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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广州)
早期的恶性冲突
随着市场经济的演进，企业家们的社会功能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来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资产阶级起了领导作用，他们是工商业的发起者、组织者、决策者、管理者，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享受不到工商业给他们带来的丰硕成果。欧洲近代史证明：不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农民、工人，都不能承担起这种决策和管理职能。中世纪的欧洲，市场经济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正是欧洲商人们，一点点建立起各地间的商品关系，一点点建立起小作坊、小工厂，然后慢慢发展到较大的工厂、较大的销售网络，开发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再建立起金融体系。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能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企业家们居功至伟。
在欧洲工商业城市发展前期，每个城市中的这些早期的资本家们都组成了一个“商人行会”，实际上就是资本家行会。作为工商业组织的核心人物，在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活动中，在城市设施的建设中，这些早期的资本家都起了领导作用。中世纪欧洲经济史权威亨利·皮朗说：“在整个西欧，上层市民阶级从一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城市生活的主要基础是工商业，凡是促进了工商业的人，无可置疑地要支配城市生活，这个现象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在12、13世纪时，从最著名的商人中产生了贵族政治到处控制着的城市政府。这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政府，在很长的时间中，这种政府具有阶级的一切特征、能力、敏感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忠诚。这种公共利益与他们的私人利益是吻合的，并且是他们私人利益的主要保障。……这个制度必然把工人的所得减至最低限度。”
这样，资本家们成为了“双高”人士：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高。他们和政府官员们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贵族集团，他们可以同时利用经济和政治两种组织性力量为自己谋福利。他们用政府法令的形式，禁止工人罢工，禁止工人结成工会，并坚决支持行会师傅们制定的压榨工人的各项规章制度。当时在普鲁士，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反抗不断，而资产阶级们的镇压也从没有放松过。
1358年，普鲁士各城镇的富裕市民的代表们起草了一份严厉的法规，规定：谁要敢罢工，就割掉谁的耳朵。在伦敦，1387年，一些工人组织了兄弟会，要有组织地反抗行会资本家，而市政当局立刻颁布了新的法规进行压制。在汉撒同盟的不伦瑞克市，工人们反对市议会的暴动取得了成功，一些议员被杀，一些被流放，汉撒同盟立刻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不伦瑞克市的所有商人被排除出汉撒同盟的市场。这就立刻切断了该市的命脉。工人们只得让资本家们重新控制市议会。在法兰德斯，织工与漂工一直有着很好的组织性，于是，在13世纪末，他们在各个城市相继暴动，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和收入，资产阶级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武装冲突长期而激烈，双方都牺牲了很多人，最后导致当地的呢绒业衰弱。劳资双方激烈的矛盾一直贯穿着欧洲近代史。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的人，在马克思叙述的大量历史材料面前，都会同意：资本家是带着满身的罪恶来到人间的，虽然我们不会因此而抹杀他们给社会生产带来的巨大进步。资本家们极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令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严格限制工人的工资，强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立法规定工人结社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比如法国政府在1791年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剥夺公民权一年；那时的欧洲政府还规定：如果雇主违反了雇佣合同，只负民事责任，如果工人违反了，则要负刑事责任；资本家们发起殖民掠夺和垄断性的殖民贸易，极力搜刮殖民地的财富；资本家和政府勾结，垄断性地购买政府发行的回报丰厚的国债，而政府则用向全体国民征收的赋税进行偿还；大量使用童工生产，以至于马克思说：“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在18世纪，有很多资本家进行非洲和美洲、西印度之间的奴隶贸易，比如奴隶贸易就是利物浦迅速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适度的利益平衡
为什么那时的资产阶级能如此的作恶多端？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和当时欧洲的专制政府紧密结合。在很多时候凭借政府的强制力去欺诈、压榨大众。二是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极力压制工人们的自我组织行为。欧洲自罗马帝国、中世纪以来，国王贵族对百姓是一种压迫压榨关系，而资本家对工人则是剥削利用关系，这两种关系有何区别？
