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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达与落后的悖论
许多有识之士之所以对江苏的外资模式抱有担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外资相比，江苏民营经济的空间还很大。换言之，与外向型经济的突出相比，江苏的内生式经济
还显不足。
如果从总量上和数量上来考量江苏的民营企业，似乎无可挑剔。江苏近几年的民营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一直增长。2002年，江苏的私营个体企业达186万户，甚至超过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位居全国第一。在全省GDP中所占的比重，私营个体企业也从1999年的19．74％提高到2002年的28．3％，在江苏的经济版图中，已接近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但是如果与邻近的浙江相比，江苏民营经济的不足立刻显现无遗。不久前，一项对江苏、浙江两省3000家民营企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显示，与浙江的民企相比，江苏民企无论在经营层次、规模还是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
被调查的江苏民营企业中，从事劳务性质的摊点零售和餐饮服务的占到45．65％，而浙江只有25．49％。浙江民企中从事商业批发、房地产、教育科研开发的比例均高于江苏，特别是浙江民企中从事生产制造以及相关配套的比重高达42．64％，高出江苏近14个百分点。江苏民营经济在层次上，尚处于起步阶段。
而从规模上看，江苏民企的差距也相当明显。从调查结果看，100家民企中，江苏平均有近64家的注册资本在5万元及以下，而在此规模以下的，浙江只有50家。注册资本在100万及以上的，江苏不到4家，而浙江则超过15家。江苏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没有雇人，而浙江雇人的企业接近2／3。雇佣员工50人以上的民企，江苏不到6％，而浙江则接近18％。
至于效益，江苏的民企也显然有差距。3000家被调查的民企中，江苏64％的企业赢利，而浙江的这一比例高达82％。赢利超过30万元的，100家里江苏不到5家，而浙江接近15家。赢利在100万以上的，江苏将近2％，而浙江为6．8％。在调查的民营企业中，浙江没有严重亏损的，而江苏却有超过4％的企业严重亏损。
正像外向型经济的突出一样，江苏在民营经济方面与浙江的差距，同样无法否认。当浙江成批量地产生鲁冠球、南存辉、王均瑶、胡成中、李书福、汪力成等身价过亿的企业家时，江苏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却显出与江苏经济总量不匹配的集体沉默。
浙江的GDP远逊于江苏，但浙江人普遍的富裕程度、大民营企业的资产之巨，却足以令江苏人汗颜。即使是江苏最富的长三角沿江八市，今年上半年的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也比浙江沿江六市要低1400多元。浙江年产值过亿元的民营企业2002年有330多家，远胜于江苏。虽然江苏也涌现出如沙钢的沈文荣、雨润的祝义才、苏宁的张近东等著名的老板，但就江苏的经济总量
而言，这个群体显然不够强大。在《新财富》杂志排出的大陆前400名富豪中，浙江占了63位，位居各省市之首，而江苏只有25人。而且，江苏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几年以前的身份还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
江苏省计委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尽管江苏的私营企业数量冠全国，但作为个体并不强。论大老板，江苏比不过浙江，论大企业，江苏比不过山东。
江苏三胞集团旗下的宏图三胞是江苏省连锁前5强企业，也是中国IT前20强企业。三胞集团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12亿元，全年有望实现28亿元。虽然在南京，三胞集团是为数不多的资产超过10亿元的民营企业之一，但董事长袁亚非却并非江苏人。
出生于四川、在北京长大的袁亚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江苏人长期形成的小富即安、稳字当头的思想限制了江苏民企的做大做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是智慧、胆识和韧性，江苏的老板并不缺智慧，但就整体而言，后两者却嫌不足。
袁亚非甚至认为，对于江苏的民营经济而言，主观上的挑战远胜于客观上的挑战。“江苏要涌现更多的大民企，就要改变江苏的人文文化、思想观念，要形成大胆、大方、大气，敢闯、敢干、敢想的氛围。
对于江苏，许多学者的意见是，这个沿海沿江省份拥有一大批国内一流的工人，却缺乏一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和遍地乡镇企业的历史，造就了江苏数以万计的工人，苏南人普遍劳工化也正源于此。但是在造就这些工人的同时，相对稳定的现状和小富即安的思想也抹杀了许多创业的冲动，这也是江苏虽然经济发达但富民程度却比不上广东、浙江的重要原因。
正如许多人谈到的那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集体经济与个私经济的不同。当温州模式在浙江催生出数以万计的大老板时，肇始于大集体经济时期的苏南乡镇企业使大多数农民成为工人从而集体富裕的同时，也无形中遏制了他们成为经营者的创业冲动。两种模式带来的不同结果使得资源贫乏的浙江产生了无数的企业家和大老板，而鱼米之乡的江苏，民营经济却更多地要从低层次开始补课。
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最早脱胎于农村队社办的作坊式企业，但综观其发展历程，往往经历了由村而乡镇而县直至市的过程。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企业的产权却越来越偏离民间而靠近政府，机制越来越死，创新和竞争能力越来越弱，直至成为“二国有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政府的介入，而且层次越来越高。因此，有学者认为，政府的力量在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式微乃至失败埋下了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的说法显然不无道理。
但温州模式却不一样。当温州的民间经济如星星之火般发展时，不管当地政府是发自内心的袖手旁观还是没来得及进行“管理，客观事实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浙江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足够的开明和难得的超脱。这也直接促使民间经济的星星之火最终在浙江形成燎原之势，直至今天成为浙江省经济的绝对主体，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标杆。
“制度是第二位的，生产力才是第一位的，”江苏省经济学会秘书长吴先满说，如果国有和集体经济现在还能搞得很好，也没必要改，“问题是搞不好。吴认为，任何模式都是一种发展路径，不能凝固化，苏南模式改制后的江苏企业就吸取了很多温州模式的特点。
