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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反驳“双降”水分安永再推不良贷款“炼金术”
“另一个问题是，各家银行是否为不断增长的贷款组合提取了充足的损失准备。”安永交易咨询服务部合伙人陈嘉强说。众所周知，未作充足计提的利润是不可靠的，显然，安永这是在质疑四大银行经营效益的可信度。
本报记者 罗文胜 深圳报道
罗德曼（JackRodman）先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是因为不良贷款。
一年前，安永发布的《2002年亚洲不良贷款报告》披露，亚洲地区不良贷款达2万亿美元之多，中国四去其一。当时，安永交易咨询服务部合伙人罗德曼是主笔之一。
一年后，2003年10月16日，安永交易咨询服务部在北京公布了他们的另一份报告———《2003年度回顾：中国的不良贷款》。
这一次，罗德曼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SOCB）“减少不良贷款量的短期策略，实际上从长远来说可能增加了不良贷款量”。报告认为，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只是从计算上看”，是通过大幅增加贷款余额（如今年以来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等手段实现的，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四大行旋即反弹。
工总行紧急回应
10月23日，工行总行办公室紧急拟就一份名为《不良资产绝对额下降是关键》的解说材料。材料强调，工行近几年处置不良资产的着力点，基本上都放到了降低不良资产的绝对额上，并且这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而不是阶段性攻关措施，“非一时紧一时松”。
当记者问及工行会否直接因应安永报告采取措施时，工行发言人称，“安永所指在四大行，不单单指工行，我们将在征求其他行的意见后再做定夺。”
此前几天，四大行相继公布了前三季度经营情况。除农行承认“不良贷款余额增加”外，其它三家均实现了“双降”目标。按五级分类口径，工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357.5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3个百分点；中行分别下降260亿元和4.3个百分点；建行下降310亿元，3.98个百分点。
“如果说不良贷款率下降有通过大量增加分母进行稀释的嫌疑，如何解释不良贷款绝对额的下降？”工行强调，前三季度该行新增贷款3815亿元，仅占同期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增加额的15％，远低于其1／4的资产占比，明显不是粗放势头。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扩张信贷规模，一样可以成为降低不良贷款余额的手段，具体手法包括还旧借新、借新还旧，或通过存量转移提升贷款信用等级。
不过建行广东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易雪飞认为，“这套经验已经是过时皇历了”。
易雪飞称，在上市改制的目标制约下，国有银行须过两关，一是10％以下的不良贷款率，一是8％以上的资本充足率。如果施展手段，以扩大风险资产的方法闯过不良率这一关，“不良率是降了，但资本充足率也降了，要提多少风险拨备、填多少利润资本，才能满足8％（的要求）”？
据其介绍，为避免不良率与充足率的“双降”，建行近来推行了一套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业务考核体系，由总行根据不同风险程度的信贷品种，确定不同的提取资本成本比例（如公司贷款提取比例为4％，个人住房贷款为1％），并据此核定各分支机构资本成本，不得突破。以广东行为例，总行核定的经济资本约110亿元，按去年的信贷结构估算，2003年的信贷类资产规模不可能超过1400亿。“在这种考核体制下，我们不可能产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收贷收息的主观意愿。”易雪飞说。
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某人士也透露，去年工行新增贷款近3000亿，加权风险资产亦狂增4195亿元，资本充足率下降了0.22个百分点。如此一来，资本充足率成了工行业务开展的核心制约因素，以往包住不良贷款的惯例，现在成了最愚蠢的做法。目前，各国有银行走的都是压缩风险资产、大力补充资本金的路子。
准备金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8月份对占工行18％资产的6家分行的审计结果却相当正面。从对外公布情况看，6家分行不良贷款率与国际审计结果接近，其中三个分行相差0.1个百分点，仅有一家差距为1.1％，“资产质量较为可信”。
仅仅两月之隔，评价为何大相径庭？经多方联系，安永同意就此作出解释；然而，待记者寄出采
访提纲，安永又收回成命，并回复说：报告出来仅一个星期，马上又在媒体上做解释性说明，不利于安永的公信力表达。
但暂时沉默的背后，安永在其报告中提出的第二点质疑———呆账准备计提和国有银行利润组成的可靠性———依然如此清晰。
“另一个问题是，各家银行是否为不断增长的贷款组合提取了充足的损失准备。”安永交易咨询服务部合伙人陈嘉强说。众所周知，未作充足计提的利润是不可靠的，显然，安永这是在质疑四大银行经营效益的可信度。
