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 黄秀繁 曾霞 张英姿 林劲松本版摄影新快报记者 宁彪
对话背景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就向民营资本开放过城市信用社的市场准入，后因风险太高而不得不关闭撤并了许多。
从我国目前金融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可以说现在大规模发展民营银行的条件并不成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防止民营银行风险的好办法，即设计出一整套可行的民营银行监管法规和措施。
同时，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的计划已经明确。
广东作为经济强省、民营经济大省，有理由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头。上图：索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记者：你对四大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将怎么影响他们的发展？
索尔斯：对于一个国有机构，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一定要注意结构的合理性，日本的银行就是前车之鉴，以致股价直线下跌，损失惨重。所以，在进行结构改造时必须先考虑自身的实力。
记者：对于中国银行的高比例坏账问题，你有什么看法？根据你的观点，它们怎样才能早日脱离这些坏账呢？
索尔斯：我认为这就需要政府与银行方面的合作了。因为银行是需要而且必须继续经营下去的，因此他们需要资金，可能就要动用到广东甚至国家的资源，因此，银行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早日抛掉这些坏账，使这些银行跟上市场的竞争环境。
记者：你对国内银行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索尔斯：那要看看它们是在国内资本下动作还是可以让外国资本加入。如果在2005年，外国资本可以进入中国银行业，除非国内银行都已完成了体制改革，不然由于外国银行的坏账率比较低，中国的银行就会处于劣势。
由于这样，我认为2005年中国还不能对外国的银行业开放。除非中国的银行能在两年内处理好这些不良资产。
记者：那你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与外国银行竞争的实力？
索尔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关键在于政府在这两年里能做多少工作。我估计这至少需要5至10年时间。但两年是肯定不足够的。当然，我认为中国是有足够的竞争力的，广东也一样。所以，搞好金融的基础建设与提升金融服务、建立信誉是相当重要的。上图：皮安奇意大利产业发展政策研究院主席
记者：能谈谈你对四大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看法吗？
皮安奇：我认为银行系统的改革是必然的。而且在未来两三年内，银行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中国、广东的经济发展。
记者：民营银行怎么样才能在大银行的夹缝中生存？
皮安奇：对于民营小型银行，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它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市场，到底是面向整个城市，还是面向所在的社区。并且，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建立起网络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面对大银行的竞争中求生存。
记者：您能告诉我们一些意大利民营银行的成功例子吗？
皮安奇：70多年前，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意大利的所有银行都是国有的。1992年，意大利实行银行改革，到现在，只有少于1%的银行是国有银行，其余的99%都是民营银行，它们或是地区性的银行，或是由私营企业经营的银行。就拿我所住的地区费拉那（Ferrara）来说吧，当地的民营银行CassaRisparmioFerrara就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它由一家私营基金拥有，资金来源于当地政府部门、私营企业以及当地居民。现在，它已发展到与意大利国内多个地方的本地银行合作，建立了一个独立地方银行网络体系。它就是意大利小型银行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典范。詹·戴利：安永国际主席(上图) 胡永旭：安永国际远东区主席
记者：你如何看待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可以谈谈民营银行的发展前景吗？
安永：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改革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国家的政策去支持。因为这些不良资产银行本身并没有办法处理。
在香港，如果一家银行知道自己的客户有经营问题时，就会马上建议它进行资产重组。但在国内，只有资产管理公司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对于广东省的民营银行，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目标定立为与中行、工行、建行等大银行去竞争，因为大家的市场是不同的，而应该在银行业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把业务放在贸易等，面要专要窄。
记者：现时中国的银行，包括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很高，达到22%。你觉得应该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安永：举个例子吧，工商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华容公司找了安永做他们的顾问，现在，安永已成功将工行的部分不良资产卖给高盛等国际性大公司，第二轮的洽谈现在还在进行中。华容能走出这一步，请来国际顾问公司来帮助做建议，是十分不容易的。
这些不良资产的处理很需要有政策支持。去年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是26%，今年降到了22%，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数字上的游戏，因为借钱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总数其实在增长。
但我可以说这种观点是错的。
因为这一年来处理了不少的不良资产，而且，现在发出去的贷款变坏账的比率减少了，这就是因为中央银行对这方面的监管非常严格。所以现在的银行发放贷款时都很小心，会按照国际惯例去做，因此国内银行的贷款组合质量越来越好。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笔坏账，资产公司可协助他们处理掉一部分，但剩下的那一大部分该如何处理呢？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外国公司都看好中国，再加上国际上一致认为人民币即将升值。按外国投资者的观点来说，只要买卖不会亏，他们就可以放心去投资，人民币即使现在不升值，加入WTO后因为经济实力强，所以升值也是必然的。
