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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乔金岭在贫穷困厄、创业坎坷之时尚且热爱生命，而在他富有、声誉日隆、事业也蒸蒸日上的今天，却要突然弃世而去？中国富豪的脆弱性，包括他的财富的脆弱性、意志的脆弱性、生命的脆弱性到底如何？
本刊记者石破 发自河南长葛
2003年9月7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河南首富”乔金岭，在他位于长葛市黄河集团的别墅内自缢身亡。
乔的自杀，在当地引起了巨大震动。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及地方官员都迷惑不解：为什么乔金岭在贫穷困厄、创业坎坷之时尚且热爱生命，而在他日益富有、声誉日隆、事业也蒸蒸日上的今天，却要突然弃世而去？
关于乔自杀的诱因，当地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所以目前还不明朗。对于媒体猜测及当地流传的几种说法，比如“官司说”、“亏损说”、“政治说”、“家庭说”等等，长葛市政府官员及黄河旋风公司高层均明确表示，这些说法都不确切。
事实上，把一个人的自杀只归咎于某一件事或某几件事的刺激，是片面和不负责任的。如果梳理一下乔金岭的成长经历和创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的人格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更为深层的原因。
最令人担忧的财富是已经拥有的财富
24年前，32岁的乔金岭带领20多个农民，开办了一家名叫“长葛县第二化工厂”的企业，一年干下来，“第二化工厂”盈利10多万元，工人月工资达到49元，是当年该县农民人均收入的3倍多。在乔金岭的领导下，塑料制品厂本来办得红红火火，但“一场来自当地社队企业局的政策性干预不期而至，乔金岭‘靠边站’了，并在接受长达半年的审查后，被迫离开了该厂”。
此后，乔另创黄河磨具厂。十几年后，这样一个内地县级市的乡镇企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GE、英国戴比尔斯的世界第三大金刚石制品企业。当黄河模具厂已发展为黄河集团，并运作“黄河旋风”股票上市后，在对内和对外讲话中，乔仍然多次心有余悸地提到当初这次“清产”，它让乔金岭切切实实地感到了私有财富的不安全性。
在黄河集团壮大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银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此，乔金岭曾在多个场合予以说明：“黄河集团的发展若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党和政府批给了我们厂房用地1平方公里；是党和政府在1992年银根很紧的情况下，给我们1980万元政府贷款，后来又陆续支持贷款3亿元；还是党和政府，在1998年批准我们这家民营乡镇企业股票上市，募集资金5.27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我们进行的第二次产品结构调整……”
因此，黄河集团发展到今天的巨大规模，并不是乔金岭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他和政府、银行方面等共同经营的结果，即是说，乔金岭不仅是黄河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他还是政府、银行以及其他参与黄河集团进程的人们的代言人；他不仅是自己财富的守护者，也是以上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财富守护者。但这或许是他无法长期承受的任务。
富起来的乔金岭，是更强大，还是更脆弱了？从表面上来看，在一般人眼里，他肯定是更强大了：除了黄河集团董事长以外，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长葛市人大副主任等，身兼多个社会职务，获得过多个荣誉，而且这些地位和荣誉，来自于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础，即他创造和拥有的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所以它们也不会轻易失去。
然而事实是他走上了自尽的道路，这一选择确切无疑地映照出他内心的脆弱性。为什么一个表面上越来越强大的富豪，内心却会越来越脆弱呢？是哪些痛苦的折磨使他难以再忍受下去了呢？
如果我们顺着乔金岭人生的轨迹作一番梳理，就会感受到这个表面坚强的人，内心的脆弱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他越是坚强地守卫某种人生准则、道德准则，他的生命发条也就越脆弱，越是随时可能崩溃。
有报道称“乔金岭自杀是因为一起官司”，很多读者，包括长葛市的老百姓都大惑不解：一个拥有十几亿资产的人，会因为诉讼标的才一两亿的官司而自杀？
不管乔金岭的自杀是否因为这一起官司，假如法院真的判决乔金岭向原告赔付2亿多元(一些报道引用长葛市政府某官员的话，认为官司的标的为1亿，但记者从长葛市另一名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说法是：1亿的贷款，加上滞纳金，一共2亿多)的话，它对黄河集团以及黄河旋风的打击绝对是致命的。
