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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下午的主持人中外管理杂志社的主任编辑，在今天下午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我想有两个小问题，我先做一下简要的说明，第一个小问题是昨天晚上有一些代表跟我反映，说我们这次会议预定的一些嘉宾没有到场，那么这里我做一下简要的说明。因为这件事绝不是我们中外管理有意在欺骗大家，因为事先很多嘉宾都已经答应我们了，但是由于我们学术界和企业界这些名人都比较忙，那么临时他们有些变故，所以不能到场。这一点我们再次也深表遗憾。那么第二个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
有一些嘉宾没有到场，但是我以中外管理的名义向大家承诺，我们会议的质量，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因为我们中国的企业界、学术界，优秀的专家、学者，还有很多。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贸促会的特邀顾问于晓松先生，于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那么他既是曾经是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同时他又是很知名的学者，他今天下午的演讲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形势与中国的制造前景，我想他的演讲会给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带来很多新的思想，新的东西。
于：本人于晓松曾经当过官员，也当过两个公司的副总，对企业的情况应该说，对于经营企业经营很少，当然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是管理经济工作，一直在国际贸易促进会，那就不是管理了。管理企业，管中国的企业的活动，和在企业里管理企业，是两码事，本人今年五月份已经不再担任贸促会会长，由于中央有规定，年龄也超过了，现在我只是一个顾问的身份，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也声明过，如果退下来，不再担任政府官员的时候，要征求我的意见，就是说要不要到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当一个董事长之内的，收入可能要多一点，我是明确地表态，由于我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都在经济战线工作，我坚决不担任任何企业的董事长，因为让高官去当董事长，我个人认为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的一个难免的现象，但不是好的现象，当一个60岁的部长去当一个公司董事长的时候，公司是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如果听他的，他并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经验，那么把这个企业搞糟了，他并不负责任。因为他有公务员的铁饭碗。
那么听，也觉得听他的话，他也就当个四五年，他又回家了。都听他的也不行。所以我对我自己做一点说明，针对这个论坛的题目，官产学我还是挺有兴趣，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进程，包括最近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面，都提到了政府进一步改革，大家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当然其它企业也面临着改革，不是只有国有企业改革，别的企业也要改革。但是政府的改革在中国的情况下，是制约着企业改革。对于官产学这个题目，我还是有一些兴趣。所以很愿意到这儿来切磋，当然今天我也没有讲话稿，可能对与会者要抱歉了。我这个是属于提纲式的吧，而且由于不当会长，不当政府官员，我发表观点只是的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一个机构，我在上面写的不供媒体刊物发表。所以大家听了，如果觉得好像有点用，就记下来，如果大家听得比较烦恼呢，希望会场能留一点噪音，就会提前结束我的演讲。
我的题目是今年的进出口贸易形势，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这个当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两个相关的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也不可能讲得很全，或者有什么高见，我后面实际上要讲的就是提出一些问题，也希望我们与会者大家都来思考。如果这个题目能够通过大家的思考，大家的意见，对于中央政府的决策有些帮助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一些好处。我总体讲三个题目，一个是今年的进出口贸易，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状况和问题，第二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前景，第三就是关于官产学的关系.