中国的银行大可趁此机会，把不良资产打包出售或以将其证券化，外国的投资者对这些都会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处理不良资产还需要银行有大量的资金支持。
如果银行一味拔备，那银行账面的资金可能变为负数，这就需要中央的支持，例如资产管理公司是以注资还是以其他方式去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当这几大国有银行要上市时，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国际评级。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把中国的几百亿元不良资产分开几大部分出售，当国家不用再注资的时候，是否可能考虑引入一些策略投资者呢？当全国银行的资本结构改变之后，这些问题大部分都能解决。现在的形势是：贷款组合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投资者愿意购买这些不良资产。所以，银行方面可以同时做几样工作，包括把一部分卖给资产管理公司、一部分卖给大型基金、引入私人投资者或者进行一些支务，然后再上市。
记者：但大部分的不良资产都是国有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会怎么看呢？可以结合安永国际的经验谈一谈吗？
安永：顾问公司就要在这一点上发挥作用了。例如对华容，我们首先把他们的不良资产作分类，然后成立一个数据库，把这些不良资产根据国际惯例排列起来，然后评级。之后，把这些评级的资料交给每一个有兴趣的投资者，让他们投标，以一个完全透明的方法去做，效果十分理想。
我们现在还正在为工行的不良资产建立数据库，已经有十几家投资银行和基金称有兴趣。
旁边报道
陈杰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处副处长
“民营银行的话题在国内已经提了很长时间，现在正进入试点阶段，这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在中国开设民营银行，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将随之进入中国市场，这就意味着本地的银行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改革是大势所趋。同时，国内目前尚普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较好的突破，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地下钱庄，并且信用比较好，其所定立的‘乡规民约’也比较完善，受到中小企业的欢迎。如何通过建章立制进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设立民营银行所应思考的主要问题。
但是，要设立民营银行，尚缺乏风险控制制度。也就是说，国有银行有国家这个坚强的后盾，虽然效率可能低一些，但树立信誉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强，民营企业凭什么来经营银行业？怎样抵制风险？这就需要有制度保障。
其次，民营银行的客户环境也不是很好。因为民营银行面对的可能大多是中小企业，而目前国内中小企业生生死死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企业本身的信用常常难以保证，给民营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
第三，民营银行怎样与国有银行竞争？凭什么与国有银行竞争？尚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比如，国有银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有发达的网络和稳定的客户，作为刚刚起步的民营银行相对处于竞争的劣势。这既是民营银行家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政府也应该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下些功夫。
在国际上，关于民营银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
比如美国，除了拥有一些大银行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外，还有2万-3万家民营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金融服务比较完善。但印尼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反思，其民营银行本来占到50%的市场份额，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普遍重创。”
刘少波
暨南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进行民营银行的试点，主要还是来自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到底要不要发展民营银行？政府是否会大力推动和支持民营银行的设立和运营，还是一个不定数。
但是，设立民营银行有其必要性。
目前，国内银行业被国有银行高度垄断，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银行业中引入竞争，打破这种垄断的状况。其次，经济发展的逐渐多元化，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为适应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也必须转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必须要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得到相对现在更方便的融资途径。虽然民营银行运营，面向的是全社会，但同时它会更倾重于民营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小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不过，我想，中国真正要设立民营银行，还要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作为金融机构，首要的是信用，所以民营银行必须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其次，民营银行要有规范的运作，这是银行运营的内在要求。再次，民营银行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把安全性摆在第一位。此外，民营银行需要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并吸纳高素质的人才。”
(晓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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