存在的，你不可能完全清除它，但是我们希望创造公平的环境，让合法存在的企业能够有竞争力。在香港有一个很经典的离子，他们为了解决盗版问题，实际上本地电影行也受很大的利益，去年在香港，最成功的一部影片《无间道》因为有效打击盗版，使得利润增加50%，这部片子成功地在西方行销了，回到五六年前，因为盗版香港的电影业受到很大的打击。
主持人：Selby对香港打击盗版和产权保护是非常熟悉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教训，你们如何与大陆合作，与整个地区的其它经济体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
Selby：非常感谢，我也感到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给你们进行介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恐怕我们不能够讲得太全，让你们满足。我想说早些时候，有人给我提出一个挑战，关于知识产权有新的东西很难，尽管如此我还想努力强调两点，这两点可能对某些人有新的意念。第一，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行业创造性的关系。第二点，香港的经验对打击盗版有什么帮助。我可能并不完全解决香港的做法，但是了解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探讨其它更加具体的问题。
我听到过，政府的智囊团或者一些人讲过产权保护必须事先能够促进能够发展创造方面的行业，我认为香港很好的经验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一点，我相信产权问题涉及到一些后果，从内容创造来说，必须要发展，才可能创造一种环境，产权可以得到合适的保护。让我们看香港两个具体的例子，明星李小龙在电影里边创造工夫，能够创造香港很大的电影市场，在九十年代按美元算的话，香港是电影第二大出口国，受到九十年代末盗版的影响。另外一个例子，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作为我们当地电视台的投资，当时有广东话的流行音乐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很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和中国华人的音乐，所以这些因素使内容创造的行业发展很快，开始开发，带来一些经济的好处，要实现给香港带来的收益，也面临一些风险，使得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社区采取有必要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防止被侵犯。
中国的情况。在重要的时刻有一些象征性的做法，就是杨利伟的太空之行，我想这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中国从工业生产和组织来说，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全球的标准，像美国、俄罗斯和其它国家航空水平，杨利伟手上戴了一块手表，这个手表带有当地商标上了太空，这一点当中国的企业抓住了机遇，并不止是OEM的生产，代表国外的厂家来生产，能够提出来自己的商标和品牌，当这种创造性的产品出来之后，能够带来很大的收入，作为中国的国际贸易来说，这是很好的转变，这是从实施知识产权方面来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第二，关于实施问题。我们必须要广泛看一下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实施，职责的划分，知识产权的侵犯，商标、版权、专利等，除此之外违反版权的电影或者书，这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在香港、在中国、在亚洲、在南美，在美国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摆脱这种情况。我们划分这种职责的时候，你要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只是打击一个领域版权的盗版，所有的资源没有受到变化，还是在一个机构里边，因为都有一些不好的材料，还是非常广泛的，还包括属于其它商品的伪劣产品，怎样实施呢？另外更加广泛领域的实施，以便能够有效在工作中影响到机构、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给公众一种印象，这些行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当通过或者走过一个商店的时候，可能销售一些伪劣的手包，隔壁还要销售一些盗版的电影片，所以实施有一些原因，但是对公众来说，他们是否是正确的，或者他们是否合适的，有多少个中国政府，只有一个中国政府，这些人都是属于政府的，给大众当中带来一种错误的印象。纽约前市长朱丽.阿妮讲过，在纽约从电影上看到，经常能够看到涂写乱画的现象，这是团体的意思，谁来负责，没人负责，我来负责，这主要给人一种现象，在香港这种涂写现象非常少，但是我们还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也是这些人可能有一些意思，你们是否负责，我们负责，这是另外一种涂鸦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够清楚这个问题的，我们会给人发出不正确的信息，我们给一种人印象，我们不负责这些事情，国际组织和国际犯罪集团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在香港还是很幸运的，我们采取一种途径联合行动打击假冒伪劣或者盗版，我们还继续做下去，将来还要做得更加坚决。
在2002年，我们有800万假冒伪劣的商品，差不多价值相当于2500万美元，今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抓住了差不多2000万美元的假冒伪劣产品。每年有两个月去监狱，他们可能是一些被判刑的人，在年轻被判刑的人员当中，我发现差不多40%香港犯人都是由于假冒伪劣或者是因为盗版被判决的，他们会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在法庭宣判他们，有组织的犯罪，他们选择一些年轻人或者选择残疾人，他们选择一些来自大陆的访问者，做短暂的访问，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看不出哪些是犯罪团伙或者某种情况，因为现在把年轻人采用同样的方式跟其它年龄段人是一样对待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内容开发行业的发展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役畜，在整个社会采取知识保护，我们希望了解如果有真空地带，如果实施不一致的时候，就有组织的犯罪，组织的犯罪是统一的做法，在他们的违法行动当中。如果我们使用分裂的军队打击有统一组织的军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军队打击统一的犯罪。
主持人：联合统一也是可以能够打击违法IPR的行为。我要求更多讲一讲你们如何在地区进行合作的，特别是香港的信息能够实施，在中国整个地区实施怎么做？
Selby：香港是中国最小的地方，在中国地图最下角，把我们的合作扩渣到全国是很困难的，当然整个过程有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们跟中国大陆合作有两层合作，首先我们和版权局有定期的联系，我们还有跟广东省合作，特别是珠江流域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继续建立更加强大的联系，在公众的教育上和实施上。香港知识产权的实施只是由一个机构去做，中国现在有六个部门去做，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在行政上，再一个在刑事犯罪上面来说。我们现在找出一种办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香港和不同的机构上的沟通上。香港的海关方面的关系跟广东的海关有关，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几方面是没有去做的。我们一起来合作，统一、联合的做法实施，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
