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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郭宇宽发自乌鲁木齐
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乌鲁木齐正是午休的时间，在广汇大厦我如约见到了孙广信。他刚和一个下属谈完工作，那间办公室大约50平方米，我以为他会有保镖，不过没有，门口一个小隔间里坐着他的秘书小刘。办公室装修和摆设都显得有些陈旧，他的老板椅往后靠的时候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桌上摆着他正在阅读的报表，不过在正对着孙广信的墙上
有两张一米五见方的大地图，一张是新疆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
在我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里，几乎没有人进来打搅，中间有两个电话直接打进来，一个是过去的客户、一个是中学老同学，都是要买房，希望孙广信打个招呼能给点折扣，“……噢，你呀。有什么事要我办？……你想优惠多少？太大我可做不了主……可以，回头你找×××，我跟他说一声。行了吧？哎，不要客气。”两个电话都不超过30秒。
我的采访是从如何看待围绕他的争议开始的。
为舆论环境而苦恼
郭:在采访您之前，我在新疆向很多不同行业的人了解，你们怎么看孙广信？有不少人对你很欣赏，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有类似的评价：这个人挺能折腾，但不会做人。甚至干脆有人就说此人人品不行。
孙：说我不会做人算好了，前一段时间有个杂志把我说得才惨呢，根本不实事求是。一个公正的媒体，应该对一个问题有全面的了解，相信你也做了一些调查，广汇如何？孙广信如何？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要说对这些评价我一点不在意也不是，这些年来可以说我很少半夜3点以前休息过，更没有睡过一个中午觉，一直是拼了命在办企业，听见有些人这样评价自己，有时候真是很难过。一句老话说：光听喇喇蛄叫唤就别种地了。
郭：还有句老话叫，无风不起浪，你感到有些人对你不够公正，一定是有些人也感觉受了你的伤害，所以才有偏见，你有没有反省自己做人上的问题？
孙：性格里的东西很难改变，老实说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比如我有时候批评人不留面子，伤害了别人，过后非常内疚。不过我也有个优点就是能抹下面子向别人道歉，晚上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了，但醒来后依然是我。
郭：我感觉你的主要问题还不在和个人相处上，而在你做生意的方式上，我接触一些人以后从他们的议论里，有朦胧的感觉，你做生意是不是太霸道了一点？
孙：可能真还有这么一点，从小就好强，喜欢争第一，喜欢别人听我的，当了兵以后更是这样。
当时读军校的时候，1982年代表学校参加上海的全军运动会，跑400米，在预赛中我的水平也就是个四五名，但首长问我有没有信心的时候，我说，我要拿金牌。我也知道教练平时告诉我要合理安排体力，但比赛的时候我从第一个100米就冲刺，跑到200多米的时候肺已经像要炸了一样，跑到终点我一下栽到地上昏了过去。但我不仅拿了我们学校惟一的金牌，而且破了全军记录，现在伤疤还在身上。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成绩都是拼出来的。这种脾气用在做生意中可能也就是有一点霸道吧。
郭：我们说同行是冤家，可我也见到一些企业家公道宽厚赢得了同行的尊敬，让人一分天地宽，你何必处处都要想着压别人一头呢？
孙：其实最主要的也和新疆这个地方有关，别看地方大，市场容量有限，不像北京上海，连苏州温州都远远比不了，那是一块大蛋糕，一个人吃不下，所以可以彬彬有礼地谦让，大家都能吃饱。你也看了乌鲁木齐的消费水平，一个领域的市场谁不一口吞下一大块儿，谁就无法发展。说我占据了乌鲁木齐商品房市场的百分之六七十份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还在发展。现在我进入物流行业，可以说不进则已，一进整个乌鲁木齐物流产业的格局就要重新划分。对一些同行，没有威胁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要对我有意见，可以说竞争非常残酷。但这个项目是我们规划了两三年的，广汇的实力也在那里放着，难道让我们放弃？或者有意做得差一些？那是不可能的！我首先要对企业2万多人过好日子负责。
郭：那你完全可以多元化发展，进军全国市场，为什么要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和别人你死我活呢？
孙：唉！我头疼就在这个地方，这几年我就是在做这方面产业的结构调整，但议论也就来了，我专心把房地产再搞大，别人说我太霸道；我把积累的资金投入新项目，别人说：孙广信房地产搞不下去，只好在别的地方孤注一掷了；我下一步要进军全国，肯定有人话说得更难听：孙广信这小子把乌鲁木齐老百姓的钱给赚没了，这下又跑到别的地方烧去了。
可能我也只有不办企业才能让大家满意。
追求干净的成功
郭：如果说是个别竞争对手要中伤你的话，大可不必担心，最关键的是经得起检验，你这两年在《福布斯》上都是坐火箭一样往上窜。我想作为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你孙广信何德何能，你发财靠的是不是底下的歪门邪道？
