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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墨李慧莲
现任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是1997年加盟柯达的。在这一年，叶莺做了两年大事：一是切入正处僵局的柯达与中国感光行业全面合作的谈判，并迅速扭转局面，使谈判柳暗花明；二是给她的老板——柯达公司主席Daniel A.Carp起了个中文名字“邓凯达”。
第一件事在1998年有了回报，“98协议”不仅震动了中国感光行业，也震动了中国整个外资领域；第二件事的意义则在2003年10月29日分明了：国内仅存的感光企业乐凯以出让20%股权的方式与柯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说，“‘邓凯达’这个名字起得好。‘邓’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姓，‘凯’是乐凯的‘凯’，‘达’是柯达的‘达’！”
其实这只是个玩笑，叶莺给邓凯达取名时，未必预见到今天乐凯和柯达的合作。但对柯达而言，“98协议”未能将乐凯拉入其中，的确是个相当大的遗憾。也给柯达老对手富士以及中国的媒体和公众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
新协议的签署，击碎了富士胶片的“乐凯梦”，也让公众的想象告一段落。
与所有合作双方一样，乐凯柯达无不宣称这是一个双赢的协议：乐凯如愿地在坚持“合资三原则”前提下搭上全球感光巨头柯达的国际列车；柯达终于圆遂“98协议”中未了心愿。
合作当然也是相互妥协。乐凯现有的技术实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乃至产权结构，与其追求国际水平的理想远不相称，与跨国公司合作势所必然，无论选择富士还是选择柯达，都是向全球化的妥协；柯达对中国传统影像市场始终抱有强烈而美好的期待，甚至采取了与其全球发展战略截然不同的策略，不惜血本地投入资金、培育市场、壮大阵营、应对竞争。“98协议”以及与乐凯合作正是柯达向本土化的妥协。
这种进攻和妥协交织的心态也许从协议签署当天，就从私下走向公开了：
举行仪式的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请柬署名是乐凯在前，柯达在后；尽管有所注意，但乐凯方面还会不时说出“民族工业”的字眼；乐凯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委市政府派出豪华阵容出席仪式。乐凯大概是想告诉人们，尽管出让了20%的股权，乐凯还是乐凯的主人，乐凯还是中国的乐凯，是民族的乐凯。
柯达方面出席仪式的阵容同样强大，邓凯达、亚太区总裁安瑞均到场，邓凯达的夫人也来助兴。尽管柯达方面技巧地表现出低调和谦让，但邓凯达却不掩饰自己作为胜利者的兴奋，“此前，投资者问我，我只能笑不能说，今天，我很高兴又能笑又能说了。”甚至，一向不评价对手的柯达也开始评价起富士了，安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脱口而出：“无论柯达还是乐凯，在和富士的竞争中，都会是胜者。”
“我们不是结婚，因为结婚会再离婚。我们是结义，是为了共同目标和价值观而结拜成的兄弟姐妹。”叶莺这样特别地强调。
其实，无论是结婚还是结义，都有成有败，既有白头偕老的夫妻，也有反目成仇的结义兄弟。结婚和结义的相同之处是：形式只是开始，重要的挑战在后面。人们对中外合资企业中存在的诸多纠缠不清的矛盾并不陌生，也见证过无数不欢而散的合作。中外合作者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合作协议的签署只是乐凯柯达从谈判挑战走入合作挑战的标志。
要想成为经典的结义，或许乐凯方面要做的事情更多。比如，乐凯宣称并坚持住了的“合资三原则”本身就有问题：控股并不意味着控制经营权，如果在经营决策中不顾持有20%股份的柯达意见，而盲目地追求自己说了算，争吵会得以避免吗？
相对而言，在中外合资中历练了5年的柯达应当更有经验应对这一挑战。但帮助一个在同一市场的竞争性品牌发展，对于柯达也是新问题。
总之，一旦合作，任何单方的问题最终都是双方的。
当然，我们愿意看到乐凯柯达能共同走好这20年漫长的“结义”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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