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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伟步(广州)
近日《福布斯》和“中国大陆百富榜”相继对中国富人进行排名，然而不少上榜者却都极力否认自己的财富规模。富人忌讳上榜，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同样，东南亚国家，富有阶层也普遍存在有财不外露的心态，他们刻意隐瞒财富，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人很后悔自己变得富有。笔者以菲律宾为例来谈谈上述之奇怪现象。
绑你没商量
菲律宾除了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外，绑架勒索也闻名于世，首都马尼拉甚至被称为“绑架之都”。绑匪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为了获取高额赎金，并且确立了如不合作就撕票的绑架“金规”。频繁出现的绑架，使多年来生活在暴力、战争、军事政变阴影下的富人犹如惊弓之鸟。
面对绑匪猖獗的社会，为救自保，富人们纷纷采取自防措施，如购买武器，雇佣保镖，购买防弹车，还有的苦练防身术等。一个富有家庭的小孩旁边站着一个、两个甚至四个彪形大汉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富人甚至不敢外出，即使外出，也要做足保护措施。如华人首富陈永栽被迫改坐直升机上班，在飞机上指挥他的商业王国的运转。
对于居住安全，富人们也想尽了办法。他们居住的别墅区都有10多米高、带铁丝网的院墙，一天24小时电视监控系统对别墅区进行监视，并雇佣了一大批配枪的保安。这些保安的武器装备及人员素质完全可以媲美甚至优胜于正规军队，他们把住宅区围得像一个城堡。但尽管如此，富人们还时时刻刻在担心，多如牛毛的绑匪防不胜防，并且从技术、“管理”层面来看，绑匪们也达到了EMBA的水准。
畸形的社会发展终将付出代价
仇富心态和绑票事件，在制度不合理、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菲律宾，富有阶层只占全国人口的10%，但却控制了80%以上的经济命脉。加上国家经济困难，财政收入有限，政府不可能每年拨出大量财政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许多失业的菲律宾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供养一家的生活压力，在穷人中产生了整体性的怨恨心态。菲律宾媒体评论说，多数绑匪就是为了钱，没有更多的政治目的，而这仅仅是因为食不果腹。当地媒体还指出，畸形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不能持久下去，社会总有一天要为贫富悬殊付出沉重的代价。
自从东南亚经济危机以来，菲律宾经济至今毫无起色，失业人数高达300万人。再加上菲政府平定南方穆斯林分离主义叛乱无望，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官员腐败丑闻不断，军变常有发生，人民之间这股强烈不满的情绪于是越演越烈。但在经济困难期间，富有阶层仍然只关注自己的财富积累，漠视工人的权益，非但没有采取与工人同舟共济的做法，反而不断解聘工人，或是压低工人的工薪，造成工人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与此同时，菲与中国在低端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结果不敌中国产品，使就业环境更加恶劣。除了越南，中国的工资比东南亚各国都低廉，据境外专家的研究，中国工人最低日薪才1.21美元，而在菲律宾雇主却须支付法定日薪至少5.38美元。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降低了菲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世界各国企业因此纷纷把工厂迁向中国，大量外资从菲被抽走。这无形之中加重了菲律宾的经济困难。
失业人数众多，但富有阶层却缺乏参与社会公共福利建设的热情，阶层矛盾严重恶化。雇主过度剥削工人，漠视雇员的利益，是常有的事情。鉴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谋生困难，许多雇员也只好忍受雇主苛刻的工作条件。阶层关系恶化，已经使菲律宾人心分离，国家因此缺乏凝聚力。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许多富人要么把财富转移到国外，要么自己移居国外，菲律宾非但无法吸引外资进来，还要面对国内资金外流的危险，进而造成失业人群不断增加，失业者更加仇视富有阶层的恶性循环。富人及其财富外逃，使菲律宾经济更加贫血。菲律宾公民反犯罪行动组织的主席特雷西塔因此警告说：“这个国家正在为富有的企业家(因绑架)受到的创伤和感到的不安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法律和秩序的卫士们在想什么？
