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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郑作时发自上海
汉娜·比彻在中国不应该是个名人，她仅仅是美国《时代》周刊的一名驻沪记者，但一篇文章却使她搅进了中国这场关于贫富分化的争论之中。
去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汉娜·比彻的一篇文章，这个美国记者在文中对4
个中国富豪生活方式的描述，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她把杭州的旅游企业宋城集团的老板黄巧灵描述成一个每天“吃煎海鳗、炖海藻、在自己修建的白宫椭园形办公室里办公”的人；说深圳一个姓王的地产商(中文翻译稿中这个人变成了王石)每周末和朋友的聚餐要花费掉“1000美元以上”；透露药商周志芹为她的儿子画像“付了2400美元”。
北京的一家媒体迅速以《美国时代周刊眼里的中国新一代富豪》为题转载了汉娜的这篇文章，随后，各大媒体，尤其在网络上，这篇文章高速度地流传开来。
媒体业内人士随后对这篇文章迅速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时认为，汉娜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注意，实在也是国内媒体的失误所在。尽管国内关于贫富分化的讨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但是像汉娜的文章这样指名道姓、有鼻子有眼地描述国内富豪非常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几乎没有。虽然有很多国内媒体对富豪各个方面有过义正词严的批评，但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上，却往往是语焉不详。“原因尽管可以谅解，但缺憾却是客观存在。”而同时，贫富分化确实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无论如何，在有人因为付不起子女几千块钱的学费而自杀的情况下，另外一些人为一幅画付数万元总是令人觉得有话要说。”
对于汉娜的这篇文章，被描述者的反应不一。其中最强烈的是宋城集团的黄巧灵，宋城集团在此之后发表了一个态度强硬的声明，称《时代》杂志此举意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家进行妖魔化，同时文章大量细节失实，实际上作者与黄巧灵总裁只谈了不到半个小时；而其他被涉及者则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来应对。
在此事后，《时代》杂志保持沉默的态度。而在这种沉默之中，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也渐渐淡去。不过《南风窗》对此事却一直没有放下。在关于中国富人阶层的策划推出之时，本刊记者对汉娜·比彻进行了采访。
事实是什么？
《南》：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你这篇文章中关于宋城集团黄巧灵的描述中，有没有失实的部分？宋城集团说有严重失实，他们说你没有与黄进行多少时间的交谈。同时我们也确切地知道，你在文章中所说的黄办公的白宫，是宋城集团的一个旅游景点，同时也是他们职员的集体办公地。
汉娜·比彻：我当然对我报道中的事实部分负责，宋城集团说我失实是不对的。对宋城集团的采访我们去了3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翻译、她是《时代》的雇员；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我们上午到杭州，中午与黄巧灵一起吃了午饭，下午进行了正式的采访，其间黄回他的办公室，我们和他的职员一起参观了他的宋城，接着是摄影师的摄影，其中我和黄巧灵也有交流，晚上我们和黄以及他的太太一起在宋城晚餐。这个过程都是我、我的翻译和摄影师一起经历的，我们不可能一起作假。《时代》杂志在此之后也有调查。
我不清楚黄巧灵的白宫是否一个旅游景点，但我确实看到他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办公，同时他也很自豪于这一点。所以我还是认为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也没有错误。
《南》：那么为什么在宋城集团针对你的文章发表声明以后，《时代》杂志以沉默相应对？在中国人看来，沉默代表着默认，也就是说，时代默认了这篇文章有问题。
汉娜：不，完全不对。我们的沉默恰恰意味着我们对此事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我们认为事实完全如文章所言而无需补充。如果错误确实存在，我们会选择发言。
《南》：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些中国富人来报道？在你的报道之中，富人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都有极其奢侈的一面。在中国你确实没有看到过有生活很简单的富人存在吗？
汉娜：我仅仅是就这篇文章中的采访而描述。我们在采访之前与很多中国富人进行过联系。但是你知道，有个中国女演员(指刘晓庆，编者注)因为税务上的事被当局查处以后，这些富人都采取了很低调的方式，当我们告之采访目的以后，大部分人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因为他们害怕当局也查他们的税，只有这几个人同意，我在这篇文章之中描述的，完全是我看到的事实。
美国也有这个时代
《南》：为什么《时代》会选择这样时机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呢？宋城集团的声明中认为，你们在有意挑起中国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
汉娜：我想《时代》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话题的本意在于反映中国的发展没有脱离一般的规律，同样出现了这样一批人。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大把花钱的富豪也大量地出现过，所以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已经出现过的现象。大约80年前，美国进入工业化的早期，与中国现在一样，也出现过一大批人因为机会的原因，迅速地赚到了很多钱，所以同样有很奢侈的行为。我们要告诉读者的就是这个，美国人不应该再认为中国人很穷了，在这里同样也有奢侈的行为。所以我们对像黄巧灵这样的富人完全没有恶意，他完全有权利选择他自己所要的生活方式，但他说我失实是不对的。
《南》：但是你说他在白宫办公，在他看来，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这样说是有敌意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景点，宋城集团是在做一件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汉娜：这没有差别啊，我确实认为黄巧灵建造白宫是一个好事，它确实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不管是办公室还是旅游点都是如此。[汉娜还强调了一下，这是件“GOOD THING”(好事)，而不仅仅是“RIGHT THING”(正确的事)]
《南》：那你会认为一个美国人另建一个白宫在美国也是件好事吗？
汉娜：这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或者我们应该用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建一个中南海是一件好事来形容更为恰当。事实上80年前的美国，尤其是在纽约，很多暴富者都建立了各式各样大而漂亮的房子，其中也有模仿欧洲皇宫样式的，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报道，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去说他们不应该建这样的房子。后来也许这些房子的主人都更换过了，但是房子本身不少成了纽约的风景。如果到了现在，可能这些奢侈的行动会更不引人注目。中国现在也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报道的本意。
生活方式是件私人事
《南》：那么你事前预测到你的这篇文章会引起中国国内这么大的反应吗？
汉娜：我完全没有准备。不过我的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章和中文译稿以后告诉我，他们的译稿有一些出入。但是中国公众对这些富人的生活方式的兴趣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事实上这篇文章被美国人视为十分正常，我想如果美国人看到美国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只会耸耸肩说：“哦，他原来这样生活，这很有趣。”我们认为选择怎么生活或者是怎么来花赚到的钱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
《南》：但是你可能也知道，在中国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富人原罪的问题？
汉娜：我想他们所说的原罪指的是富人们钱来得是否正当。但在我看来，90%的中国富人，他们的钱来自正常渠道，还有10%的人通过非法途径聚拢钱财。但并不是合法来的钱就一定会节省着花，反过来也一样。
《南》：但是公众普遍认为，在中国贫富分化很大的情况下，富人们应该有更多一些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
汉娜：我觉得这同样涉及到两个前提。最主要的是人们可以有权利选择消费他们财富的方式，他可以把它花掉，也可以把它捐掉，其他人无权指责他做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选择对还是不对；其次捐献公益事业的热情同样需要一个过程，我想中国的富人现在刚刚开始意识到个人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因此捐献的热情也刚刚开始体现出来。我观察过香港此类活动的发展，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也同样是很稀少的，到现在就很多了。而在中国，现在很多富人更多地是想赚钱，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们会有兴趣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社会中去的。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看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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