孙：要说我有什么能耐不敢，但我在某方面和我父亲很像，都是闲不住的人，父亲是自治区的老劳模，现在有些老辈人都还记得，做皮匠管仓库，一根针都理得清清楚楚。15年前我家住的还是平房，院子里的人用的是公共厕所，不管刮风下雪，他每天都要去打扫那个公共厕所，一辈子到退休工资也只有几十元。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受苦受累而是没有事干。
我1980年入伍，各方面都比别人付出几倍的努力，半年升副连，10个月升正连，我不少军校同学还是排长的时候我就当到了副营，9年立了4个三等功，一个二等功。但就在那个坎儿上我再也升不上去了，连续两次提干都被有门路的人顶掉，第二次内部都任命了，组织也找我谈过话了，我父亲高兴地拿了300块钱出来请客，还记得为了便宜几分钱，我骑着三轮车去啤酒厂托关系批发啤酒……
后来知道那个顶掉我的人是一个首长的侄子，一个整天喝酒打牌，连被子都要别人叠的货。我咽不下这口气，赶上没有专业的指标，一咬牙领了3000元复员了，当时是兰州军区没有犯错误的干部里第一个。赶上那时候机关时兴办公司，我进了自治区宣传部办的艺术文化交流公司，其实就是做贸易，10个月给公司挣了270万，那个年头呀，简直是天文数字。这也让我找到了一点经商的感觉，后来公司撤销，我放弃提干的机会，决定下海。
那个时候全家都觉得我疯了，老父亲一气之下在家里绝食，他的印象里下海就是坑蒙拐骗昧良心，老孙家的人哪怕饿死能干这样的事么？我认真地跟他谈了一次：爸爸，你说我从小是不是最听你话的小儿子？我是不是最让你自豪的小儿子？这些年来我有没有让你失望过？如果是的话请你再支持我一次，你的小儿子决不会做昧着良心的事，是要干出点作为来让人看看。最后他总算是默许了，但我也知道这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结。
父亲去了以后，这些年来经常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他，那目光里什么都有。但我总算能说，你小儿子这些年来做的事，摆得上台面，没有给你抹黑。
郭：可是做生意是要跟环境打交道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商业氛围不是很规范，你一定明白我说的意思。你能不能对我们的读者保证，孙广信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孙：……过去基本可以，现在不行。现在广汇集团下属这么多独立法人企业。他们有市场的压力，他们也受到环境的压力，人的素质也有差别，特别我们这些年兼并了一些老国有企业本来问题就比较多。就像我们国家这么大，不管怎么反腐败，要说绝对没有腐败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企业也是一样，有时候要营造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非常难。比如那个外界议论最多的十月厂，由于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老厂，兼并的时候，我们没有派管理干部，结果我们第一笔注入的一亿多现金像打水漂一样就没了，到了2002年反倒又负债了1.3亿，各个销售点成百万的坐支现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我们投入400多万给他们研发了一种比较新型的拖拉机，原计划每月生产300辆，需要一种发动机衬垫，也不贵，十几元一个，你猜这个厂一次采购了多少？300万套！够用1000年！现在还堆在那儿。供销科长居然是厂长的儿子！负责销售的副厂长当年是塔城的造反派头子！班子简直烂透了！
后来我们报告市委以后，派工作组进厂审计，想不到那几个厂领导为了转移注意力就煽动不了解情况的工人群众上街游行，让我们非常被动。为了这件事我们损失惨重，更要紧的是广汇的声誉在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中受了损失，这里面有些委屈我们又不方便和外人说，总之要从根本上净化一个企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有人说要浑水才能养鱼，我倒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简单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这也可能就是有人说，在中国做事更需要艺术的原因。
郭：这里面还不仅是企业内部的干净与否，还有一个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一个地区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很难做大做强，但如果一个企业和政府靠得太紧，又有成为官商的倾向，很多人的质疑就在于，凭什么乌鲁木齐的这么多肥肉都让你孙广信吃了？这是否有不公平？
孙：在政策方面我们用的是和所有企业一样的政策，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优势，可能就是我们的重大项目，政府会批得快一点，甚至市长来我们企业现场办公，这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如果硬要比，可能确实有一些不公平。但我想，我们仅去年就上缴利税26879万元，在全疆也是名列前茅的。政府对我们在依法办事的框架下，格外重视一点，我想也不能算错吧？