因为，黄河集团拥有的是十几亿元的资产而不是十几亿的现金。别说乔一时难以拿出2亿的现金赔付，即使他能拿得出来，也会对黄河集团、“黄河旋风”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极大的破坏：企业的资金链、生产链、经营链会因之而断裂，“黄河旋风”在股市上的表现会大受影响。更可怕的效应将会相继发生，乔金岭的清誉、企业的信誉也将受到极大的打击，更不用说由此而带来的对乔金岭发展信心的打击了。这种情势之下，乔金岭又该如何向当地政府、银行、众多“联姻”伙伴以及自己的4000多名员工交待呢？
黄河集团不是塑料制品厂，一个小企业，失败了从头再来是很容易的，而现在的乔金岭背负了方方面面太多、太沉重的期望，这些期望可以一言以蔽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长葛，不知道市长、市委书记的人可以说‘车载斗量’，因为他们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不知道乔金岭的人却不是很多，因为乔董事长白手起家创建的黄河实业集团，为4000名长葛子弟创造了宝贵的就业机会；为几千个家庭提供了生活保障；每年为市财政上缴的几千万元的税金，为众多的公务员、教师支付着工资；每年为长葛、为许昌乃至为河南的许多公益活动提供着资金。这两年，随着下岗人员的增多，许多普通百姓在交谈中也不时发出感叹：‘唉，像乔金岭这样的人在长葛能再多几个就好了！’”
很明显，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资产，纳税占当地一般预算收入1/3的企业家，乔金岭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高处不胜寒。
当然，直到记者发稿之日，这起官司的判决也未进入执行阶段，而且是否能够执行还在未定之天，因此，它对乔金岭的压力，应该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以对人的心理的刺激、压迫程度而言，威胁常常比打击更可怕。
20岁时就曾自杀过一次
令人惊讶的是，1966年，20岁的乔金岭就曾自杀过一次，而在这之前3年，从小把他抚养成人的奶奶已自杀身亡了。
跟国内许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一样，乔金岭出身低微，自幼贫苦。他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在乔金岭小时候，父亲外出做生意时，淹死在黄河里，尸骨无存。生母随之改嫁他乡，乔金岭从小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在黄河集团的宣传材料中，乔金岭身世的坎坷成就了他伟大的人格。但幼年生活的不幸，并不会只是给人带来好处，也许幼年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所形成的焦虑对一个人心灵的戕害更应引起重视。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将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固然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而只有在他对自己的人格弱点加以了解及预防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幸福生活的底线。
乔金岭的奶奶是怎么死的呢？
1962年，在乔金岭的出生地—长葛县乔黄庄，家家户户都在“大食堂”吃饭。由于饥荒，社员们每天都是喝稀汤、吃糠团，即使这样，乔金岭一家也吃不饱。乔的奶奶为了省出一个人的饭量，决定到西安女儿家住一段日子。她到司务长那里领了7天的口粮—7个菜团子。但在火车上，这7个菜团子被人偷走了。忍饥挨饿的奶奶到了女儿家，迎接她的是冷灶和白眼。女儿早在3年前就已去世了，正喝着刷锅水的女婿、外孙自然不希望外人再来分一杯羹。奶奶忍饥挨饿地又回来了。她到生产队讲述自己的遭遇，但队长和司务长都认为她已领过7天口粮，这7天内不会再为她供应任何饭食。于是，乔的奶奶就在食堂院子里跳了井。
榜样的感染力是可怕的。乔金岭看到了奶奶自杀的悲惨情景，并且这情景肯定长久地萦绕在他心中，难以摆脱。奶奶的自杀是因为屈辱和绝望，有朝一日，当乔金岭遭遇相似的处境时，这种记忆就会成为他不可抗拒的自杀冲动的根源。
这一天很快就来了。1965年8月，在“四清”运动中，乔金岭被工作队队长看中，当上了乔黄村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乔队长被造反派赶下台，成了“牛鬼蛇神”，陪着那些被揪出来的县领导们挨斗。他当队长时得罪过的人，在批斗会上编排他母亲改嫁的故事，对他极尽谩骂、污辱之语。几十年后，当乔金岭回忆起此事时，仍然愤慨地说：这是比韩信“胯下之辱”还要严重的侮辱！
同时，根据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的经验，乔金岭深信，“坏分子”的帽子一旦戴上去，就难以摘掉了—不仅是他，他的子子孙孙也将一代一代地戴下去，这使他深深地感到绝望。
在一个等候通知去陪斗的早上，乔金岭决定自杀。他选择了上吊—这是当地农村通行的自杀方式，这种方式使他在生命即将飘然而逝的时候得救了：邻居王双林老人到他家串门，看见了吊在房梁上的乔金岭。王双林赶快割断草绳，将乔金岭放下来。
