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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某个界线之前，杨斌都是得偿所愿，但他放弃主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判断
文/本刊特约记者 陈汜
“败局是在9月27日出现的，如果再多一个月，或许他就成功了。”新义州经济开发区计划最核心筹划者明先生(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在已被传媒悉力搜罗的杨斌故事之外，
做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评论。关于杨斌的败局，一般认为最初兆现于瑞银华宝分析师张化桥唱低其私人上市公司欧亚农业(0932)。
明先生，生庚不详，籍贯南京。初以农村经济为道，后入籍荷兰转攻计量经济，1996年归国，现居上海创业。明先生与杨斌海外而叙同乡之谊，自2001年重逢后遂为杨在入狱前最倚重之左右，此番首次接受采访，愿以最近视角解析杨斌危局与“曾经存在的可能性”。(注：以下引号内为明先生所述)
“回国后，2001年11月，在沈阳再次见到他，回想起来，此时的杨斌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荷兰村天天高朋满座。”当年7月，杨斌持股73%的欧亚农业顺利上市香港，一举募资超过6亿港币，11月再以9亿美元身家跻身福布斯中国第二富豪。
“随后在和杨同去日本出差的路上，他告诉我朝鲜会给他一块地用于商业开发，我也只是姑妄听之。直到2002年3月6日，我和杨第一次去新义州，从朝方的接待规格和官员级别，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玩笑了。但毕竟也不是一个寻常商业项目，杨对自己的实力和个中风险都异常自信。两个星期后，主要由我召集了一个团队，3月底正式进入了朝鲜项目运作。”
香港告警
按明先生的判断，2002年上半年，杨及其私人公司受到两次震动。张化桥事件波澜起而不兴，国内媒体的6月质疑起初被杨视为“第一次真正的危机”，最终也被证实是一场“虚惊”。
2001年最后一天，张化桥突然告知香港基金经理本地权威媒体不日将有对欧亚的负面报道，两日后，欧亚农业即遭基金沽售，股价一日内跌去近四分之一。上市公司与杨分别以公告和电话会议迅速回应，安抚机构投资者。在电话会议中，杨强调上市公司的“现代化农业”价值不虚，同时将《远东经济评论》对上市公司与沈阳基地公司之间的疑问，镇定解释为与外国记者语言不畅所致。
“真正的第一次危机是2001年7月间《国际金融报》对杨斌失踪的报道。首先因为此家媒体有官方渊源，在香港引起了诸多联想。另一方面，沈阳欧亚公司的确接连受到当地贷款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贷款及税务查询。经过对这家国内媒体的辗转了解和再次向外阐释，公司内外的疑虑大致得到消解。
中港两地的质疑虽然皆有所据，其时并未触及杨斌着力的核心，外界对公众公司—欧亚农业在香港市场的种种异常只是徒然存疑。
欲罢不能
2001年岁末，欧亚农业以1.77亿人民币收购杨斌在荷兰资产并租赁土地。次年6月6日，市场突然得知杨斌在5月底抵押股票贷款1.2亿港币，几天内复又还清大半，市场略显不安。转眼7月，“杨斌逃跑”等传闻导致欧亚农业股价剧烈下挫，从当月10日的2.45港元/股跌去一半有余。7月底，杨重申自己持股决心，股价转升。8月6日，杨将欧亚农业18%股份售予两位战略投资人，公告卖价达4.05亿港币，继而引发机构大举溃逃，股价迅速破位1港元/股。按2002年9月末中国证监会所查，杨从欧亚公司频繁转移资产，总额超过2亿人民币。
现在看来，杨斌腾挪股市确有他用。6月抵押贷款资金去返迅速，实际开销不多；而8月初的套现就已近实质性投入。此时朝鲜的商业项目，已令杨完全沉溺。
“开始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商业项目，到后来，朝鲜重要性日益凸显，前期投入也加多。经过谈判，从朝鲜可以获得的土地由数几十平方公里变大到130平方公里—一个新兴城市。而且我们和很多国际财团都接触了，它们表示很有兴趣。后来加入政治性因素，也是为了商业服务的，如果有‘基本法’，土地也许卖到300万元/亩，如果没有，可能3万块也不值。“起初杨斌两头分身，朝鲜有批团队，国内另外有批人，如陈军、刘淑芬等在负责，香港则是赵永初等专业人士。国内这边的管理团队在重大决策上基本起不了作用，陈军也是因为毫无实权才辞职的。杨斌对其他人也不信任。这固然和国内的商业环境有关系，但他也不愿费大力去建立一套制度来保证企业可以按良好的程序运作。如果一开始有授权，在杨正式被捕后企业应该还可以运行，不至于完全瘫痪。杨斌出事后，荷兰村内就发生了短暂的哄抢。我的看法是，虽然这是个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还是个个人企业，管理比较落后。举例来说，他的采购就交给亲戚去做，明知道其中有些回扣什么的，就觉着是‘肉烂在锅里’”。
9月危情
“杨斌对香港资本市场已变得比较轻视。最后一个月，2002年9月，香港证监会函、当地债权人的律师函过来，他很不耐烦打断香港方面的负责人，‘这点小事不要来烦我！’我劝他要注意维护自己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形象，日后更大融资也有赖于过去的信誉。他觉得一旦朝鲜事成，那些都是小节。在这样的心态下，陈军辞职后，他随便任命了李刚。
“9月中下旬，杨告诉我想要把欧亚农业重新买回来，然后摘牌。此时，他已把上市公司当成一个包袱。我告诉他，即使这样，也不等于所有事都不存在了。
“9月24日的就职仪式造成‘朝鲜项目’在杨斌意识上的大转换，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为他颁发委任状，周围是全球一流媒体的记者—此时此刻去大谈赚钱、回报率，好象也很难说是恰当，他开始尝试发挥自己并不熟悉的命题。
“9月27日，杨斌在沈阳召开记者招待会，主要议及新义州种种，并当场颁令称10月1日无须签证即可自中国丹东入境新义州开发区。
“9月28日我一回沈阳，杨就告诉我‘情况不太好，一上来就丢了面子’，免签不能兑现了。我建议他请朝鲜驻沈阳领事馆带证件到丹东直接签证，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领事馆拒绝杨斌。我告诉他，你这样行事人家一下就把你的份量掂出来了。
“10月4日凌晨两三点，杨斌打电话问我对策，此时已无人可以进入他的别墅，我告诉他现在没有什么办法了。”
2002年10月4日，杨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而“监视居住”。
“杨斌敢冒一般人想象不到、也不敢尝试的风险，是有过人之处的。回国后，每个时期都有一批人跟着他，他想做的事也都能做成。疏于管理与不信任人，导致了其业务的坍塌；朝鲜项目团队也有缺陷，对他后来的判断偏差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作为一个企业家还是首先应该追求利润，把生意做好。如果希望打时间差去补窟窿，风险太大。另外，美国经验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再学—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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