第一讲一下今年进出口贸易，当然今年的进出口贸易的前三个季度统计数字报纸上已经公布了，我也就不再细念了，应该说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因为我们国家在97年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就感觉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事实上在98年的上半年，或者前三个季度这个压力开始出现，但是98年前年，金融贸易还是有所增长，那个时候也出乎意料，那么从911事件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不增长，日本连续11年这个经济不再增长，这是我们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大家就在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较低的增长，下降到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可能觉得够呛。实际上春节前后，广东搞非典，使我们国际交往大大受影响，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前三个季度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了36%，这个确实超出了中国政府当局和我们一些搞经济工作人员的预料。当然这三个季度看顺差还是有所减少，大概比去年同期减了一半，大家因为都是企业界的朋友，我们国家的贸易顺差这些年每年都在增长，所以我们储备三千多亿美元，我在政府担任公职的时候，最后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三百多亿美元，我离开政府才第六年嘛，这五年，或者六年，差不多增加了十倍，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做政府官员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李鹏当总理，在一个小范围的总理半公会议上他曾经说一句话，那时候外汇储备不到三百亿，他说这个都在增长，但是不能说太多，如果有五百亿光景我们心里头就踏实，那是97年，那么到今天，跟他设想的，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今年的贸易总额，因为现在三季度已经超过六千亿美元，和去年全年差不多，今年全年超过7500亿美元，估计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当然那个四季度说，三个季度六千亿，四个季度就变成八千亿，这个看，今天我预测，八字头可能不会有，还是七字头，七千七、七千八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当然这个到一月份看海关统计。
我们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有这样的形势，大家是很高兴的。如果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外贸发展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外贸的增长，比GDP，国民经济增长的增速要大大地高出，1978年，我本人是1979年2月进入对外经济岗位，我本来是从建筑公司进入的，我当一个副经理，后来开放了，找一个干活的干部，就把我从建筑公司找到这儿来，可以干干这个事。78年我们国家贸易总量是200亿，当然那个时候海关统计的口径跟我们今天世界接轨的不完全一样，但差也差不了多少。就是200多亿美元，大概就是这样，到去年已经到了六千亿美元，那我不知道到2000年，我们是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还超过了一些，也就是四点几倍，但是从外贸来讲，这个倍就不一样了，翻三番可能还多了，翻三番可能是八倍，大概是翻了三番还多。
第二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大大增加。我们以前讲日本本国的国策也是这样，就是贸易里头，因为它国家非常小，他就要发展国际贸易，那么我们原来的观念，中国好像不应该是贸易帝国，因为我们有十几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土，我想这个贸易帝国，我想我们贸易依存度已经接近50%，因为我没有细算了，这个贸易依存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和GDP，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那么如果按照六千亿美元，大约是五万亿人民币，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一万多一点，按今年说，如果到了7千多亿美元大概就是50%，所以我说50%左右，去年接近50%，今年肯定是要50%多一点。当然这两个数字，我们搞企业的明白，不完全是可比的，因为这个贸易总量是进出，它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GDP是按照增值算，所以这两个不完全一样，但是国际上这个数字还是一个重要指标，说明这个国家，它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依存度怎么样，新加坡大概是3%，是国民经济总量的几倍，它是做很多多边的贸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三我们商品结构有很大的变化，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出口商中间，资源性物资，大约占到60%，就近70%，有三分之二的资源型的。当年那个担忧，我是文化革命以前就参加工作，知道大家吃不到花生米，周恩来总理专门做过一个报告，我们大家要忍耐一下，花生米出口是能够挣外汇的，我们仅有一点花生米要用于出口，所以那个时候，5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印象，如果家里有客人，如果能够榨花生米，小酒一喝，这算上等水平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出口是主要还是资源性不足，就是工业加制成品，和再加工一些机械生产类很少。78年那个时候统计数字也不是很准，78年我们机电产品出口占整个出口额里面的百分比是五点几，不到6%。那么去年已经超过了50多一点。所以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大家都没有怎么想到的。
