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记者周政训见习记者谢漪珊
都是“文字”惹的祸
日前，中信国安集团公司状告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在《中国足球报》上刊登的不实报道，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给原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发表更正声明，以及赔偿经济损失245万元。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刊证实了案件正在受理之中。但是，涉案的国安足球俱乐部拒绝采访。“在案件还没有审理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不便接受采访。”国安足球俱乐部办公室主任刘军向记者解释道：“国安队的领导班子刚刚进行了调整，而且近期赛事比较频繁，实在无法安排时间接受采访。”国安在诉状中主要针对的是2003年8月11日《中国足球报》刊登的《北京国安自杀性滑坡》一文，指出该文对中信国安的经营状况进行了大篇幅的违背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国安之所以起诉体育报社，最主要是其无法接受体育报社的《中国足球报》报道的以下几个方面，而且主要涉及的是中国足球报报道的描述性语言。
一是该文提出中信国安大范围亏损。声称“国安其实没钱”，“国安欠中信集团好几年的管理费未交”。当然，这对于在自己网站上明确自己目前拥有83.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26.8亿元净资产，现有职工11000余人的国安大企业集团来说，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描述。
二是该文对“一城”项目所进行的披露。该文对中信国安在河北省香河县投资开发的“一城”项目进行了评论，称“该项目是个无底洞”，“是国安总公司属下的亏损大户”，“今年年初得到的来自北京现代汽车的1.18亿元冠名费，大部分投到这个无底洞中”。国安在状告中就指出，由于该报道，“一城”项目的销售开始下滑，有客户将已购买的“一城”项目房产退掉，造成中信国安的经济损失正在扩大。
“中国足球报对国安的报道是出于一种本意善良的报道，结论并非要对国安进行封杀，”10月15日，中国足球报编辑部表示，“中国足球报不希望此事对国安造成不良影响，双方是由于对报道上的表述存在不同的理解所造成的结果。这篇文章的报道背景是目前国安足球队作为大家瞩目的球队正处于联赛的落后状态，真正目的是希望国安队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尽快从目前的低迷状态中走出。
编辑部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中国足球报8月11日对国安采用的是整体报道，对国安的辉煌历史进行了大篇幅的回顾性报道，《北京国安自杀性滑坡》只是整体性报道中的一文，放在整体的报道中，也是希望国安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作为首都唯一一支大家都寄予厚爱的球队能杀进明年的“中超”。
在该文章之后，另附有一篇代表《中国足球报》编辑部意见的文章，题名为“谋杀国安”，编辑部认为这篇文章表达了中国足球报对国安的恨铁不成钢的真切心情。其中涉及到对国安公司的经营报道方面，也仅是整合编辑了以前媒体对国安公司经营的报道。
规则的背后
对于新闻媒体的报道而言，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单行的新闻立法，但是对新闻侵权的审理和裁判已经有了自己的法律框架了。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也在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就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而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28条也做出了规定，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法律对新闻报道本身就存在约束，保障企业法人诉诸法律手段的权利。况且，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对信用经济日益重视的今天，中信国安集团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信用，采取诉讼行为也应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中咨律师事务所的胡剑鸣律师认为媒体和市场运行本身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媒体作为市场信息的汇集者，本身就具有评价的功能。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而信用机制的评价一大部分依赖于外界的评价。所以，在企业法人运转之中，信誉成为了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通过信用机制和法制机制，市场保持着媒体和企业的互动关系，新闻媒体所具有的评价机制，在实质上也会构成对企业经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中国足球报编辑部也表示，问题的焦点主要还是在于《北京国安自杀性滑坡》文章对“一城”的报道部分。而中信国安集团公司诉讼针对的也主要是涉及企业经营方面的报道。“一城”报道建立在什么根据上将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足球报对此做出解释，认为此部分涉及国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报道，并非报纸自己提出来的，以前媒体对此就存在有相关的报道，他们是对以往报道的一种整合编辑。报道的本意是“善良”的，本身并不存在着对国安的主观故意，再说通过这种对以往的编辑，本身不应当算是一种过失的报道。
胡剑鸣就此认为，在界定新闻侵权上，新闻报道存在有主观上故意或者过失两种情形；行为上新闻报道有通过故意捏造事实进行的失实报道或者是由于过失造成的违背事实的报道；但是这种报道还必须在实际上存在着损害了企业法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了企业法人的信誉，并在损害结果和报道行为上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在界定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否侵权时，需要对报道的主客观进行了解，如果媒体报道反映了一种真实的情况，只是报道进行了传播，使得真实的情况告白于天下，那么企业受到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
对体育报社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在原告已经起诉的情况下，还是希望有一个当事人双方所能接受的最优的解决办法。
但是既然诉讼成为了一种事实，相对于双方来说，最优的结果还是是否能够在和解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胡剑鸣就认为，在企业和媒体博弈的过程中，需要当事人在涉及争议的过程中采取明智的选择，诉讼本身带来的未必是最优的结果。因为当事人涉及到诉讼中，往往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而且诉讼结果和诉讼的初始期望也并非往往一致。由此说来，国安遭遇的这场“报”复，何时能以何种结局了断还要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