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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明晰而又稳定的个人产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自由交易、能激励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方式财富随想
张旭昆,男,1953年1月出生于杭州,现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和制度经济学。主要论著:《思想市场论--分析知识产品演化的一个
模式:以经济学为例》。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省经济学会1994年优秀成果一等奖、省政府第六届(1994)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一
财富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耗费了古往今来多少智者的精力。
曾经有人说,财富不就是金银货币吗！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15-18世纪的欧洲人发疯般地冲向全世界去寻找金银,掠夺金银；或者通过政府的津贴和关税来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谋求对外贸易的顺差,增加一国拥有的金银；以为这样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富裕,就如同一个家庭一旦拥有金银就会致富。这就是当时欧洲的重商主义。
在这种重商主义思潮的支配下,英国倒是通过外贸发展了起来,但是它同时给别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时英国与中国做生意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为了实现对华贸易的顺差,丧心病狂地向中国推销鸦片,一旦受阻又不惜挑起战争来逼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这就是重商主义的观念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那么幸运,在重商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推行了一整套重商抑农的政策,即限制粮食出口来保持粮价低廉以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结果谷贱伤农,广大农村一片萧条,民不聊生,国内市场极度萎缩,国民经济一蹶不振。这种状况引起了不少法国有识之士的焦虑和关注,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开始批判重商主义的财富观,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可供人们消费和享用的粮食、肉类、牛奶、水果等等。
重农主义的观念在一位苏格兰的哲人亚当·斯密那儿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他1776年(这也是美国独立的年份)发表的经典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有力地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并进一步批判了在这种财富观的支配下制定的政府干预经济操纵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政策,提出了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
重商主义观念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一个国家的财富与一个家庭的财富。金银货币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只要能够不受阻碍地交换到各种各样的物品,当然是财富,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家庭带来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和享用品。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构成其财富的决不是金银货币,而是可供国民消费和享用的各种物品,货币不过是帮助人们进行交易、核算损益、储存财富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无数的金银,却没有其它任何粮食、衣物,等等,那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当寓言故事里的那个点石成金的国王把一切都点化成黄金后,他真的富有了吗?
二
财富有什么用?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财富不仅仅是给人以各种消费品、享用品以维持生存,享受人生。财富的最大意义是给人以自由,选择的自由,免除贫困的自由,避免受人强制的自由。古人云,饥不择食,贫不择妻。人若没有起码的一点财富,是不可能有什么选择自由的。财富可以使人摆脱贫困,只有告别了贫困,人们才有选择的自由。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必须为果腹而终日操劳,无法充分伸展他(她)的各种潜能。而一个衣食无虑的人则可以自由地选择他(她)所喜爱的活动,充分舒展其才华。一个因贫穷而困厄的人将很难拒绝别人的施舍,即便这种施舍要求他从事违心的活动。而一个财富充足的人则可以对这种施舍理直气壮地回答说:NO！
当然,财富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并不是拥有了财富就拥有了自由,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袭人、晴雯等丫头若论物质财富,恐怕哪个都不会太少,但这并不能保证她们有选择如意郎君的自由。这与财富的获得方式有很大关系--只有当财富是地位平等的不同主体通过自由交换而获得时,财富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守护神。
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金银货币就是财富的代表,货币的多少就代表了他财富的大小。货币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讲,它的最大意义是给人以选择财富种类和形式的自由以及变换财富种类和形式的自由。有了货币,个人才可以决定自己选择何种食物和衣物,即便它们是这个人根本不会生产的；有了货币,个人才可以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选择这些食物和衣物,是今天还是明天,是今年还是明年。
货币的这种优越性,使得它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对象,而这种热情在没有一定制度的制约下,往往变成一种病态的疯狂。因此人们往往错怪货币,认为它是世间万恶之源,大批特批所谓的货币拜物教。其实货币无罪,问题在于追求货币的过程,在于有人在追求货币的过程当中采用了损人利己的方式。
三
财富如何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财富的增长有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明晰而又稳定的个人产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自由交易、能激励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方式。
中东阿拉伯产油国由于拥有石油资源,富甲天下,在一片沙漠之中建立了富裕之邦。但是自然资源是财富的充分条件或者说重要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在二次大战的废墟之上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依靠的是人力资源。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重视普及教育,使得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成为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正是依靠这种通过普及教育而积累起来的丰厚的人力资源,日本迅速渡过了战后的困难局面,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明晰而又稳定的个人产权是实现财富长期增长的核心条件。16世纪以来,以荷兰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产权制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过去人们往往认为是瓦特的蒸汽机诱发的工业革命使得历史的天平倒向了西方国家一边。然而仔细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对于个人产权的尊重,尤其是政府对于个人产权的尊重,即便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也没有多少厂商敢于使用,因为使用后所获得的丰厚收益有可能被红眼的政府横暴地征没。因此可以说,没有一定的产权制度作为前提条件,工业革命根本就不会出现。
明晰而又稳定的个人产权不仅造就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也是人们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开展贸易的基础。分工和交易能够克服一个国家(或者地方)自然资源的贫乏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是财富增长的直接源泉。自中世纪以降,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乎都是近海近江的地方,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从英国的伦敦到美国的纽约,今天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莫不如此。何以如此,交易使然。海岸江边多有舟楫之便,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便于开展长途贸易。
在促进财富增长的各种因素当中,财富和收入本身的分配方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财富和收入主要分配给少数人和完全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同样不利于财富的增长。即便个人产权明晰且稳定,市场交易也存在,但只要财富和收入主要分配给少数人,就像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那样,整个国家的财富仍然不能有效地增长,因为大多数人丧失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大锅饭往往使得社会中的聪明能干之人懒惰下去,就像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们一直渴望实现公正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然而对于公正或者公平和正义的标准,却众说纷纭,无法统一。
其实,人的智商是不一样的,智商决定了一个人的潜能；同时,人的努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努力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潜能的发挥程度。因此只要一个社会确保机会均等,在较长时期内,其财富和收入的分布就会与每个人发挥出来的智商的分布大致相吻合,这也许就是实现了公正。可能也只有在这种公正的分配下,财富才可能最充分地涌流。上海证券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旭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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