那么和这个出口税收增加和结构改革，同时我们进口关税大幅度调低，我从1992年开始担任国务院的关税税收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我负责那个关税调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是42.5%，那么到去年我们已经调低到了11%，这应该说几倍的下调。
第五就是我们进口管制的许可证大幅度减少，原来我们国家因为社会是封闭的嘛，那么进口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需的才进口的，国家指令的，其它原则上不进口，都是要自力更生，因为关税定得很高，除了关税定得很高以外，再加上要实行许可证，你要通过这个东西必须要国家批准，拿许可证，那个时候国家税号大概是五千多个税号，我们国家实行进出口管制的税号是将近两千个税号，三分之一的商品进来都是要政府，不管税多少，你还得经过政府批准。现在已经减少到了只有二百多个税号，这个税号是全世界统一的，不是我们自己定的，200个税号里面其中有一百五十多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要政府管制的，比如说有的物品，制造原子弹的那些釉那些东西，包括国家有公约嘛，这些税号占了大约一百五十个，这个都要经过政府批准的，任何一个国家经过政府批准，所以我们剩下的要政府批准税号，就是一般商品进出口就一百个左右，这一百个左右里面大部分是相关于汽车，可能神龙老总，就关于汽车方面，和汽车零部件里面，这一个税号大概有五十个左右，他就干掉了，他要管制里面的一半，剩下的其它像油，关系国际民生的粮，油、盐，吃的油和工业油，化肥大概有这么一些，当然每一个商品它税号可能有好几种。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外贸垄断基本上打破，有人说已经打破了我认为好像还没有完全打破，我认为可以说是基本打破了，当年我们国家的外贸是按照苏联体制，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能够找到根据，无产阶级找到政权，至少在这些国家中应实行垄断，银行，交通领域。那个机械进入公司，纺织进入公司，都是条条管理，北京的公司地缘化，我一出来做工作是在北京市政府做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又请了北京市的十几个外贸公司经理，问他们，你们出过国吗，他们有三四个表示出过国，都是跟总公司的团。
从49年以后，基本上是这个制度，到80年代吸引外资，这个时候外国企业来投资，他们提的，我要买点原材料进来，你要找我们的外贸公司，他说那我不买，那你是外贸公司，我下个月就要用，如果我们要出口，那是自己出，当然按这个体制也是不行。
三资企业一开始法律规定，他们可以自盈自己的进出口业务。当然限于他生产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随便去买个东西进来，出口是限于他生产的产品要出口。
那么80年代后期，又实行了外贸体制，像重大改革，把这些专业总公司，地方公司和中央样总公司，切开，各自自负盈亏，河北粮油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名字是类似的，但是各吃各的，机械，纺织什么同样，这样各个省市自治区就有自己的经营公司，后来我们国内企业又炒，说三资企业能自己卖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是一个大工厂，我们的商场也卖到国际市场了，但是我非得要经过一个外贸公司，这不合理，外国可以，我们所以就炒，我那时候从外经贸部，就是实行垄断的那个部，就是管理垄断事务的部，就到了国家经贸委，那么我也就负责这方面的事情，算尽点力，国务院又来了生产自营进出口权，你的企业去年已经有一定数额的出口量。是供给外贸公司的，你愿意自己做，也可以。
这样就有了更多的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再后来去年他们发文件，这样以后就实行了登记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中间有规定，另外在加入WTO的时候，也做了承诺，因为国际贸易它这个WTO的关贸它根本的一条是叫做贸易要自由化，你可以自主做，他就说你中国这个事情，如果那个工厂要买我的机器，你这个再大的工厂，你要买那个机器，这个工厂厂长必须再找一个外贸公司来一块做，那不是就贸易不自由了嘛，我要买你的东西，不管是买机器，还是买什么东西，我是个企业，是个企业法人，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再找一个国家规定的一个企业，这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就违背了，所以当年谈WTO的时候，我也去讲了，问了一句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不是要吃亏呀，那里面了很多规定事实上是中国自己的改革就有这样的迫切需要，包括外贸自主权，这是我们企业自主权，当然你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我可以做一个外贸公司，我自己去卖才卖十块钱，我委托外贸公司他能卖十一块，十二块，我干吗费这个劲呢，而且要找推销员到外国去跑，我没有必要，成本大大地增加嘛。