主持人：我们听到三位专家的发言，他们跟我们分享了在知识产权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不同的角度，现在请在座各位的提问。
(提问部分)
提问：我来自日本。非常感谢尹先生的介绍。根据日本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主要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者各省地区，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处理IPR，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在各省保护自己的行业，他们并不准备保护IPR，这是我们日本公司的一些抱怨。我们如何指导各省、地方当局，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我的问题。
第二点，IPR保护。我们在探讨APCE的情况，我们跟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合作，建立他们的能力，怎样做IPR管理？
尹新天：第一问题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行政或者司法机关处于地方的利益、地方的税收、地方的就业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他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正确的立场。从各方面的媒体报道上来讲，现实中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存在，这是不现实的，这种现象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从国家和到地方，现在都在大力地加强依法行政总体的非常高的原则，各级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必须以法律作为我们做管理工作的基础。同时中国从法律上面讲，也越来越制度化、严格化，对于一个机关，比方说对绝大多数知识产权处理的案件，对有关具体事务的处理，如果说当时人不公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话，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可以依法提出行政诉讼，你可以向有关的法院就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进行提诉，对一审不服可以上诉到二审法院，这样一种机制，我们认为也是非常有效防止或者机制制止执法不公平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因为过去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从标准方面讲确实比较困难。比方说专利，判断是不是侵犯专利权，这里面牵扯到非常复杂的法律的概念和基础上的问题，过去在这方面审判经验也不够，从法院到行政机关都在努力地提高执法人员这方面的水准，使得他们在判处有关案件或者作出有关处理做出规定。
提问：尹先生最后一点讲到说，中国企业需要保护自己知识产权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战略，鼓励创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不够，日本的企业愿意与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尹新天：您提的这一点我们非常感兴趣，也认为非常好的一点。现在对中国企业来讲，有些完全从理论上从书本上讲这方面的管理方法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问题。特别需要在工业或者是在商业的同行里面之间的经验交流，对我们企业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愿意在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的策略方面、战略方面为我们企业提供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的探讨。
提问：我是来自上海东昌制造工业公司的。我有一个很务实，很实际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也不大好解决。在你们看来，一家中国企业保护知识产权最佳的办法是什么呢？既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又不能违反其它人的知识产权，同时成本又不能太高，最佳的方案是什么？
Selby：我也经常去讲课，我有时候讲课就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当中讲到，兵贵神速，其次讲到一定要有所准备，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在那儿等着问题出现，才想到去解决，他们应该去读读《孙子兵法》，要事先有准备，你准备得越充分，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所有的知识产权必须要先去申请，至少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个要在生产方面申请注册保护，在主要的转运点，比如说香港注册保护，还要在销售分销的国家、地点注册保护。所有这三个地方你都要保证产权得到注册保护。
再一点就是意识，在所有问题的出现，孙子所说的用将，要派出间谍，如果有人破坏知识产权的话，你要第一个发现，而不是说过了半年以后有人告诉你有这事，一定要跟踪市场的情况，市场的进展，这样守法工作、执法工作也会做得更快，成本更低。
尹新天：
我想补充一点。对中国的企业来讲，我们要重视创新，我们要重视自己获得知识产权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认为，从事技术方面的企业，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技术都必须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所有的创新都是我做的，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美国顶尖的企业，比方说像IBM等这样的企业，他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技术也是从其它公司引进来的。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是，你有需要吸收进来的，你也能够为别人提供的，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处在在资产方面相互交换的状态，实际上达到这种状态就是非常不错的，不要指望都是输出，你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只能引进，那是很被动的状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企业要特别注意。
提问：我是一个私营企业，在国际商务交往中，有一些经济合作伙伴，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问到，在业务往中国发展的时候，很关注中对于知识产权，特别是对于生物技术和药品方面的生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展情况。我的问题是，请您能不能简单叙述一下，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对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做了哪些重要的调整？
尹新天：
