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明示“注资银行”四大行胃口8000亿？ 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增加对银行的注资”，看似不经意间的短短8个字，却带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是否通过增加注资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曾是困扰中国金融业多时的一个两难问题。周小川这一席话不仅言明了政府心迹，同时也结束了专家学者长达3年的唇枪舌剑。
玄机在会外。
10月27日，二十国集团第五次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墨西哥莫雷利亚市闭幕。
会后，与会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周明确指出，中国下决心改革金融体系，降低不良资产，增加对银行的注资，为中国金融体系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全球化做准备。
这是周小川任央行行长以来，首次对银行注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
在此之前，全世界都在侧耳倾听另一个声音———人民币汇率。针对这一点，周小川表示，中国将在合理、均衡的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将有选择地逐步开放对资本项目的某些管制，最终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
但一语之间，风云际会。“增加对银行的注资”，看似不经意间的短短8个字，却带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是否通过增加注资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曾是困扰中国金融业多时的一个两难问题。周小川这一席话不仅言明了政府心迹，同时也结束了专家学者长达3年的唇枪舌剑。
四大行的注资需求
为进一步解读周小川的讲话用意，记者致电央行新闻处，但有关人士没有给予答复。
另据了解，国务院有关部门从未停止过对注资国有银行的可能性研究，而今年更显紧迫：一方面，年初以来，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提交上市方案，这些方案基本上都绕不开资本金的问题；另一方面，修改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各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此，今年年中，国务院有关部门曾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分别上报希望政府援助的金额。有知情人透露，最终上报的统计结果为8000亿元左右。据悉，有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向四大行补充资本金的具体方案，但8000亿仅仅是四大行的单方面意向，并不代表有关部门是否准备提供如此数额的援助计划。
这一消息未能从四大国有银行方面得到证实，财政部的相关人士也未。
与国内银行资本金相关的另一件事情是，今年8月，中国银监会在向巴塞尔管委会提交有关新资本协议第三稿的意见时，曾明确表示，中国将推迟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将出台自己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一个月后，巴塞尔管委会主席卡如纳表示，“对中国的态度表示欢迎”，并称，这个决定充分考虑了目前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相对偏低，并且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实际。
银监会与巴塞尔管委会的上述态度，无疑令国内银行界感到宽心。但有某股份制银行高层管理人士表示，此举完全是政府部门的无奈之举，因为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相差甚远。
“资本金补充是个难点。上次我们已经补充了2700亿，现在工农中建的资本金又不够了。因为它的资产增加得很快，每年资产增加10000亿，按道理讲就应该补充800亿。但没这个钱。”今年年初，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也折射出银行界面临的严峻现实。
谢平提到的已经补充的2700亿元，是指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接近8％。
然时至今日，同样的需求再次出现。
在年初的讲话中，谢平说，“1998年四大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不良资产）之后，目前剩下的大概17000亿到底剥不剥离仍在争议。如果选择剥离，国家承担不起；要由工农中建自己消化，那就还得8到10年才能达到上市的要求。”
不过，谢平也认为，如果实行“再剥离”的话，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就可以尽快上市。上市以后政府卖掉部分股份，把现金拿回以抵消不良资产。只是，这种做法无法确定股份能卖多少钱。
谁先试点上市
从谢平的讲话中不难看出，监管层当时有意向让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先上市。今年9月，参与某国有银行审计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管也向记者表明了这种倾向。
他透露，考虑到政策性剥离的不利因素，监管层希望用一种新的方法使中行和建行摆脱不良资产的困扰。那就是，在银行内部新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包袱交给后者。当然，为了制造一个相对干净的“壳”，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将不参与将来银行上市及此前的准备工作。
进入10月份，有关国有银行上市的另一种说法从有关监管部门传出。在新“版本”中，银行试点上市的主角换成了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不过，许多金融专家皆认为，工行的盘子太大，以之为试点可能进一步增大上市难度，上市后对资本市场的承受能力也是一种考验。相比之下，中行规模适中，体制也稍显灵活。
以上两种版本有一个共同点———建行率先试点上市似乎是无庸置疑的。据悉，该行的上市筹备工作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3年后在国内A股上市的目标也似乎前景乐观。
有分析人士指出，试点上市的说法，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不谋而合。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在此之前，股份制改革几乎是每一家银行的“必修课”。
但无论选择谁作为试点，都不得不直面资本金问题。
稍早前，标准普尔公司在一份名为《中国银行业2003～2004年度展望》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国有银行在短期内难以单凭自身力量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巨额坏账已经使国有银行在理论上资不抵债，并且阻碍了中国政府对它们的股份制改造。因此，“中国银行体系要想恢复健康运行，就必须获得新的资本金”。
然而这笔巨资从何而来？10月28日，在北京的“2003国际金融论坛”上，记者向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提问：财政部是否会通过发债为四大行上市补充资本金？李勇当时表示，财政部发债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没有多大关系。同样在该论坛上，李勇指出，我国政府的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之和不到GDP的60％，而国际上这个数字通常为60％，因此我国完全有能力支持目前金融改革的全面开展。
资本充足率不实？
标准普尔建议的政府援助金额，远高于四大行自己提出的8000亿人民币，一中一外的差距原因何在？
从《中国银行业2003～2004年度展望》可以看出，标准普尔作出此种估计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银行业已公布的不良资产率尚存疑虑。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四大行的平均不良贷款比率已降至24.1％。但标准普尔的报告仍然认为，统计数据可能低估了中国银行业坏账问题的严峻形势。标普的理由是，中国银行业主要靠各分行信贷业务员的主观估计来确定不良贷款比率，因此不能排除数据有低估之嫌。
无独有偶。就在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亦有惊人之论，他认为，我国银行尤其是四大行已经公布的资本充足率数据有“不实”之嫌。不过他同时强调，“不实”并非“虚假”，而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导致的偏差。
夏斌认为，衡量一个银行的资产质量，不能仅看不良贷款比例，还要关注其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情况；而测量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又得真正按照国际审慎监管原则办事。
他解释说，简而言之，核心资本充足率就是银行的核心资本除以风险资产。从银行财务报表看，核心资本包括股本金、股本溢价、留存和未分配利润。这个指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银行最基础的清偿能力，是银行的私人成本。
而所谓资本充足率，则是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之和除以风险资产。附属资本包括拨备的损失准备金、银行发行的长期次级债务和资产重估储备等内容。这项指标的高低，反映了一家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同样要看到，一是资本中是否扣除非信贷资产的实际资产损失，二是按照谨慎经营的原则，还应衡量应拨备的坏账准备金是否按一定比例都已拨备，即要看拨备覆盖率状况。”他提到了中银香港在香港上市时的例子，当时中银香港的资本充足率为8％，不良贷款率11％，都是在按香港金管局的要求拨备后的结果。夏斌认为，在两家银行不良贷款率相当的情况下，“坏帐准备金拨备多少，拨备覆盖率高低，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夏斌指出，我国有不少银行在计算、预测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时，未能按照上述要求，完全、彻底地贯彻审慎经营、审慎监管的原则，而是在简单套用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计算公式，没有将事实上已经损失掉的、没有计提准备的不良贷款和非信贷损失从资本计算中扣除。因此，有些银行公布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其风险状况和风险承担能力。
图：
韩萌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