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在当年的时候，就80年代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这种外贸额，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直管得很严，以至到今天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变化。
到现在，我们前八个月统计，国有外贸企业的出口只占到我们整个出口的三分之一，三资企业占到一半多一点，但是三资企业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成分，三资企业里面很多合资企业，那个合资也可能是国有的，也可能是集体的，也可是自营的。中国国内还有一个份额，所以这个统计不能完全地说外国企业占了我们的出口的50%，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误解，这个统计数字都已经公布了，他们说我们的外贸也被外资企业控股了，你们也没必要什么的紧张，即使它大部分出口了，至少也不见得是太坏。
大概我们的外贸变化就是这样子。
那么有一些问题，虽然我们年年增长，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我觉得也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大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出口市场的地区过偏，我们现在的出口额里的80%几是出口的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当然1998年的时候，我们跟苏联有进项贸易，那时候可能占到60%，也就是三分之二，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西欧都很小，而现在很大，而且我认为太大了。当然这个很大是好事，就是你的中国货一到了那些发达国家，可以摆得住，是好事情，但是太大，我们现在占非洲的进口额大概占到2%，中国的贸易总量占世界国际贸易总量，按今年的统计大概是6%，去年是百分之五点几，平均占到6%，但是非洲这些国家比较穷，它也在那儿进口，它一年进口，比如说一千万，一千亿美元，中国的货有多少呢？大约是2%点几，那你至少占了平均数，行不行，6%，那么也是要增加了两倍了，不少了。
而且穷国家，中国货更适应，我们货便宜，我们去非洲的时候，一些国家他们的自行车从欧洲进是中国自行车的价格的两倍，是百分之三十，中国自行车卖一百美元，他们卖三百，他们很欢迎，但是自行车不缺，没有人到那儿去卖自行车，因为卖自行车相应的就会有售后服务，咱们在座的很多骑自行车，但骑自行车，马路边上就是有修的，零件一坏就修，但是中国没有这种客户，所以我去的时候，一些部长，副总经理，都表示像这样的商品要买来，那个时候欧洲我是92年去的，十年前，那个国家没有一个加工自行车的是不能讨老婆的，所以这个市场来说是很偏的。
这就有一定的危险，有的市场受到抵制，现在已经看到一些毛头了，这些东西一来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出口企业，我们防范措施有没有呢，我们的出口一大片，有没有牵头的，大家能卖就赶快去卖，这个偏小，就是和我们国家，和那个国家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就是那个国家我们很友好，如果他的市场有相当一部分东西，中国货，中国制造，对它的老百姓跟中国的友好关系来讲，商业贸易间接地就起着政治，外交的作用。你光说友好，友好了半天，中国货贵了，他的货也卖不到中国来，确实很多小国家，我去的时候，他说你中国多买我们的货，我说你们有什么东西呢，当然有的国家确实经济比较困难，就没有很多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在今后随着贸易国差的增加，这个是我们要做出口的，将来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高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出口率很低，售后服务更差，高新技术产品比例好象不太小，因为这个也是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有通信系列的都算上，但是通信系列里头，咱们现在手机年产销售量大概是几千万，很多它的一些零件都算，当然航天也算了，航空也算。但是这里面我们大概出口的还是零部件比较多，就真正的你是象样的自己开发的一个产品还是比较少的。机器，各种单个的机器，我们出口也不算少，机电产品50%，但是说人家我一个工厂是要，不要说复杂的，制糖的，广东的一个总厂叫做什么，当面就跟我说，印尼是消耗量很多的，他的糖厂很分散，希望中国帮助他建立一些年产三四十万吨，四五十万吨的，要出规模的，国家也了解，但是我们要制造一个整套的制糖设备，或者是提供任何一种工艺，就单个，这个环节里面的机器要不要，要，但是这个配套要变成一套工艺也很重要，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大概从外国也引进过技术，引进过人家的整套的工艺，你找了一个公司，其实这个机器不都是他生产的，但是它可以给你组织起来，这个我们中国现在不能说一点没有。售后服务就更强了，售后服务我们一些生产企业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出口比如说摩托车，我们现在已经出口相当份额了。