刚才我前面已经讲过了，2000年、2001年到2002年这三年里边时间，我们为加入世贸组织方面对知识产权法律做了全面的调整，调整所涉及到的方面是非常多的，内容也比较丰富。我想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一定有时间能够具体地介绍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总体来讲，经过我们的修改以后，跟知识产权协议所要求的标准是一致的。去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一年，入世的审议，今后根据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协议，在十年时间里边，我们进行八次过渡性的审议，也就是说世界对中国看得是很紧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每年要过一次堂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两次审议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对知识产权方面来讲，已经使得世贸组织成员基本上感到满意的，至少从法律方面来讲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关于生物技术，有关欧洲在生物技术和药品方面，这方面最主要涉及到专利法的保护，我们在入世以后的修改没有变化，我们93年就已经达到这方面的标准，对药品和生物技术都能够获得专利保护，因此在这个方面你可以告诉欧洲的同事们，不必有任何的担心。
中华工商时报：有很多刚刚创立民营的企业有很好的成果，在申请专利保护的时候，如果想在国际申请专利保护的话，需要有很多的资金的支出，在起步阶段资金实力不是那么强，咱们国家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融资支持？
尹新天：中国过去向自己申请专利已经习惯了，向各国申请专利在现在的企业里面，做得很少，中国向外国申请专利的数量远远少于台湾和韩国向其它国家提出申请，从这一点明显地能够看出来。产生这方面的原因是多样的，中国在海外的经营还不到一定的规模，跨国公司还很少，这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向外申请专利的资金问题，因为向各国申请专利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不仅是申请费用，还涉及到各国请有关的专利代理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科技部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准备在这方面设立一个基金，从财政部方面来讲，有一定的政策，能够为中国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申请专利在资金方面能够提供便利，这项工作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到底解决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还不太知道。
中国新闻社：介绍一下中国打击盗版的情况？
尹新天：中国对打击盗版方面的刑事制裁追究的力度不够，在最近这两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谈论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对中国主要的指责点，中国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刑事制裁的力度不够强大，我想做这样一个解释。关于刑事犯罪向来属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它不是在知识产权法律里面本身设定的，也就是说到底一个人要怎样判断它是不是犯罪了，这是由刑法确定的，知识产权法律里面没有权力设定刑事犯罪的标准问题。中国刑法在1997年的时候做了一次新的修改，在这次修改里面专门增加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一章，对商标、盗版、版权等方面的犯罪做了明确的规定，现在的问题在于，1997年刑法里面主要是要按照犯罪活动的违法所得数额也就是说获得利益所得数量确定，是不是达到犯罪的标准？而很多外商和很多外国企业就抱怨，在中国到底违法的金额有多大，是很难确定的，经常就是不规范的行为，你没有办法可以查，这样给追究刑事责任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个问题提出来，确实值得我们中国的法律界、人大在进一步修改法律的时候，能够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怎样使得它和现实更加符合，这要等到对刑法的下一次修改，对刑法没有修改以前，确实现在不可能有版权法、商标法的法律单独调整追究刑事犯罪的标准，这是不符合一个国家法律最基本的标准。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盗版行为人风险有多大，这是制止他的一种行为。另外一个，侵权人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到底有多大，这也是对盗版行为是不是有一个制止的作用。刚才主席先生已经提到了，版权、音乐、电影、书籍，在一个市场的销售价格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实际的承受能力，如果价格过高，使得当地人根本买不起产品的话，这就给盗版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使得他们通过相对便宜的产品，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利益。今天早上在开会以前，我刚刚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金山词霸》软件，在计算机用的，2003版，功能非常强大，多少钱呢？50块人民币，大概相当于5美元，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在美国起码得100美元以上，这样差别就非常大。除了电子磁片以外，我买了几张MP3格式音乐的盘，每张盘正版产品不是盗版产品，每张盘10块人民币，虽然我是一个官员，我的工资也不高，但是这样的价格对我来讲就是可以承受的。我不主张买盗版的产品，我完全愿意买正版的问题，所有西方版权的企业和公司，在中国开展市场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主持人：谢谢。我知道还有问题要问，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后面还有一场，我们现在必须得要结束了，还有问题可以在场下提问。
我总结一下，刚才咱们讨论了几点。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进行非常坦率的交流，大家提出的观点也都很丰富。刚才讲到了很强烈的一点，中国正在改变，正在改革，而且改革的速度是很快，中国的发展非常地快，在过去二十年历面，实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的成就，我们往前看，完全有理有能够期望中国在今后十年十五年里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事情会很快改善的。
各位发言人也讲到关于创新的问题，中国很多企业今天不仅仅是从外面转让技术，也开发出自己新的技术，这个现象以后还会越来越常见。对于中国本地的组织机构和企业来说，他们也面临更多的压力，有迫切性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比如说在香港，我们就有例子。
还有一点就是执法，在执法当中应该要各方面密切合作，包括政府部门和利益相关的各方应该携手在该地区做好守法执法工作。
再一点就是关于职责，虽然没有提得很细，但是大家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有必要教育消费者教育公众，企业应该在经营的地区教育消费者。有的时候，人们做一些事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法。还提出一点就是，西方的一些企业也需要注意就是，成本结构他们有必要根据时代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这个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但是商界的领导人他们至少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我经营的方式。在全球内，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公平的东西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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