近几年，菲经济陷入低谷，政府为重建经济，大幅度消减了军队和警察的福利和开支，结果惹来一片抗议声。一些军队采取兵变要求恢复或提高收入，有些士兵和警察则暗地里与绑匪勾结，获取非法收入。军队和警察涉嫌参与绑架，使绑架事件高度复杂化。
军队和警察参与绑架，在过去仅仅是人们的猜测和怀疑，但在天主教神父纳科尔达揭发一些军官纵容阿布萨耶夫游击队逃脱政府军的围剿中，乃至参与绑架行动，并收取赎金之后，人们对这些法律和秩序的卫士的信任感大打折扣，人们对军队、警察与绑匪勾结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虽然涉嫌参与绑架的士兵与警察仅是一小部分人，但却极大地损害了军队和警察的形象，加深了人们对军队和警察能否保护自己的疑虑，被绑架者更加不愿意与军队与警察合作，造成警民关系更加疏离。警民关系疏离，是绑架案破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军队与警察对绑匪打击不力，而且绑匪多次从军队与警察的围剿中抽身而退，富人自然不相信军队与警察的能力，不寄希望军队与警察能保护自己。许多被绑架者因此只好息事宁人，愿意付出高额赎金来赎回自己或亲属，有些富翁因此多次被绑架，多次付出赎金，几乎成了绑匪眼中的“金库”。除了菲律宾人怀疑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外，外国政府也对他们缺乏信心。德国政府面对菲政府军迟迟无法解救人质的局面，为了尽快赎回被绑架的德国游客，不得不付给穆斯林分离主义武装阿布萨耶夫游击队数百万美元。结果，尝到甜头的分离主义游击队就专向外国人下手，多个国家政府因此劝诫和禁止国人到菲观光和旅游。
绑架者内心的和外在的“合法性”基础
绑架事件层出不穷，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宗教文化也起着重要作用。菲律宾人原本性格温和善良，但由于长期贫困，他们形成了新的关于绑架和仇富的社会心理文化。
天主教教义中要求教徒在做了错事后，到教堂去向神甫忏悔，以此得到宽恕，消除犯罪后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一些参与绑架的人竟利用这种忏悔方式，绑架之后到教堂忏悔，来抹平内心的犯罪感。他们认为，绑架乃至杀人越货之后，去教堂做个忏悔就没事了。这些迷茫的、铤而走险的信徒深信宗教能为自己带来解脱，结果便常常出现了绑匪在神甫面前忏悔之后，更能鼓起勇气去绑架他人的喜剧电影般的情节。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不同宗教信仰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人们的动机模式和行动具有不同的影响。就菲律宾的主流宗教文化而言，许多人认为一切世俗的、尘世的生活都不具有道德意义上善的性质，这种教义使绑匪认同世俗生活的邪恶性──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既然任何一种现世的活动都是邪恶的，那么绑架和辛勤劳动就是性质一样的行为，那么绑架就不见得比辛勤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更下贱。结果这种对宗教教义的片面理解，使绑架者因此找到自我安慰和屡屡犯险的最高层次的“合法性”基础。
在菲律宾，在某些范围内，绑架者还往往被誉为英雄。一些绑架者把赎金分给一些生活贫苦的人，结果，人们非但不以绑架为罪恶，而且还支持和拥护绑匪的行动。
此外，由于生产资料长期被一小部分的富有阶层所控制，社会又无法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结果使许多人被排除在社会竞争并跻身于富有阶层的大门之外。久而久之，人民就缺乏了“参与发展”这一发展经济学所鼓励的行为，因为在自己的国度自己无法“共享发展”。
结果，菲律宾的一些政治家也对政府打击绑票事件的行动嗤之以鼻，甚至还发表了剥夺富人财产，分发给贫困者的政治观点，并得到大量选民的支持，这无形中承认了绑架的合法性。
当然，富人和富有之所以存在的合法性，本质上是与合理的社会制度相关。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很少看到仇富心理的存在，社会推崇勤劳致富、能者多劳并多得的社会秩序。这一方面与这些国家非常富有，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一直强调法制建设，培养人民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努力劳动获得财富的观念，而且政府也一直为人民的竞争提供合理的社会条件，比如出台反垄断法，对富有阶层进行高额征税，实现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等。从而，在这些国家即使贫富也非常悬殊，但是人们却能够很理性地面对社会收入差距。他们不忌恨富人，相反却以成功的富人作为榜样。
因此，就菲律宾而言，要改变富人是绑匪的“奶牛”、“摇钱树”的状况，必须采取系统的社会行动。只有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才会有普遍的、合理的富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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