据说乔金岭非常后悔这场自杀。因为获救之后不久，他就看到这场运动像烙饼一样，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仅仅一年之后，乔金岭又成了“革命干部”，而那些“革命对象”们早已视挨斗为家常便饭，毫无屈辱之感了。
然而，这次未遂自杀的经历，能不在乔金岭的心中留下阴影吗？既然家庭和个人的苦难造成了乔的心理素质对自杀趋势缺乏坚强的抵抗力，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性格中的自杀倾向会像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吗？当然不会。王双林老人割断了套在乔脖子上的有形绳索，但那根无形的绳扣仍会摆荡在他心中，难解难分。除非引起乔金岭自杀冲动的处境永不再来，否则，他和他的生命之间就仍然只有一条随时可能拉断的脆弱细丝相连。
在此后的历程中，乔金岭仍然命途多舛，比如1972年，县里要从农村选拔一批基层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条件完全符合且渴望当上“国家干部”的乔金岭，被一个县领导的亲戚给顶了名额，这次打击使乔金岭对官场深深地感到寒心，他立下绝誓：“25岁以后，不入仕途不当官！”又比如1984年，他所创办的塑料制品厂被“收归集体”，自己被上级审查半年且“靠边站”，对他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打击。更何况，在这些时候，他还处于相对贫苦、整日要为全家稻粱谋的生活中。但乔都未再尝试过自杀，也许他根本未再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这个历程中，正是贫困，以及为摆脱贫困所产生的渴望和努力对乔起了保护作用，帮助他抗拒了自杀的诱惑。乔金岭是个聪明人，他不会看不到自己已然具备了“出人头地”的能力，即使这能力在某个地方遇到阻滞，只不过是把它引向另外一个地方爆发而已。因此，在这时候，即使遇到再重大的挫折，即使忍受着哪怕是最强烈的痛苦，也因为他能从中看到巨大而可靠的补偿，而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忍受了。
20年过去了，乔金岭成了身家10亿元的“河南第一富豪”，这也可以看作命运对他曾经有过的多重打击的补偿。然而，现在他所拥有的金钱、地位、名誉都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如果再次遭到打击，还有什么补偿是他所期望、是他所在乎的呢？他比以前更在乎的恐怕只会是“打击”本身，特别是当他认为这打击将确凿无疑地给他带来屈辱和绝望时，早年的自杀记忆肯定会像幽灵一样重回他的心中。
何况，糟糕的情况还不止此。
“我们都看不出他有什么压力”
记者在长葛市采访时，遇到的不管是乔金岭的乡亲、工厂占地的村民、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对乔的为人都是一致称颂，看不到中国人对富豪极易产生的红眼病。乔黄村村民们更将乔董事长视为全村的恩人。乔金岭骨灰下葬那天，村民们为他请了两套响器班子，全村人出动为他送葬。善良的村民们至今仍然相信乔死于脑溢血，他们告诉记者：“董事长是在迎宾园后面的鱼塘边钓鱼时，突然发病，摔倒了……”
乔金岭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如果一个地方出了一名富豪，这个地方的人们会多么受益于这名富豪。
“他是一顾小，二顾老—顾了学校，还顾敬老院。每年过教师节，全县的高中、初中、小学，每个学校他都给2000元，作为过节费。我们乡的敬老院，他一年也给三四万元。”乔黄村支部书记乔金芳说。
“三号公路修着修着，市里没钱，扔到这儿了，老百姓乱骂娘。市里的领导去找乔金岭：你不管贷款也行，自己拿钱也行，把这路给修下去……”
跟全国各地的许多首富一样，乔乐于行善，乐于助人。据黄河集团的宣传材料称：迄今为止，黄河集团已向当地捐款2000余万元。然而，当捐助的乐趣变成了一系列义务，它就只会使人感到内心沉重，索然无味。
黄河旋风公司一名干部说：“你富了，一圈人都想伸手来刮油水。作为长葛市最大的企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董事长乐意参加。有的事则是领导说话了，不参与，领导面子上过不去，也不得劲儿。”
令记者惊讶的是，这样一位受到当地人上上下下尊敬的富豪，竟然是孤独的。
“乔金岭没有什么朋友。”长葛市工商联会长吴晓华对记者说，“到了他这个地位，一般人很难接触到他。当然，有时我们也组织企业家到他那里坐坐，交流一下。我跟乔金岭相识多年了，他经常跟我谈他的忧患意识，说现在是‘前有狼，后有虎’，企业的前景他最多只能看5年。有时候，乔金岭半夜里坐起来，自斟自饮，喝几杯酒，因为精神压力太大，睡不着……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要想着怎么把企业搞好，企业搞好了，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
记者问：黄河集团会有什么经济问题？
吴晓华只举了一个例子：“企业大了，单靠自有资金是不够的，需要资本运营—你去银行贷款，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赚了钱再还银行—这个资金链不能断。但是万一产品出现问题、市场出现波动，或者发展方向不对的话，都会造成资金链断裂……”他强调，不管哪个企业都会遇到类似问题。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正常的家庭生活对自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家庭结构的变化，则会削弱它的这项功能。