诸侯经济的整合难题
如果说当初的苏南模式“其兴，政府功不可没；其亡，政府难辞其咎的话，那么，今天在江苏大行其道的招商引资的经济模式中，政府扮演的又是一个绝对的主角。
这种说法，并非否定地方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行为，恰恰相反，在地方发展尤其是承接国际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转移之中，在现行的政治与经济高度合一的体制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
但是，不管如何，市场竞争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而且应该有相对统一的规则。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提醒，这一次序决不能颠倒。
但在现实中，对以吸引外资发展为主的苏南地区内部和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而言，情况往往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最终演变为单纯的地价和税收之争。在纷乱的引资之战中，甚至有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不惜向外资许诺土地一分钱不要的情况。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所许诺的条件，早已经越过国家有关政策的底线。
一位政府官员说，在江苏各市招商引资中，都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一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对记者说，我们想把总部放到上海去，就连当地政府这一关都过不去。
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说，就在本省，想在另外一个城市设厂，企业就别想再让当地政府支持你。
在这种地方政府扭曲竞争的背后，是江苏省、长三角诸侯经济的影子。而更往深究，则涉及到现行行政体制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制度安排问题。
从地图上看，江苏行政区划下的13个市，有10个临近山东、安徽、浙江和上海，3市靠海，8市沿江，江海文化在这里交汇；历史上为齐鲁之地的徐州和处于吴越文化中心地带的苏州几乎风牛马不相及。南北文化的杂烩，苏南苏北的经济落差都使得江苏更像一个微缩的中国。行政上的中心和地理上的中心都无法承担经济中心的重担，整个江苏省内经济中心的缺失使得区域整合举步维艰，而诸侯经济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却愈加突出。江苏现在极力打造的“沿江开发战略将使长三角经济带受益的同时，也无疑将加剧各地区之间的竞争。
苏州虽然在中国所有城市中的GDP达到第四，远远超过除广州以外所有的副省级市，却仍然只是江苏的一个地级市；无锡的GDP在省内仅次于苏州，远在省会南京之上，也远超过浙江宁波这个副省级市，和杭州不相上下，但无锡至今也只是地级市。随着经济上的崛起，对于行政上升级扩权的渴望，苏州和无锡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苏州采访，一位政府官员还抱怨，如果在其他地方，苏州也许早就是副省级市了。
去年10月，上海作出决定，把虹桥机场所有国际与港澳地区航班转移到了浦东机场，此举直接增加了上海与苏
州、无锡之间的物流运输时间和成本，重创了苏锡的IT业，也使踏下飞机的外商距离苏锡的路程因此增加了近一小时。不管苏锡人如何抱怨这是上海针对他们的“大阳谋，尽快改扩建自己的机场成为他们的共识。问题是，相邻的两个经济大市，从避免重复建设的角度讲，国际机场肯定只能有一个。当江苏省政府决定建设苏南国际机场时，苏州和无锡开始较劲，谁也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面积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的江苏，机场却多达7个。据了解，这7个机场中，除南京禄口机场实现了微利外，其他6个机场全部亏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不足300公里的范围内，除了建有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杭州笕桥机场等大型豪华机场外，临近的各地级市也陆续建起了气派不凡的民用机场。重复建设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饱。据统计，今年春运高峰，虹桥国际机场的上客率不到60％，禄口国际机场不到55％，浦东国际机场更是不到30％。
有关人士分析，由于南通和常州靠上海近，两地机场受上海大机场的挤压，客源被分流。而连云港机场由于陇海铁路运能增加和宁连高速公路的开通，坐火车和汽车的人增加，坐飞机的自然少了。现在这些机场每年都要亏损七八百万元以上。即使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也有超过一半的航运资源和能力没有被利用。
而张家港和江阴也上演了类似的割据闹剧：虽然距离很近，但却各自有一个码头，这样难免短兵相接，即使江苏省政府出面调停，事关地方利益，谁也不愿放弃。
诸侯经济的表现并不仅限于省辖市之间的争夺，县与县、县与上级市之间也时常呈现出摩擦。
1983年，江苏曾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点省辖市代管县（市）的行政区划改革，其后，江苏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取消地区，代之以省辖市。
除了市区外，昆山、吴江、常熟、太仓、张家港是苏州市管辖的县级市。不过，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昆山等县级市的诸多经济指标甚至超过不少省份，而江苏在县级行政上的放权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苏州的兄弟，而不是下级。而且，除了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以外，在招商引资等方面，这些县级市往往还是上级的直接竞争对手。不仅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想升级为副省级市，昆山、张家港这样的县级市也想升级为副地级市。两年前，张家港市就有研究人员受当地领导之托，提出将张家港升格的报告。
长期关注长三角社会经济发展的刘志彪说，长三角的最大问题是内耗。省与省之间的内耗不用多言，即使在一省之内的苏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内耗同样明显。而苏南地区发展模式的相似和产业安排的雷同决定了这种内耗将更加突出。比如IT产业方面，苏州的IT、昆山的IT、南京的IT……有分工，但重合之处也不少，而且谁也不愿服谁。无疑，诸侯经济的特性注定了江苏省内的整合将困难重重。
有人把江苏比喻成一个“碎片化的省域，如何整合自己，融于长江三角洲，从而实现新的跨越，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江苏人的共同命题。（2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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