但是出口摩托车，大概我们中国不少于十个牌号，那么自行车业务，同样开了开，哪个零件就坏了，说要换个零件，你就没有维修的，于是虽然价格便宜，不能买，但是骑了半年，坏了，你没有零件，不行了。我们像中小型拖拉机，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少的，但是你在一个国家超过五个，六个，十个八个品牌，任何一个品牌卖过去都完了，这个我们中国企业有财务上的算法，我卖了以后，我赚了钱当年就打进财务，我服务上，赚的钱打在什么客户上呢，我们国家现在缺少这个规定，我跟一些厂长，经理谈了，这个三年，五年以后，我算在什么里面，我提出10%，税务局不改，说你这个已经占了，说应该交税，我明年后年这个钱要用了，于是他根本就不扣。所以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双边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多元贸易差不了太多，可以说这是我们现在走出去很难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只会把自己的东西卖到12，15块钱，我用中国的五块钱的东西，加上任何一个其它国家的五块钱弄一起，卖到第三个国家，第四个国家，能卖到二十块，三十块。这样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那么这个是现在当代的跨国公司干的这个事。我们公司虽然有一些国家排名很大的一些外贸公司，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油，但它基本上是，像中石化，中粮油，他们之所以那么大，它靠国家政治，粮食进出口就有他，油进出口，中石化加那两个大石油公司一共三家，他等于半垄断企业，如果完全放开肯定有它，它那个也只是说中国缺少原油，每年进口现在已经到了七千多万吨了，七千八万吨，你那个一下垄断的话，原油这是多大贸易呀和巴西矿石这些并不是复杂，真的针对经济全球化，面对两种资源，能把我们的那个好的东西，加上那个国家也有一样好东西，捏在一块儿就能增值，我又把它卖到一个任何的国际市场需要的，多赚钱，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生产企业，我们的外贸公司，大概现在基本上都没做。有的可能说的狠了点，但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第四当然是我们的外贸改革，基本打开了垄断，但是应该说这种改革还是一个初始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的对外贸易还处于一个向多发展，很多的企业，包括明后年，会做对外贸易，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大和强还谈不上，现在我们国际贸易中间，全球贸易中间，大概50%的国际贸易控制在五百家跨国公司手里，至于知识产权控制在70%，就在这五百家跨国公司里面，这五百家跨国公司里面中间有中国的吗，没有。那个财富五百强里面是排了一点，中粮，中石化排了名。所以就我们的贸易来说，像中石化的老总，我跟他谈过，他们的贸易总量大概是一百多亿美元，在中国已经占得够大了。但是它比日本的一村中的贸易总额，大概是它的五分之一，它用的人和一村中是一样的，真正的大和强还差得很远，这是讲货物贸易的。
第五个服务贸易当然就更强了，刚才讲了全球化总量占到6%左右，服务贸易我们占到1%左右，1点几，服务贸易这些年，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新一轮的发展，服务，贸易金融这些大家在发展，这个我们就更强了，而服务贸易，对跨国公司垄断的比例比货物贸易还要高得多，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想挤进去，我们中国干服务贸易，要能够在中间，从一点几，二点几，变到六，变到十，这个难度要大得多，因为货物，毕竟你的东西是价廉物美，货真价实，不可能被挤出去的，但是服务贸易，咱们实在是不好恭维，我们四大国有银行的那个最好的经营的那个银行的，每人平均年利润是外国前一百家银行的几分之一，这个差多了。货物贸易我们是差多了。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官产学，我们的官，政府干预进出口贸易，那是过多。包括商务部，外经贸部，每月，或者每个季度公布各省市进出口的那个排名，我是提过意见的，我说你最好不要公布，因为那个四川省进出是多少，这个数字根本就是没有可参考数字，因为四川的企业要应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大部分是从沿海口岸进来的，应不会在四川的海关去报关，那么四川的商品出口，在本地企业，直接报关的是一部分，它从深圳、广州，上海，青岛这些地方出口，都得报关。
由于这个表一出来，当地的省长，市长就要开会了，说我们出口额在增长，而且增长的比例比全国还要低，结果你本来从上海出口12块钱一个，拿回来自己做，变成十块钱，我就跟市长，省长交谈，这一季度我们国家这些做法跟经济全球化，我们讲的要面向全世界的市场，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那么省长是这样，市长也是这样，县长也是这样，最终问了半天，你怎么可能做大，做强呢？不可能。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很多的。
所以虽然这个比例数字看着大家是高兴，但是问题很多。我就说这么个意思，那么要做一点小节，就是我们的外贸高速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比较大的，今年可以超过三个百分点，前些年一般都在二点几，就是我们增加7%，8%，9%，这里面外贸增长占其中的八个百分点里面的大概是两个，这个分量已经很重了，今年可能要突破三个百分点。那么这里面讲到很多的三资企业，这个应该说也是我们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让外国公司进来，进来以后，他们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商品出口。
这是抓住了机遇。那么这些外部公司，除了他们在进出口贸易，他们在生产上的利润，我们现在跟美国人打架，他说你进出口贸易顺差太大了，我们温家宝总理最近还在讲，那个里面我们统计没有统计全，因为卖出去商品，其中有一半，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卖的，从中国卖走的手机10块钱，我们不知道他们外国卖多少，但是关贸，WTO的规则，中国制造的就是15块，20块钱，我们这儿没有呀，我们就是10块钱，这个对不上号，所以他们也从全球化逐步市场开放做到了，所以我们要从中尽可能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也要让人家得到好处，要互利。不能只我们赚钱，别人不赚钱，这也是不行的。所以今后几年，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可能还是会超过经济增长的比例。但是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中间，因为墨西哥那个WTO部长会议谈判，讨论的会议也是失败，没有成果，这里面有一个你死我活，还是能够大家共同发展在里面。
