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光飞 特约记者 陈晓凤
最近,北京市大力整顿房屋拆迁市场,誓言坚决打击野蛮拆迁,并于上周三首次按刑事案件逮捕了两起暴力拆迁的嫌疑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近日在调研工作时强调,要规范拆迁主体行为,坚决杜绝各种野蛮拆迁。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一段时间也对拆迁的野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
野蛮之一:以强凌弱
北京西城区机织卫胡同3号是个近千米的四合院,为某机关宿舍。男主人说:“我一家在这里住了20多年,可现在一画圈就得拆,所有条件是开发商说了算。作为公民,我没有一点平等谈判的权利,完全是强制性的拆迁。因为拆迁闹的,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睡好觉了。”
有居民说:“规划是人家定的,房屋价格是人家定的,搬迁日期也是人家定的,我们的权利在哪儿?”
据了解,不管房主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拆迁办是不会客气的。对付那些平头百姓,拆迁方式往往是先捅房然后是一口定价。一通知拆迁,一个月内就得搬走,整个操作过程中不免带有一种以强凌弱的野蛮色彩。
记者在北京崇文区花市上头条采访,一个头发花白、年近60的老妇人跑过来,拉着记者上33号的她家去。她已从工厂内退11年了,拿着500元退休金,总是傍晚去买大堆处理菜。她的父亲2000年得了脑瘫,躺在床上3年,一片药就得3元,仅看病吃药就花了19万元。她说实在没钱买房,走不了,拆迁办却天天逼她走,说:“别拿你爸的病吓人。”
老妇人说一见拆迁办的人就吓得直哭。“咱混了一辈子,怎么晚年这样惨呀?”她边说边流泪,脸都肿了。
花市上头条59号住着一对60多岁的老人。记者去时,因为头天清晨卧室一面墙突然被捅了个窟窿,老爷子吓病了,老太太正要带老爷子去看病。老人告诉记者,她已经把房产证真件转移到别的地方,家里只留着复印件,因为头些日子有人到居民家里抢房产证。
有个老人对拆迁办的人说,他迁那么远怎么看病?拆迁办的人说:“你不会去住养老院吗?”花市头条和四条前些日子分别有老头和老太太因为拆迁问题被气死。花市上三条的居民说,几乎天天有拆迁队的人和居民打架,有居民被打伤。一个大爷说,一天他正做着饭,隔壁一声巨响,墙被砸倒了,他吓得犯了心脏病。有一位老人带着氧气瓶,被拆迁办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逼着签字。
2003年2月24日南池子普渡寺西巷1号院被强制拆除一家10余口人无家可归,私房主谢玉春四处流浪,一直睡在办公室。他的两位老人整日以泪洗面,老先生生命垂危。金融街地区有个老人哭诉,拆迁队轰她家走,用带钉的皮鞋踩在她儿子的脖子上。2002年6月某日,普渡寺西巷12号院居民杨学博在拆迁办院内被打得耳膜穿孔。
有个中年女子说,她一天不在家,回家时门楼被拆了,院墙捅了个大洞;有一个居民出门办事,回来时他家的房子已经被推了。还没有离开家园的居民,过着被噪声干扰、小偷光顾,经常断电、断水的日子。更有甚者,棒子队夜袭住户,百姓言之色变。
还有一些居民因为拆迁的民事纠纷遭到拘捕甚至判刑。2003年2月23日,在南池子大街80号院内正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沈桂芝被强行架出,头部被强压在地,然后被送进拘留所。
野蛮之二:致死人命
另外,记者了解到居民反映北京国贸三期工程拆迁致死人命的情况如下:
l、李兴元,住朝阳区光华东里2l号楼406室。拆迁办多次入户或反复打电话催其尽快签约,他连气带吓,紧张失眠,导致脑血栓,死于2003年1月20日。
2、马凤标,住光华东里19号楼106室。今年初拆迁办等人员经常光顾其家施压。他气怒交加引发心脏病,死于2003年3月20日。
