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企业家今日的困惑，并非是最近才显现出来，而是由来已久；他们今日的言说，既非指向遥不可及的“理想国”境界，又并非一群愤世嫉俗之士远离社会、身居僻壤，以形而上的思辨，以“不可言说的言说”，来释放心中的不实企望。相反，他们的话语和理念全部发端于形而下的社会生活面，他们所言说的，都是“可以言说的”，不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国度的逻辑，而是关于当下的人和人的制度的逻辑。因为是“可以言说的”，所以是有答案可寻的，即使还没有找到，也使得对于“困惑”的言说有了意义。
本刊记者张哲诚记录整理
这是一种完全非官方的，并且也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民间组织和机构发起，仅只通过呼朋唤友，自行聚在一起的讨论，有时七八位，有时五六位，这一次是3个人。企业家们谈论的话题虽然非常广泛，但更多的是针对当前的政策法规、营商环境、社会生态等实实在在关系到企业生存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大家都属于不同的行业，完全没有竞争关系，因此各自都畅所欲言，互提建议，也使得讨论有了一定的建设性。这种聚会多年来一直维系着。
据说在这次以前，大家已经有3个月没有聚会了。原以为聚在一起，就是讲讲各自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些困惑，发一通牢骚就算了。这次，笔者纯粹以朋友(非记者)的身份，旁听了几位企业家的率性直言，发现并不止于此。不过各自都是从自身关注的问题出发，预先并没有设定任何主题。
鉴于当事人的再三叮嘱，本文隐去了3位企业家的全名以及所属公司的名字，只简单介绍如下：
谭总：广州一家制冷行业的龙头企业董事长
张总：南海连续多年的千万纳税大户、某行业龙头企业总经理
朱总：广州白云区强电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董事长
关于拆迁补偿和税收问题
谭：今天难得聚在一起，我们几位还是算非常投缘的，大家都没有任何沽名钓誉的想法。惟一的追求就是将自己的企业做好；惟一的需求就是社会能够公平对待我们，尽量少搞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我们该缴的税照缴，该做的就做好。怎么样，最近两位还好吧？
朱：我这边最近已经做得很大了，白云区政府对我们也比较关注，但不是我所希望的关注。因为我们已经将大部分工厂从白云区搬到了从化。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厂因为正对着新机场跑道，所以被要求搬迁。搬迁要补偿才行啊，但政府却完全没有补偿，原因是我手上持有的是宅基地使用证。但问题是，整个白云区大部分的房屋都只有宅基地使用证。
政府开了若干次会议讨论后，下了一个文件，说我这里是两违建筑，叫我一定要搬迁，而且毫无补偿。其实严格来讲错误出在镇上，如果我打官司起诉镇的话，我一定会赢，但是赢了又有什么用，镇里哪里有钱赔你呢？于是我就找到区政府，但是区政府很多部门都是抱着逼迁的心态，那我干脆息事宁人。但美国合资方则多次提出想通过美国领事馆找政府来协调这件事，我都说算了，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就在我考虑搬走的时候，花都招手，南海招手，从化招手，条件都非常优惠。最后我选择了从化，并且将我与白云区某公司共同投资数亿元的大项目(当时已经设计好了图纸)，一并搬到了从化。其实在我的配套企业群中个个都不希望我搬走，但是我对白云区实在已经心寒了。
这回白云区紧张了，感觉非常可惜。为了增加税收，政府是千方百计要把企业留下来。结果区长出面，让我一定留在白云区，并且补偿我300万，但300万又算得了什么？
张：其实不仅企业之间在竞争，政府之间也在竞争。但大家都是在一个太阳底下，真正能够给你的优惠条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最近我也曾考虑过迁址的问题，因为税收的关系一度让我感到很烦。
讨论这个税收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国情，很多事情拿不到桌面上谈就是因为这个前提都没有搞清楚。那么国情是什么状况？我想有两个方面人们应该认识到，第一，没有哪家企业是绝对干净的，即使记者在场我也不怕讲这个话。别说企业，每个人的所得税是否缴得很干净，拿刘晓庆来说，逮捕她的人是否完全缴清了个人所得税？第二，我相信，绝大多数企业家都希望税收完全透明，大家都期待这样一种环境。
那么企业家怎么认为环境好呢？就是税所不要总是烦我。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因为公司上税连续几年都超过了千万，拿到一个“纳税大户”的匾，但还没等我挂上墙，查税的人就来了。
我倒不是对具体的税所反感，税收不够，税收必须要自然增长，因为还没能完成任务，所以他们就会很紧张，压力很大。
比如某地税收要增加几亿，那么就会分配给下面的税所。税所不可能每一间士多店去查，他只能从头排到尾，找高盈利企业，说不定谁是纳税大户就去找谁，因为要讲效率嘛。比如我们几个镇归属的一个税所差了1000万，那么他绝对就是把所属地区企业纳税的前10名排出来，这里几十万，那里几百万，搞定就算了。他几乎不可能几万几万去追讨，那还得了。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很多人说，国家前几年已经取消了定额，能征多少算多少。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应该说是取消了硬性的规定，因为这容易被人揪尾巴，特别是外企提意见比较多，怎么能够定量收税呢？这就好像自然天气一样，有好天有坏天，亏本就亏本，税为什么一定要比去年多？然而税收软指标还是一直存在，并且从上到下传下来，不然基础建设怎么加快？据说海关也有增收任务，分配给各个部门，最后计入总额，关键是要完成大指标的税收额度。但无论是总的税额指标还是追缴逃税指标似乎都是不对的。
由于越是发达地区增收税额的指标就越高，税所的压力就越大，企业相对也就越难受，结果导致一些企业迁址到相对落后一些的地区，比如近来一些企业把厂迁到广东三水。因为小地方的税所压力没有这么大嘛！
还有一点很搞笑的事情，税所完成了任务后还不希望你缴得太多，否则明年的指标提得更高，他就更加难受。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税局会承认这一点。
