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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吉
我认为任何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和生育———都受经济推理的支配。此外，甚至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例如，工人仅靠美貌是不够的和民主对经济增长很重要等———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都可以进行分析。这就是本书取名为《不再神圣的经济学》的原因
实用主义色彩
信手拈来，选一个常见的话语环境，用那极富随意、淡然，又不失亲和力的语言在不经意间表达了自己，感染了对方。散文、随笔类书籍因其本身内含有这样的写法和用意，在更倾向于一蹴而就，追求快餐文化的当下始终拥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不再满足于过去那单一、狭窄的知识维度，相反地，复合的、跨语际的、甚至是边缘领域文化的异军突起，正如那鸣响的钟声不断地启发着人们在有限的可能里去追求那无限的思维升华。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那些积极入世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懂得什么叫“需求决定供给”，于是他们学会了偶尔走出书斋，回到人间，抛弃那固有坚持的“你不懂他不懂只有我懂”的数学模型和冷僻的经济学术语，用最直白和鲜活的语言，指点江山，笑谈未来。
就这样，借用着媒体、专栏等形式，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扩张趋势，无论在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法学甚或是其他学科都面临着来自经济学家的挑战；有的学科甚至主动邀请经济学的加入，有的学者则似乎是皈依了经济学。
1992年，贝克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这一扩张达到了最为尊荣的一步。贝克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学问题：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将一大块“社会学领地”纳入了经济学门下研究，尽管还没有成为经济学独占的领域。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又从宏观层面将历史研究、甚至社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都囊括进入经济学的制度研究。
交易费用、信息成本、囚徒困境、边际效益这些本应该出现在经济学领域中的语词却大量出现在其他人文学科里，正因为如此，固有的学科间的区分彼此使得“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说法在包括经济学界本身的许多学术人士中传播起来。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是哀叹、谴责，也可以是调侃或自我解嘲。
然而，当我们说经济学帝国主义时，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在说，一些被定位为经济学家的人从事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主动利用了一些据说是由经济学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命题或分析思路？或者是主流经济学的量化模型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
其实在我看来，与其用狭隘的、门户之见的区分彼此去对待“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还不如用一种学术的宽容说实用的工具主义或者是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实际上它才是使经济学具有无穷嫁接力真正原因。
经济学的另外一张面孔
“我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最佳形式。”阅读了《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一书后，你会发现巴罗并非在乎那些表面的形式，坚持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思考这个不安的世界，这才是他真正的意图。
在本书中，不管是“关于美貌的经济学”、“堕胎和犯罪”，还是“小布什和‘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新刚果的民主政治”，或者是“认真和不认真的财政政策”还是“经济———对美国总统的经济评价”，罗伯特·J·巴罗始终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应该只局限于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上，所以他把经济学从神坛上拉了下来，用它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包括宗教、爱情、犯罪、生育等，许多经济学神话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逐次剥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露出了面纱之后的另外一张面孔。有举轻若重、游刃有余的生活分析，也有运用自由市场理念对宏观经济和政策进行的严肃认真、鞭辟入里的理论阐述，巴罗在他那深刻的经济学思想里，在他那生动饶有趣味的文字里纵横驰骋，游骛八极，从而完成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应肩负的历史和道德的使命。
罗伯特·J·巴罗，197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同时，他担任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津斯研究所高级顾问、《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及《华尔街日报》长期撰稿人。
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殊荣体现在这本评论集中的价值，它不仅让那些经济学爱好者以一窥经济学瑰丽景象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知识平台，而且也为更多的专业人士创造了一个理论突破和创新契机。正如加里·贝克所说的：“《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是由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撰写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引人深思。也许有些读者像我一样不同意巴罗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但毫无疑问的是，巴罗的工作将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经济问题。”
通常去过月亮的人回来都大呼上当。近观月亮，不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坑，换一种角度的价值恰在此显现———它把月光抛给了读者，把坑留给了自己。
经济学不是万能的，但是它在有限的狭窄的视角空间里平添了另外一道光线，让你在思考中多一丝灵感的可能。就像巴罗自己也承认道：“本书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与其说本书在论题上具有统一性，不如说它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统一性。因此，无论是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等规范的经济问题，还是研究诸如民主、美貌和堕胎权利等非规范的问题，我都是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是相同的。”
如果帝国主义的背后是有着强大实用主义色彩的分析工具作为支撑，在认知这个世界的过程为什么非要轻它的实而图它的名呢？也许，《不再神圣的经济学》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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