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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实际上有很多很“傻”的事情，同时，这里人又喜欢毫不迟疑地给别人扣上“傻”和“愚蠢”的帽子。在经过对于“愚蠢”的全面抨击之后，却并不见“愚蠢”的现象有所减少。为什么呢？我想恐怕更和语言习惯有关。
比如，前一段打仗的时候，在饭桌上和朋友聊天，谈到了当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为美军服务的伊拉克人如何受到当地人的恐吓和歧视的故事。文章附有两张照片
：一张表现一家专门为美军服务的电器商店被游击队的手榴弹炸毁之后的景象；另一张照了一名为美军做翻译的名叫赞娜波的女士。照片旁边的解释说：“赞娜波女士从不向其他的伊拉克人透露她的工作，因为她说‘我肯定会被杀死’。”这篇文章并不奇怪，战争之后很多人的归属是会重新成为问题，奇怪的是这张照片。朋友愤愤然道：“《纽约时报》真是愚蠢之极，他们这样做岂不是将这个可怜的女人置于死地？难道他们认为伊拉克人不读《纽约时报》吗？”
我的回答比较复杂，读了文章之后我认为它漏洞百出，首先文章的题目非常误导———伊拉克人面对危险继续为联军服务。仿佛“为联军服务”是一种爱国行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文章结尾处讲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店主，他的言辞十分激烈，他说：“为了美化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牺牲不错，但是为谁呢？这个人是亲美呢，还是害怕他刚刚好转的生活从此消失呢？当然后者更合乎逻辑，否则他为什么不愿透露姓名？
我的一连串的分析，居然让我的朋友十分愤慨。“你为什么要为这样愚蠢的害人行径开脱？”他质问道。又是一个“愚蠢”！当然是在告诫我，再争下去，必是我“愚蠢”无疑了。我不甘心承担“愚蠢”的罪名，只有闭嘴，虽然心里还是不服。
我的审慎对于我的朋友来说是政治冷漠，也就是愚蠢。我不认为我是在为《纽约时报》或者美国政府开脱。我却知道“愚蠢”二字必须小心使用。“愚蠢”是一种骂人的字眼，绝对意义上的“愚蠢”根本无法定义，大多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愚蠢”当然是智慧的反面，然而以之来描述某人某事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显得聪明，反而有的时候像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可以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在自我炫耀。总之，“愚蠢”这个词的磁场太强，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就走进去，肯定会陷入愚蠢的陷井而无法自拔。
最近有几本书证明了“愚蠢”这个词既不好用，又无法简单地解决掉。
《纽约时报》曾介绍了一本题为《愚蠢大全》的新书，作者乃荷兰作家MatthijsvanBoxsel，现已被翻成英语，非常畅销。我没读过，想来大概和《吉尼斯大全》差不多，充满了人间奇景，属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且不去说它。比较有趣的是编者vanBoxsel的理论。他认为，“愚蠢”乃是人类进化的一大动力，是推动人们去发掘智力的源泉，很多被公认为“智慧”的东西实际上都只不过是愚蠢的变形和表现。不少著名作家，比如福楼拜、陀斯妥耶夫斯基都针对这个话题有所论述，证明愚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这个观点不错，但是却还是以征服“愚蠢”为最终目的的。
另一本书是纽约大学的比较文学和德国文学专家AvitalRonell的学术论著，题目就叫《愚蠢》。作者说世界上有两种对待愚蠢的态度，诗人式的，斗士型的。诗人总是希望在愚蠢和智慧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一片绿洲，一方阳光明媚的沙滩，但是斗士是要在愚蠢和智慧之间划一条界限，不断向愚蠢挑战的。实际上这两种态度也不一定互相排斥，说到底愚蠢就是智力的终极点。有的人“认”了，有的人不服。
Ronnell对这些斗士是无情的，转着弯儿说骂他们是死了的白人男性，就差没用“愚蠢”二字。历史上对“愚蠢”的挑战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些人当成“愚蠢”的化身，多半是女人和少数种族。上个世纪初不是就发明了很多智力测验来想尽办法地证明移民是弱智儿吗？不过转着弯“骂”有其好处，那就是在迂回中传达了一点知识，几分智慧。
我不是死了的男性白人，但是我自以为是个在追求知识的路上孑然而行的孤独者，我有的时候也要对付愚蠢，因此也很能认同Ronnell所说的疲惫感。而且喜欢移诸给别人，比如这位可怜的和我一同吃饭的朋友。
我们那天吵了一架，关于我平常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半拍的习惯，关于我的软弱，关于家。我最近经常想起郭沫若的一句非常愚蠢、非常煽情的诗：“平和之乡呦，我的父母之邦。”平和大概就是妥协，我们都应该做诗人，陶渊明式的，或躲到武侠小说功夫电影里面去做斗士。让别人去对付愚蠢吧，我只恨不能做愚蠢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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