谭：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法治在线上讨论了一个问题，宁愿放错一个坏人，不应该抓一个被怀疑的可能的好人，现在中国在倡导无罪推定，就是没有足够证据，没有经过法院定罪的，绝对不可以认为他违法。目前下任务追罚偷逃税的做法，等于是预先假设了大家都是偷税漏税的，假设大家全部犯罪，那么你的根据是什么？其实这违反了中央推行的法治精神。
关于购买社会劳动保险与合法劳资关系的问题
朱：不过我搬离广州市区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成本降低了。
现在有这样一种状况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劳动部门太强，政府就弱了，政府怎么招商都可能是白费劲。很简单，比如政府把投资引进来，那么人家就会看你的营商环境。广州劳动部门规定100%的员工都要买社保，并且要按照每个月2092元的平均工资这一最低计算基数来购买社保。那些做服装、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单单是社保就远远超出其赚得的利润，顷刻间就面临生存危机。
其实应该按照不同群体分开，比如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工人的平均工资、临时工的平均工资等，都各自分开定一个平均工资，那就不同了。现在却是一刀切，将高工资的全部一起算进来，平均工资就被整体拉高。而在一条路之隔的花都，这一基数就是1008元，等于在广州市区就要买多一倍的社保。
其实这与广州招商引资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政府在拼命招商，下面却搞出这些规定。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有的东西是矫枉过正的，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没有错，但如果连企业都存活不下去，最后大面积遭受损失的又是谁呢？制定规则总不应该脱离基本的国情。
另外劳动部门还有规定，没有购买社保的员工工资不能够计入成本，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资全都变成了利润，上缴所得税就会大幅增加。
谭：这件事，我讲一个自己的案例给你听。你说的“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买社保的员工工资，不可以计入成本”，其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002年，我在海珠区有一家160人的工厂。有一天，当地税所把我的会计叫过去，说查过我们的账，签了劳动合同的只有3个人，那157人的工资就不能税前列支，要我们补交14万的所得税。我听完这件事就对会计说，不补。于是对方拼命打电话追我们的会计，“怎么还不拿支票过来？”会计回答:“我们老板不知道根据什么法规要补。”
对这件事我已经充分评估：工厂160人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个空额(如果有空额，等于你就作弊了)。税局追了会计几个月，却拿不出一个很成文的规定，只是印了一份没头没尾的征税指南之类的东西，那么印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否合法，我们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结果发现这只是一个内部指引，而《劳动法》上清楚指明，只要人在那里工作，就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我说，《劳动法》是国家二级大法，如果省里的规定与《劳动法》冲突的时候，应该谁让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始终不理会。
吵了很久之后，对方说你不缴就告到市里。我也很生气，干脆就把工厂迁到了清远佛岗。等清远佛岗税务登记完成，这边的税务也结束了，对方一分钱都没得拿。如果对方一定要罚我，我就准备打这个官司，结果没有打，对方放弃了罚款。
省人大在几年前都已经讲了，要建立社会保障，要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等，我们早已经研究过，也当然要执行。但是广州、上海、北京这几大城市，在争取建立社会保险体制中，今年才争取过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搞都来得及。
张：也就是说，你们之间是否属于合法的劳资关系，是劳动局认定的，不是税所认定的。比如身份证只有公安局有权认定，其他部门说它假是没有用的。我们发现，很多各式各样的杂税就算不属于政府规定缴纳的，有时候也要你缴纳。做得好看一点的，会拿出委托合同，写明是委托税所来收的，你要追查，税所可以说不关我们事，只是受了委托，但是下面的老百姓怎么搞得清楚。
谭：我们曾经问税局追讨所得税的人，你们是代表税局还是代表劳动局来的，回答说税局，我就问他根据什么来查与工人的劳动关系，你教我啊！可是对方始终教不了。从这件事我总结出，一定要研读法律，如果法律上没有指名你犯罪，你自然是站得稳的。
两年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讲，法治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前提，但这需要职能部门和企业家共同来重视和维护。可能我们一代人都不会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法治环境，但是总要去努力。我认为我们私营企业家也有社会责任去推进法治。
关于社保标准的问题，我们在省长办公室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背后反映出，国家早期对老企业工人生活保障的一项长期承诺，转嫁给了当前的新兴企业。其实私营企业帮助承担一部分没有错，但是现在等于私营企业过大地承担了国家的欠账，承担了国家这种历史遗留的困难。
现在面临着一种危机：由于你把企业的营商成本提得过高，地区的竞争力就会下降。其实中央的很多精神是非常利于私营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成长的，政策也已经比较到位，但问题是地方在执行上跟中央的战略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