国王贵族对百姓的优势地位，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他们通过军事力量进行战争和征服，然后占有了土地，并利用军事力量维持这种占有。也就是说，既然历经千辛万苦打下了江山，那就要好好地坐江山、好好地享受江山。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系，主要是分配意义上的，他们通过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组织性力量，压迫压榨农民，而农民们或者逆来顺受，或者揭竿而起。在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由于缺乏生产上的合作关系，所以双方难以进行理性的相互妥协。所以欧洲的国王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黑社会相似的，那就是：在创造财富方面没什么本事，但在如何利用自身的组织性力量去攫取生产资料、攫取别人创造的财富方面，比谁的本事都大。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既是分配意义上的，又是生产合作意义上的。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在商品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压低工人的收入和权利，而工人则会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和权利，和资产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和工人之间又在生产上互相依赖。资本家需要工人充满积极性地劳动，充满热情地劳动，充满创造性地劳动，因为这样既会使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也会使资本家获得越来越大的利润。工人同样也需要资本家进行正确的决策和管理，否则，公司生产上不去、销售上不去，对公司员工们也绝不是什么好事。
有人说，现在公司的经营管理都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资本家什么也不用做，就是一个食利者阶层。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职业经理人是要由董事会聘任的，一个由资本家们组成的董事会(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千千万万普通收入的股东)，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尽可能聘任一位能力极强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一定要能够给公司带来尽可能大的利润，否则会被随时撤换；另外，董事会还要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公司的运营进行监督。所以，即使一个资本家不再从事自己公司的日常管理，他仍然是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决策行为对公司的生存发展、从而对每一名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如果产品的价值都是被雇佣者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创造的，而资本家们则对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就凭拥有生产资料就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这当然就是剥削。确实，资本家之所以能拿走大量利润，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但也不能说资本家对产品价值的创造毫无贡献；应该说，资本家们能拿走大量利润，占有生产资料和对企业决策管理上的贡献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我们应减少第一个因素的效应，加强第二个因素的效应。减少第一个因素效应的方法就是使用累进制的税率，使用遗产税。
由于企业家们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社会不能取消他们。但必须将他们的负面社会效应降到最低。这就要求：第一，将他们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切断，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不能偏向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而必须代表社会所有阶层，维持社会的公正。比如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进步运动”，就是要切断政府与一些大公司的勾连。当时著名的杂志《麦克卢尔》发表系列文章，专门调查明尼阿波利斯、克利夫兰、纽约、芝加哥和匹兹堡等地的政治状况，发现处处是政客和资本家结成联盟，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本家的政策，政客们则从中大捞好处。系列文章引发出政治地震，导致社会大众对政客们进行更严密的监督，坚决杜绝政客与资本家的勾结。第二，工人们要组织起自己的工会，通过这种组织去制衡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有利地位，在工资、福利、解雇等方面争得自己的权益。直到20世纪初，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1915年威尔逊总统任命的工业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我们工业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一种实际贫困的状态之中。穷人儿童的死亡率，为资产阶级儿童死亡率的3倍。6个大城市中，12%～20%的儿童是半饥不饱的。”为了争得较高的工资，工人们组织起工会。在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美国的工会运动在19世纪末发端，到二战前人数已达1200多万，而今天则绝大多数的雇员都是某个工会的成员。工会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资本家那里争得了大量的权益。
从西方的历史看，资产阶级来到人间固然带着满身的罪恶，但也有着引领工商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对他们仅仅是诅咒或赞美都是片面的。社会应让他们充分发挥经济上的功能，同时要用种种方式去清涤他们的恶行。我们要从“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则出发，用政企分开的方式切断他们与政客的勾连，用严明公正的法律制约他们的行为，用累进税、遗产税等调节他们的收入，用工会的力量去制衡他们对工人利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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