我最想不通的就是，很多事当时根本没人愿意做，没人接的烫山芋，甚至上门求广汇，让我们置换土地，我们把它接下来，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项目盈利了。那些人就开始想不通了，在外面说我贪婪心黑也就算了，还含沙射影我靠什么黑箱操作。我就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我欢迎别人来调查我，看看我孙广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我也不是没被调查过，但不要以小人之心瞎说，我是在办企业，我当然要赚钱！而且我是堂堂正正地赚钱！
感谢这个时代
郭：我看你进入的这些领域，比如地产、石油、物流都是有一些垄断色彩的行业，我看即使在美国评选最受尊敬的企业，也往往来自于那些直接面向公众的服务性行业，而不是那些有垄断性的暴利行业，你是不是把商业上的成功看得太重了？
孙：我是相信先做事，后做人的，再说事在人为呀。你说到垄断大概主要指石油，也就是我们的LNG项目。其实有个背景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和中石化关于土哈油田签的是15年的供气协议，这个气不是纯天然气，而是需要分离处理的伴生气，原来利用率30%都不到，都白白浪费了，现在我们要把利用率提高到90%。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快，稳定的一次性能源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来乌鲁木齐老百姓用一立方气要1.34元，我们这个项目实施以后会降到1.2元以下，对老百姓也实惠。我要赚钱没错，可如果这个项目不是于国于民有利，是个金山我也懒得挖。(我插了一句：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企业也想进入这个领域。孙不假思索地说：那是一定的，但在新疆，他们没有机会了。)
郭：我们印象中石油这样的产业是国家专营的，你如果不是靠什么背景，凭什么能在里面分一杯羹？
孙：要说背景，我还真是有，但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背景，我当年就是做石油贸易起家的，而且又在新疆这个地方，所以一直盯着这个行业。在房地产最火爆的时候，很多人对石油不敢想也懒得想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了。别人以为是痴人说梦，但我相信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作为一个明确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个项目我们光论证就不止两年，专业机构的研究报告有800多万字，等水到渠成别人回过神来，就算他钱再多，早就比我们慢了几拍。我就是笨鸟先飞，老话说的，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郭：不少企业做到你这样的规模早就开始守业了，可你好像一直都在拼命三郎一样往前冲。你的动力是什么？
孙：我对自己不满意，像李嘉诚、柳传志、张瑞敏这些人做企业方面都有我要学习的地方。我对广汇不满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至少要冲进世界500强，我不甘心做得不如别人。我就像一只焊在磨盘上的驴，停不下来，就是父亲说我的，“狗改不了吃屎”。
郭：无论是500强名次还是《福布斯》排行都不过是个数字，你把这看得这么重？
孙：当然不是！我看重的是自己有没有全力以赴做几件漂亮事情，这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
我从小就觉得能为了一个事业把自己豁出去的人才是英雄。记得1983年全军院校要选10个优秀学员，上(中越边境)一线实习，我们当时时兴写血书，现在可能有些可笑，我不是咬破一个指头，是咬破10个指头来写，真是想着捐躯报国。
有一次执行任务，带着一个侦察班穿插到敌人后方，每个人之间相距十几米，我走在第一个。刚好上级来指示，我就到后面听电话，副班长替了我的位置，还不到10分钟就踩到一个地雷，就在我眼前，当时脚就没了，3天多以后拼着命才背回来，高位截肢。现在一个月拿260元政府补贴，我每年帮助他一些。当时我们一个军官牺牲了，抚恤金2000元，一个士兵牺牲了500元。扫尾战役打得也很惨烈，这么多战友在我眼皮底下牺牲、受伤，我毫发无损就会来了，我太幸运了，甚至有一种折磨我的负疚。
这条捡回来的命，要给国家好好干点儿什么可以说是我的情结。让我吃多大苦都可以，最怕的就是报国无门，不靠本事靠路子，你努力干，别人反倒说你爱出风头，好表现，要我整天喝茶、看报、拉关系、看领导脸色过日子比杀了我还痛苦。
广汇走到今天，我总算能比较有底气地说，我要把广汇办成世界一流的企业，最后交给国家和社会，决不留给自己的孩子。我不是做秀，是发自肺腑的。不是我比父亲那一辈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这个时代，我真是从内心里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我们的国家，让我一个赤手空拳的穷人家孩子终于有一个奋斗的平台，让我能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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