四大行显然无法坐视不理。“这方面的论述安永没有展开，我们可从它对上海、杭州分行的相关审计结论推测其看法。”工行某内部人士透露，当时安永认为上述两行计提呆账准备的问题有二：一是未能根据贷款质量的形态变化，按照五级分类标准实行风险拨备；二是未能按季或按年对抵押资产、抵债资产和投资价值进行重估。
该人士称，国有银行呆账准备金计提以2001年划线，实行新旧两套办法。2001年（含）以后发生的新增贷款和存量移位贷款，依据五级分类相应比例计提专项准备金；其它存量贷款继续按资产余额的1％提取普通拨备。“安永认为我们未按五级分类标准拨备，应该是指2001年以前这一块。”
至于目前的利润是否可信，该人士分析，国有银行创利有其政策性因素，如应付利息提取率的下降、资产剥离及债转股、税率调减及帐外固定资产并帐等等，但这些因素是一次性的，且已基本到位。相反，从经营利润到账面利润，每年却必须经过三重扣除，一是呆账准备提取，二是应收利息核销，三是非信贷资产损失核销。工行去年经营利润439.17亿元，三项扣除后仅为62亿元，其中呆账准备提取额为255.9亿，占比达58％，在全球已达极高比例。从近日各行公布的数据推算，今年前三季度经营利润中用于风险拨备提取及各项核销的比例，工商银行为84.7％、建设银行为76.7％、中国银行为48.7％。
安永的算盘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上也很少有人白付钱不享受午餐。
“安永报告的出台，依我看带有一定的商业动机。”有建行人士分析。
该人士认为，24页的不良贷款分析报告，除涉及银行的约占1／3外，另有大量篇幅用在对华融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评估上。“从行文逻辑上看，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成效提出质疑的部分，给安永在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引进外资处置中国不良资产———作了铺垫”，细加分析，报告中不少论述，与安永在华业务的运作明显有衔接之处。
“中国不良贷款组合面向国际投资市场的大门正在打开。”罗德曼乐观地判断，“好消息是一些银行正在尝试与国际投资银行合作，开创新的交易结构以降低不良贷款。”———此语的导向性再明显不过。
他同时补充说，“目前市场上仅进行了一两单交易，准备进行的亦不过几单，投资者仍有机会在这个亚洲剩余市场———有可能是最大的不良资产市场———中抢占先机。”
去年2月，安永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首次不良资产涉外处置担任独家财务顾问和交易顾问，由于涉及中外合资公司问题，整个运作在外经贸部审批环节卡壳，安永商业拓展计划也连带受挫。
今年9月份，安永又接下建设银行的一纸聘书，负责为后者向国内外投资者推销面值5亿美元的抵债资产，这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首次打包出售抵债资产，交易定于未来四个月内招标。“此次交易，安永虽然一直抱怨中国法律控制过死、商业谈判不够灵活，但罗德曼已表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上述建行人士透露。
不过安永仍然在其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政府由于缺乏让坏账处理进入私人领域的政治意向，运作起来过于谨慎，谈判花费太长时间，一个不算太大的资产包谈起来也是几个月———由于无法明确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大部分国外投资者已深表失望。
由此，报告带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理更多地基于政治驱动，而不是利润驱动。
安永声称，中国监管部门禁止银行信贷流入不良资产购买领域后，国内购买者马上暴露了其资产规模小而分散的本来面目。既然意识到此中问题，中国如果继续执行倾向国内特定利益团体的政策，不但增加了操作中的道德风险，而且会耽误处置时机。
报告甚至认为，事实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陷入困局：市场竞争不充分，资产处置价格偏低；如果静待买家形成正常的竞争态势再行出货，资产则早已贬值，一样无法得价。安永进而强调，四大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被动局面更甚于资产管理公司，对其处置效率更不能持乐观态度。
基于这一判断，安永开出的药方是，承认不良债务之间存在互动链条的事实，结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隔阂状态，双方建立联合性的投资公司，在扩大国际买家竞争市场的前提下，高透明度地处置不良资产。
一年前的9月3日，在《2002年亚洲不良贷款报告》发布之后，在业界炽热的目光中，罗德曼踏上了中国征程，向中国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推介研究报告，推销安永的不良贷款“炼金术”。
当时，罗德曼半开玩笑地说，“有的人喜欢用打高尔夫球的方式来谈生意，但我不会打高尔夫，所以只能写些研究报告来与客户交流，并获得商业机会”。
一年后，同样是带着他的报告，罗德曼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意外的缓滞，则新贷款的迅速增加可能令银行在未来承受更大的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这一次，他会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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