3、王志远,住光华东里24号楼1单元。拆迁办等人员多次上门促其签约,遭拒绝后又多次打电话“致意”,气死在家中,数日无人知晓,死于2003年3月中旬。
4、李崇铸的爱人,住光华东里24号楼4门202室。今年3月初因遭恐吓致病死于医院,死于3月初。
5、赵宝月的母亲,住光华东里25号楼2门1层。原患半身不遂,去年夏天已治疗到可以进行户外跳舞的程度。今年4月3日拆迁办等人员亲临她家中促其签约,她因惊吓过度当即死于家中。赵宝月系死者的养子表示难以接受警方对其养母暴死原因的解释。
6、刘志远的爱人刘殿琴,住光华东里24号楼5门502室。今年3月24日拆迁办等十几个人去她家催其签约,因她非户主遭拒绝,此时其女儿回家,又逼其代父签协议,遭拒绝。次日早7点刘殿琴突发昏迷,被急救车送至医院,诊断为脑血栓。
尚有多名死者情况,目前正在调查中。
野蛮之三:违法犯罪
据了解,居民早已谈“拆”色变。因为按目前的拆迁政策,居民所得到的补偿款相对几年前要少得多,另处买房力不从心的比比皆是。记者亲耳听到拆迁办的人员说:“拆迁给的钱,肯定是不够买房的。”关键是没有个商量,动辄玩硬的、耍狠的、撒野的。
特别是在危改区集中着大量低收入居民,极少有能凭拆迁补偿款买得起房的。拆迁使他们失去了惟一的栖身之地,许多家庭被逼得把孩子受教育的钱、老人的救命钱拿来买房,大多还得背上一身债,有些人因此被逼上了绝路。
记者在北京西城区武定胡同厕所边贴的一张为被拆迁居民提供的房屋价格表上看到,许多两居室的居住权就要二十几万;而松榆里半地下的一套两居室,要价就是22.5万元。
南竹竿胡同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说:“我们哪有钱买房?我们每月118元拿了许多年,一生也没有多少积蓄。退休金得吃饭还得看病,都拿来买房也不够。”武定胡同43号院住着的两家都是下岗的夫妻,情况也是如此。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很多老百姓都抱怨拆迁过程中的不透明问题。同样的面积,得到的补偿却大不一样。记者曾装成一家房主的亲戚参加过一次拆迁谈判,一会儿工夫,拆迁款就从20万元涨到了30万元,不知其中到底有多大的伸缩性?
大成胡同一间4米的公共厕所,由于“内部有人”,被挂到某某名下,得到十几万元的拆迁款;而那些没有关系的,住了二三十年的房子,却不算住房面积。
拆迁办对发放拆迁款往往采取“背靠背”的方式。有个拆迁户对记者说,一院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突然就不辞而别了,显然是自认为拿到了合适的钱。
有的房管部门也大赚黑心钱。一位居民为自己的住房过户,房管所收了5000元的过户费,而过去规定的过户费是100元。在一些拆迁街区滋生出一个新兴“行业”:代人要拆迁款,对半分成;帮人多上一个户口,要价两万元。
记者在采访东城区东华门大街62号居民袁德安时,她给记者一张手写且无公章的“拆迁白条”,上写:
东华门大街62号
袁德安,请于明天(8月24日)中午12:00以前搬家,如到时不搬将由产权单位强制执行。
拆迁办
2002年8月23日
据了解,在被强拆的居民中有不少是象这样没有任何文件和手续的。
拆迁领域的违法犯罪一般发生在土地出让、房屋估价、项目规划、安置补偿费等方面。比如通过伪造文件骗取规划、拆迁和建设等许可证,虚假或随意评估被拆迁人房屋价值,或通过剥夺私房土地使用权和用划拨土地进行商业开发谋取暴利;比如采取欺诈手段强迫交易,或要求被拆迁人提高补偿要价,以提取回扣,或通过压低补偿标准等方式侵吞补偿款;比如强入民宅毁夺公民财产,雇黑夜间实施胁迫、恐吓行为等等。
在西城区金融街拆迁地区,每天傍晚有些老人坐在离开胡同不远的全国政协礼堂高台阶上哀泣、叫苦。被拆迁居民编的一段民谚说:“拆迁、拆迁,一步登天,到了拆迁苦不堪言。强拆大军一到,我死难闭双眼。9米平房遭强拆,三口之家毁于一旦,天呵,睁睁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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