我前面讲的从中国的20年改革开放来看，应该说我们自己的外贸也大大增加了，外国企业到这儿一办，三资企业搞外贸，开了工厂大大赚钱，我们中国有就业，有本地的单位所得税，增值税也征收，这可能叫双赢吧。所以现在这个外面提到说中国威胁你，你这么发展的话，将来会有麻烦，我跟外国朋友讲，中国贸易先世界贸易总量的6%，中国人口22%，我们讲我们要振兴中华的目标是至少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咱不能说中国已经强大了，我们要搞平均数，平均数我们外贸额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22%，差很多了。而且在80年代初的时候，亚洲四小龙，他们只有六千多万，他们的贸易总量已经占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总量的4%，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他们有什么危险，今天我们中国发展太慢了，说对他们有威胁，谈不上，我觉得现在还不够呢？所以这个贸易，我就说这些。
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是快速增长，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中国的制造业，制造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是很快，所以虽然在93年，还是94年，我没查到，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发展第三产业的一个会议。当时开会以后，到今天大约十年，成效甚危，中国的第三产业占国民总量的比例大约只增长了两个百分点，35%左右，比印度还低，那么什么上去了呢，就是第二产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制造业。当然这个有它的必然性，因为中国的实现现代化之前，并没有能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我们的工业化都没有实现，然后就说现在要实现现代化，要两个同步走。城里人只有三分之一，农村里面有三分之二，就是至少有70%的人是城市人口呀，所以这个进程中，工业高速的发展，这个应该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或者工业化面临问题，最近中央会议上提到逐步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这是第一次提这个问题。
我们在座的大部分90%，我想都是城里面的人。但是这个十几年，我们城里人对于农民的剥夺应该说是很厉害的，北京的三百多万的打工仔都是农民，他们天天在创造财富，但是都算在市场那个GDP的头上，他们不是工人，北京就业人口，城市的就业人口也只有四百万，有三百多万是外地来的，差不多加了一倍，创造出财富都被一千三百万本地人所占去了，珠三角大约三千万人，东莞这个地方，外地打工人已经比本地所有的人口，包括老人，小孩都要多。创造财富都算在东莞人头上了，东莞，广东那边打工的人，月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当然老板要管吃，管住，有时候管一顿饭，两顿饭。
这个就是中国产业制造业发展也是面临整个一个社会问题。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制造业还会有较快的发展，比如我讲的三分之二的农民他们靠种田是不可能致富，农产品降价已经降大头了，我们现在吃的粮食，油，棉花，大豆，糖，这种主要产品，价格都是同等，或者高于国际市场。买美国的大麦，比买荷兰大麦还要便宜。这个农民致富，致到头了，市场经济都不吃本地的，吃外地的，质量还不坏。所以报纸上登了种花，种果能致富，确实有，但是只能解决少部部农民，不可能说只种水果就可以致富，还是要种粮食的。所以农民他必然要转向制造业，当然要转向第三产业，服务业，所以这个在我们国家今后的到2005年来讲，大约每年会有一亿多农民进入城市，这个本身就带动了制造业，他们到城里，我刚才讲他们要变成城市居民，他们也要住宅，也要消费，这个就带动了制造业，他们本来进来以后也要搞制造业，所以制造业在中国来讲，还会有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何况我们国家的中西部的开发已经使得基础设施基本上消除了制造业产品流通的障碍，在十年前的时候，如果要从兰州运一个商品，运出来，铁路局要登记，三个月恨不得运出来。什么限电那些，通讯那些也没有，所以中国发展制造业在各个地区，应该说都具备了条件了。
中国现在不管刚才讲的那个深圳农民工也好，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低价，包括技术人员的低价，与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大约还是低相当一个水平了，我查了统计数字看不一样，一般说大概比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泰国大概还低一半。那么这个我们不再涨价，他们也看情况，所以至少竞争力还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制造业相当一段时间会有相当的发展。所以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厂，这个前景是有的。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回避，这个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中国人才多了，这个人要找饭吃，你得让周围人富起来，你不能老让他种田。
