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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才
随着券商经营困境的加剧，就此话题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对此，笔者认为，对券商而言，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而救自己的真正途径只能是练内功（通过组织创新提高组织效率）。
按照笔者的理解，市场的作用就是使内部矛盾外部化（尽量利用“囚徒困境”），而企业的作用则是使外部矛盾内部化（尽量防止“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本质含义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有冲突未必是坏事。而市场和企业正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两个机制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向前演化。
事实上，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效率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配置效率（主要是市场层面的效率），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组织效率（主要是企业层面的效率），前者主要通过市场（外部组织）来实现，而后者则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组织）来实现。
如果券商没有组织效率，就不可能为投资者提供好的服务，反而有可能通过一些漏洞对投资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券商没有组织效率，就不可能拓宽融资渠道，因为资金都是要追求自己的回报的，除非一直靠政府提供的各种意义上的“预算软约束”，而这样做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如果券商没有组织效率，就不可能通过市场的选择机制的检验，券商整体亏损预示着生死抉择，市场总不能把所有的券商都淘汰吧。如果券商没有组织效率，即使盈利模式创新了，也不能保证赚来的钱不被“黑洞”大量吞噬。
笔者一直这么认为，券商的问题是“居安”的时候没有“思危”，“饮水”的时候没有“思源”，也就是说，券商在获取超额利润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没有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组织效率。新经济史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问题都是在表面上强盛的时候留下了隐患，忽视隐患的结果就是“酿成苦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则是另一面镜子。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券商的成熟和发展是金融深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否定券商积极作用的评价是不客观的。和计划经济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一样，出于发展经济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政府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运作证券公司（金融企业），而是按照自身的偏好进行运作，结果自然在证券公司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偏离正常轨道的问题。
如果把这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赶超战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券商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循序渐进，结果自然是不具备真正的自生能力，在渐进博弈的路径中陷入了坏的博弈均衡解，没有走上金融制度演化的良性循环的道路(笔者在这里提到的自生能力的概念与林毅夫教授所定义的自生能力概念有所不同，关键是引入了组织效率这一变量)。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正是基于双方的比较优势进行的，如果金融企业的组织效率和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都不高的话，那么这种相互替代就不会是有效率的，结果只能收敛在很坏的均衡上。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个不幸的结论，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双双出现了困境。总之，券商困境的根源在于传统的组织模式已与市场发展的环境格格不入，所以券商到了必须重视组织创新的时候，因为通过组织创新提高组织效率已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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