乔金岭有三子一女。儿女都已成家另过，只有他和老伴住在“迎宾园”的别墅里。“迎宾园”本是乔金岭为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安排的住所，里面有3幢别墅，乔金岭夫妇住在其中一幢。这个花园位于黄河集团厂区的最西头，从黄河集团的大门进来，顺着35米宽的水泥路，要走3里多地，才能来到这里。
“迎宾园”守卫严密，黄河集团的干部也不能轻易接近。黄河集团一名干部说，乔金岭不爱钓鱼。除了喝酒，他也没什么别的爱好。他的保安回忆道，乔董事长时常一个人心事重重地在“迎宾园”里散步，叹气。去年春节，留守值班的保安们在院子里玩，乔金岭走过来，笨拙地跟保安学骑三轮车，还对“为什么会骑自行车的人不会骑三轮车”这个问题颇感困惑，那大概是他平时少有的轻松一刻。
知情者说，乔对待子女很严厉。除了工作，他跟子女间也没多少话可谈，而员工们对他的崇拜、颂扬拉大了而不是贴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使他日益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之神。
“他有什么压力也不会对我们说。”黄河旋风的副总胡新英对记者说，“我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做自己的工作，加上从年龄上，他是我们的前辈，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我们不会去问，他也不会跟我们说……”
记者在长葛市采访时，一名采访对象感慨道：乔金岭不惜重金，为黄河集团引进那么多技术方面的专家，但这个集团里唯独缺少一个心理医生。
当然，有些心结，即使是心理医生也未必解得开。
乔金岭去世后，很多报道都强调他拥有“在数十年打拼中建立起来的与政界、金融界以及合作方的默契而牢固的关系”，但建立和维持这些关系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黄河集团家大业大，乔董事长各种事务繁忙，人际交往复杂，社会生活紧张，生活的天地跟以前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而他的孤独，则说明他和社会的接触并不是非常融合。毫无疑问，乔对自己的人格是崇拜的，并会对任何降低自己人格的可能性感到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和活动越是展开，越是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就越是发现自己与社会的不协调。而沉缅于孤独，沉缅于内心活动，则进一步扩大了他和外界之间的鸿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乔金岭生命中的惟一重点就是他的企业，这个越来越成为庞然大物的企业。在他的人生中，曾经有过3大宏愿，开始是“为国、为民、为家、为中国农民走出一条吃饭的路子”，后来是找致富的路子，再后来是“走出国门，去赚洋人的钱”！每次在达到现有高度之后，乔金岭都要自动升级到更高的目标，他处于一种永不满足的状态，他的欲望也成倍地增长。
在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市场也几乎无限扩大的时候，乔金岭过分受到刺激的野心并没有得到应该适可而止的警告。相反，当记者询问一名市政府干部，市里希望黄河集团能做到多大规模时，这名官员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越大越好！”
“乔董事长经常说，企业经营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现在是进得慢也是退！”胡新英跟记者说。
财富扩大了乔的权力，也极大地刺激了他的欲望。除了当上人造金刚石行业的“全球老三”之外，黄河集团又涉足及打算涉足激光照排印刷、燃料电池、第三代手机、高速公路建设等产业，集团投资1亿元在上海开公司，并准备把工厂建到日本、美国，做跨国公司……在事业上，乔金岭相信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任何东西，他的信条就是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进展，而现在对他来说只是一系列急于度过的阶段。他越是不留恋现状，现状给他的欢乐就越是不完全可靠。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种野心感到满足，而且这种激动本身会永远保持下去而不会平息。在他的操纵下，黄河集团就像一列巨大的、轰隆作响的、没有制动器的列车，在惯性作用下快速向前运行。
过分剧烈的运动肯定会激起当事者心中的狂热。而如果乔在极大的成功后，突然遇到了克服不了的障碍，这显然是他所无法忍受的，他肯定要急欲摆脱这种障碍。又假如这障碍是难以摆脱或被他认为是难以摆脱的，他便会产生一种心神不定、激动和不满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增加其自杀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候，那些“自杀诱因”，便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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