现在中国制造业问题又涉及到官产学，我们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实在太多了。中央的文件里面基本上都有坚决打破地区的行业分割的规定，三中全会把坚决两个字去掉，但是还要打破，打破十几年有没有打破呢，应该说还没有打破，是比较顽固的，这是比较厉害的。由于政府干预许多地区，所以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其实这些我觉得不是企业干成的，企业赚的钱不会再干一个，那都是当地的市长，省长这样做的，就得干，等你干成之日就是亏损，破产之时，这种企业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来干预的，那么政府干预还使得许多企业，继续向大而全，小而全发展，本来这个企业他用他自己最优的那点优势，和核心产品，但是它把这个零部件也都拿到那个企业里，或者拿到本市的旁边的企业，其实他到外省买的零件，人家是规模生产，价钱又便宜，质量又有保证，老开协调会，把那个东西协调过来，以至于像今天北京、上海，这样的全国的最大的中心城市，仍然在那里。
所以这个不要发表了，倡导，扩大本地的制造业，要重振上海，北京的制造业，我说这两个城市哪里是制造业，中国全面建设健康社会，你怎么会发展制造业呢，但是他们现在好像都制定了这个计划，这个报纸上好像都有。
那么再加上政府干预，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保护了本地的假冒伪劣，市场规则不平等，没有形成一个良好公平公正的环境，有很多地方有地方保护主义，比如烟就是这样，红塔山不能让他进来，大众化不能让它进来，所以本地的名牌是受保护的。
再加上制造业布局很不合理，如果北京把三百多万的人都算到本地居民的话，也会膨胀，而长三角，珠三角本来就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且同时土地来讲，农田比较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西部地区的几千万，上亿的人都吸引到这里来，在这里开工厂，干活，这个对于国家整个的协调发展应该说有很大的不利。实际上成本也是大大地增加了，并非资源优化配制。
另外如果讲官产学，就我们的学术，科研，教学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要结合，和政府的指导也有很大的差距，大概我们的高校的科研成果用于产业的大约是5%，西方国家一般是30%，40%，不可能都用的。我们才用到5%，太可怜了，本来我们就缺少技术，人家好不容易研究来的东西，人家不用，然后企业还急着要命，自己开发还弄不出来，这也是官产学关系。
另外对于制造业方面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本来是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的，但是我们中国由于历史上重农轻商几千年，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广义上的商，它不是在那儿当第三产业提供服务，哪天运到什么地方，能卖出去吗，贷款也得要去求他，我们现在中国商品流通费用占我们商品总成本的比重大概占到17、18%这个样子，西方国家占到10%到12%，就是我们比它，就按这个百分点来说，可以说增加了5%。所以这个就是制造业要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政府要考虑，每个企业应该说都要考虑的。
我刚才讲的由于地区分割，我们企业重组遇到很大的障碍，天津一个工厂原来兼并北京的工厂，那就算难上加难，因为北京市长都不断干预，你这个税是交到这儿，还是交到那儿，本来是低成本，本来是很好的事情，结果他们在天津又开了一个工厂，北京工厂第二天又关闭了，这样的事情，在全国是天天都有的。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十万多亿人民币就超过了一万多亿美元，我给大家一个数字，现在到什么了太平盛世，我们现在总量是全球总量的百分之三，比外贸的比例还要低一半，中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占全球总量的3%，康熙皇帝那时候占多少，占25%到35%，他们结果是闭关锁国。后来他们工业革命了，欧洲的个民地，制造业发展，把南美欧洲，统统变成了15%，非洲都变成了他殖民地，当然他没有去了，他退出去了，亚洲也变成他的殖民地了，那个人的工业话，那个时候农民转入工业的人口，大约四个亿。比中国今后要转移的人还要少。
中国如果还要转到五六亿城市人口，你的市场到底在哪儿，当然21世纪不可能走18世纪的路了，农民化的过程，那就是同样在经济发展中间能不能寻求一种共赢，共同发展。
第三个官产学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主题论坛，在中国改革中间，官怎么改，在某种意义上是关键，前面我都提到了，现在政府错位不到位的情况下，是大大地存在，希望我们论坛的与会者，大家积极踊跃。企业都希望你们能够发达兴旺，我当过官员，也希望大家促进咱们当官员一些人尽快地实施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为振兴中华会有好处，谢谢。
主持人：于先生真是名不虚传，我想通过他的演讲，他对中国贸易形势的分析，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尤其是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那么对明年的这个生产信息会更足了，那么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先生，感谢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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