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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鲁奥
香港报道
《21世纪》:您曾发表过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请问您此说的理由是什么?
单伟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真实的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有条件和代价的。中国经济维持这样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管制。高储蓄率使得大量储备通过银行转变为高投资率,刺激了国内经济增长,但是也产生了巨大的代价。
《21世纪》:能否将这个代价量化一下?
单伟建:有标准普尔的数据估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高达5000亿美元。在我看来,这5000亿美元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损失,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早晚是要付的,这部分钱早晚要还给储蓄者,当然这个历时将会很长。
《21世纪》:现在各大银行或多或少在通过扩大贷款总量这个分母来降低其坏账率,这似乎是目前最方便快捷的解决手段。
单伟建:不良资产率的降低不完全是因为分母的增加。各个银行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下,不良资产的产生情况已经有了改善,贷款审批程序比以前要严格得多,商业化得多,不良资产的产生总体上来讲应该是有所减少的。
中国银行业的根本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的问题。事实上,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根本目的很简单也很清晰,就是要使金融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借款人手中,使得经济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讲,银行要会自己判断谁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使用者。
如果银行贷款是根据政策指引作出的,那么说明银行没有做到自己的判断;相反,如果银行将“谁是最有效率的资源使用者”的判断作为一种习惯的做事方式,这就是说其具备了一种信贷文化。
《21世纪》:何谓信贷文化?单伟建:如果透过关系发放贷款,说明这家银行没有信贷文化;而如果是透过抵押物来发放贷款,虽然这种判断方式比政策指引和关系贷款要好,但是问题在于抵押物的价值会发生变化。作为一家永久运行的企业,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现金流,要真正考虑借款人的长期现金流状况,而不仅是抵押物厂房、机器设备等等,这是现在银行家最重要的信贷标准,这就是信贷文化。
举一个韩国第一银行的例子。今年3月,韩国著名的SK全球商社(SKGlobal)发生信贷危机,出现了高达70亿美元坏账,实质上是破产了。这个事情对于韩国银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作为SK全球商社最大的牵头银行———韩一银行———在这场信贷危机中毫发无损,为什么呢?
早在两年前,韩一银行做出了一个痛苦但是很坚决的决定:回收对SK全球全部贷款,并开始逐步减少对SK全球的风险敞口。截止到2002年4月,韩一银行对于SK全球的风险敞口为0。而当今年年初危机发生之时,唯有韩一银行得以全身而退,其他几家大银行每家之于SK全球的坏账则高达几亿美元。
《21世纪》:韩一银行为什么能有先见之明?
单伟建: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
当时我们认为,SK全球的现金流属于抓不到看不着的现金流,因为贸易公司的现金流太不稳定。虽然SK全球规模非常庞大,但对于银行资金的依赖太大,我们认为它的现金流根本不足以支撑70多亿美元的债务,一旦银行停止输血,它的现金流随时可能干涸。因此,韩一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决定关闭风险敞口,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确实影响了韩一银行与SK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但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其他银行对SK的坏账太多,SK主要子公司比如SK电讯、石油等都回过头来要和韩一银行做生意。
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讲,这样的操作也许就会变得很难。在我看来,如果银行只重视公司名气、政策和关系,而不关注其现金流,那就不是信贷文化,而是政治文化、关系文化了。
《21世纪》:现在中国的银行正在透过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甚至上市等手段进行改革,您对此怎么评价?
单伟建:对于现在银行改革的具体措施,注资、上市等,恕我不予置评。
《21世纪》:那至少可以说,这是不是一个不错的改革方向吧?
单伟建: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很多不良资产属于政策性贷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消化也不现实,这些包袱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能够把这个包袱解除掉,对于整个银行体系会是一个好事。
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监管者的角度非常担心的是道德风险。如果不良资产由别人来承担,尽管包袱已经解除,但是不能阻止新的包袱产生,影响进一步控制风险。所以一定要划清界线,哪些不良资产由国家承担,哪些由银行来承担,由谁来承担责任等等,这些原则很重要。我认为,现在国内有些银行采取的问责制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21世纪》:除了建立信贷文化,还有没有超越技术性改革手段的一种从根子上去改革的办法?
单伟建:你说的没错,技术的手段不是根本,关键还是体制的问题,正如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如果政府在人力资源、贷款决策方面不能停止干预,中国的银行就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信贷文化。
(单伟建: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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