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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反垄断局首席大律师J.BruceMcDonald访谈：
市场中的竞争永远都不会过多
本报记者 段 文
北京报道
市场竞争永远都不存在过多或过分的问题，竞争永远只会是处于不足的状态。就拿中国电信业存在的竞争者之间打架的问题来说，它会使电信价格越来越低，政府主管部门不应该去管他们。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自1890年《谢尔曼法案》出台以后，110多年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史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场竞争与限制竞争不断博弈的历史。美国最高法院曾在一个判决中指出《谢尔曼法》的意义：“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
从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的解散到1945年美国铝业公司的拆分，从美国烟草公司的强制拆分到AT&T公司的自动分拆，从IBM的13年官司到微软的世纪之诉……几乎每一次美国的经济进步背后都伴随着一个大公司兴盛与衰落的故事。作为故事中那个著名的“反角”，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每每在那些大公司历经拼搏终于获取了市场上绝对优势的竞争地位之际突然降临，他们总是那么冷峻、残酷，但却忠于职守，一旦他们发出反垄断诉讼的投枪，大公司就不得不感叹命运多舛，并作好随时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的准备。
2003年10月中旬，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的两位官员抵达了中国北京，不过这次他们不是来发出诉讼的投枪，而是来向中国的法律同仁介绍经验。10月17日，记者见到了应邀参加社科院法学所举办的“电信市场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的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反垄断局首席大律师J.BruceMcDonald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反垄断局信息与传媒处处长Goodman女士，他们比想像中要随和，McDonald先生更是以一个幽默的开场白开始了他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往往被认为正好和美国处于地球的两端，因此我小时候曾因听信‘只要用铲子向下不停地挖就可以到达中国’的说法而把花园弄得一团糟。我很高兴我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不过我是乘飞机来的。”
10月18日中午，McDonald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21世纪》：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别：美国是先有市场竞争才有政府管制，而中国是政府在倡导建立市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而且每个国家的法律又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的，中美之间在这点上也有很大区别。那么，您认为中国怎样才能从美国经验中获得进步？
McDonald：中国具体如何去做当然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想提的建议只是，自由竞争在美国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而且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慢慢放开政府控制，引入自由竞争，而事实表明，那些国家的公司也是能很快就适应了自由竞争，而且整个经济都取得了进步。
实际上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都是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市场，从而获得发展。我想，中国的趋势也是一样的，要由更多的政府管制转到市场自由竞争上，只是在速度的把握上存在不同理解：中国的转轨是应该更快一点还是平稳一点？认为中国转轨慢一点的观点主要是认为中国人没有在市场经济中经营的经验，还不适应什么事都是由自己来决定。但拿美国人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学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东欧的波兰，现实已经证明他们已经完全适应市场的竞争。
《21世纪》：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的经济转轨应该更快速一点？
McDonald：是的。我注意到你们有些官员在讲话中谈到，在中国要引入竞争但又不能引入过多的竞争。在我看来，市场竞争永远都不存在过多或过分的问题，竞争永远只会是处于不足的状态。就拿你们中国电信业存在的竞争者之间打架的问题来说，它会使电信价格越来越低，政府主管部门不应该去管他们，价格战最后的结果是消费者以最低廉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政府为什么要去干预呢？当然了，这种竞争会使一些企业因为经营不善退出竞争，这是残酷的，但市场上有这样一个机制，经营者有压力，才会不断进步，整个社会的经济也才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是有好处的。
《21世纪》：那么，您是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建立自己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从而有效保护市场竞争？
McDonald：是的。现在美国，欧洲，等等，都有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干什么用的？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竞争，市场上充满有效的竞争才能使经济更好的发展。“最积极的市场决不是由人为决定的市场”，反垄断法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市场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
在美国反垄断局有数以百计的律师和经济专家，他们每天关注的就是如何使市场机制发挥充分的作用，一旦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要阻止这种反竞争的行为和状态。
《21世纪》：在美国，一旦一个反垄断案例进入到诉讼程序，所花的时间往往都会很长，像对AT&T公司的调查花了10年，IBM的诉讼打了13年，微软的官司至今还没有结果。而前两起官司又分别是以庭外和解及司法部放弃起诉结束的。那么，美国的反垄断法律权威究竟何来，是否只是一把“高悬的利剑”，仅仅起到威慑的作用？
McDonald：美国的反垄断法既有威慑的作用也有实际的作用。美国反垄断的案子所花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同其他案子所花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案子从开始调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一般也就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并不像向你所说的那么长。的确也有一些案子会花很长时间，可能会花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其实是很少见的。
《21世纪》：美国在1996年出台了新《电信法》，这部法律有没有对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产生影响？因为在中国，不同法律之间打架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McDonald：应该说不会存在什么影响，在1996年《电信法》第一条就指出，该法律的实施不改变现有的反垄断法律的实施及效果。这是在立法上已经考虑到了的。
但问题毕竟是复杂的，也不能绝对说没有影响，比如目前司法部碰到的一个案例就涉及到了到底是适用反垄断法还是电信法的问题，不过由于中美之间法律制度不一样，是很难用中国的情况来进行对照的。
《21世纪》：目前中国正在制定自己的《反垄断法》、《电信法》，这些法律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一些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的国际大企业的利益，这其中也不乏美国的公司。作为一个美国人，您对中国竞争法律的建立持一个什么态度？
McDonald：我想，作为一个外国投资者，美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要想到中国投资，就应该要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我们的建议，中国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应该充分把握公平对待的原则，同时要尽可能把法律制定得清楚一些，让外国投资者知道如何去理解这些法律，并知道如何更好地去做；如果法律制定不清楚，就会降低投资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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