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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如果按照新协议去实施，发展中国家银行的资本要求将被大幅提高，从而削弱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英美等国银行业协会则质疑，内部评级法将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包括在监管资本中的合理性。
本报记者 吴雨珊 上海报道
10月22日，一篇题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主要问题取得重大进展》的文章刊登在中国银监会网站上。
这是一条来自巴塞尔的最新消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下称“管委会”）将根据全球银行界提出的200多份反馈意见，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重大修改；原定于2003年底出台的时间表也由此推迟到2004年中期。
公告的内容并不详尽，只表明管委会将对包括损失提拨准备金、资产证券化、信用卡承诺以及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等四个方面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将在2004年中期之前修改完毕。有金融专家认为，此次修改并未触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总体框架，只在技术层面进行调整。
但敏感的人们还是感觉到，上述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国际银行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批评意见，强化了新协议的适用性和操作性：一是将遭受诟病最多的繁杂之计算方式进行了简化，二是在准备金处理方法上参照了更多国家的现实情况，将原来被大幅提高的资本要求略为降低。
“简化一些监管程序和计算方式很必要，否则监管成本太高。”上海银监局一位人士表示，“至少现在国内还没有一套完整、尖端的风险度量技术，也缺少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他同时认为，把预期与非预期损失准备金分开计算，减少了原协议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的不利因素，比合并计算更为合理。
200份意见施压
从1988年《巴塞尔协议》诞生到1996年的补充规定，再到1999年以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的三次亮相，巴塞尔协议在激变的市场环境中不断蜕变，其每一阶段性成果都成为国际银行监管框架和风险管理原则发展与演变的标杆。
这次修订缘于今年10月10日至11日，管委会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2003年征求意见稿第三稿出台至今，共有200多份意见不一的声音反馈到管委会，这些声音既来自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
“这场历时5个月的公开大讨论冲突尖锐，争论激烈。”一位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形容。
由于最后的协议将直接影响各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银行的风险管理和资本配置要求这条“生命线”，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的大银行纷纷参与激辩，试图让条款更有利于自身发展。
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采集的是十国集团的银行数据，所设计的条款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新协议去实施，发展中国家银行的资本要求将被大幅提高，从而削弱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美英等国银行业协会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质疑内部评级法将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包括在监管资本中的合理性。另外，他们还批评新协议太复杂，不仅银行难以实施，监管机构也难以进行监督，并指责协议为监管机构定义的角色指令性色彩太浓厚等。
虽然无从获取这场集团利益相争的细节，但管委会最后的决议清晰可探。
显然，管委会仍然坚持了一贯的独立原则，并没有回应所有的争论，只是在适当采纳意见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做出修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这次修改只是其中一个步骤，就像1988年巴塞尔协议一样，新资本协议也会有一个不断斟定的过程。”
修改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管委会将改变对预期和非预期信贷损失的整体处理方法，将二者分开处理。巴曙松表示，原来的草案强制银行必须为预期和非预期损失同时提拨准备金，但为预期损失提拨准备金实际上是让银行承担了双重成本。
重新商议之后，管委会作出新的结论：在内部评级法中，分开处理预期和非预期损失将有助于建立更好和更一致的资本管理制度。按照修改后的方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即内部评级法资本要求）将仅针对内部评级法计算的非预期损失。相应地，将不再考虑内部评级框架中的某些抵扣（特别是将来的利差收入）。
同时，管委会强调，有必要单独处理预期损失，以鼓励银行为预期损失做适当计提准备。按照这种分开处理的方法，银行将比较内部评级法计量的预期损失与银行已经计提的损失准备（包括普通准备和专项准备）。
“这部分条款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本充足率的压力，使新资本协议被广泛采纳的可能性更大。”上海财经大学一位金融学教授表示。
此外，管委会决定简化资产证券化的处理方法，包括取消“监管当局的公式”，使用相对简单的方法。这一点受到国内学者、专家及监管部门人士的欢迎。
“简化的修改非常必要，方法太复杂不仅难以操作，而且将大大提高成本。”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戴国强说。上海银监局一人士亦表示：“我们希望改进监管方法，但是希望它直接有效，简单易行。”
同时，管委会还表示将重新审议信用卡承诺和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及某些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的处理方法。
新协议的不平等
“本次修改涉及了一些比较核心的部分，但仍然有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尚未被触动。也就是说，不同的评级方法反而会导致不平等竞争，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上海银监局一位人士说。
他所说的“不合理的内容”，即新资本协议将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资本要求大幅提高，从而可能对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动产生负面影响。
巴曙松认为，新资本协议的建立主要参考了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十国集团的银行，因此在很多条款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考虑不周，使发展中国家银行在竞争中陷入被动。
如新资本协议框架中提供了两种办法进行资产评级和确定风险权重，即标准法和IRB方法（内部评级法）。一般来说，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才具有内部评级的能力，而标准法的实施则主要依赖于外部评级。
两种方案的区别在于：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采用IRB方法测算，其风险资产规模比原来减少2％到3％左右，而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大银行，下降幅度更大。相反，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以及OECD国家的资产评级较低的银行将被迫提高风险权重，从而被要求配备更高水平的资本。
巴曙松进一步分析，在中国，那些已经建立起内部评级制度的外资银行往往能通过评级，使当地的优质客户获得较低的风险权重，从而以较低的价格争取到客户。而中资银行大多还没有建立起内部评级制度，如果以标准法作为衡量方法，又因为缺少外部评级机构，使许多客户的风险权重达到100％，根本不具有竞争力。
对此，戴国强认为，信用风险评级已成为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瓶颈。为接近标准法的要求，招商银行等部分中资银行曾聘请国外的评级机构进行风险评级，尽管花费不菲，但对方还是因对中国情况不了解而无法做出准确、全面的评定。
虽然许多国家对实施标准法持保留态度，但管委会明确表示对其不做修改。
不过，可以让人期待的是，管委会的公告表明，根据整体资本目标，管委会还可能调整内部评级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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