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涛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米尔顿·科特勒 海尔集团张瑞敏 营销大师科特勒建议：
中国企业应当在美国设立自己的商会
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微软的比尔·盖茨和波音的菲利普·康迪特，均时常访问北京，并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多年以来，驻华盛顿和北京的美国商会，为他们建立这种关系铺平了道路。而TCL的李东生、华润创业的宁高宁，或者海尔的张瑞敏，多久才与美国政府、政界和商界的亲密好友进行类似对话？
———科特勒
关税、倾销、知识产权，配额、制裁、新的质量检测标准……当中国产品走进国际市场，遭遇到各种各样贸易纠纷困扰的时候，是否只有华山一条路？———打跨国官司？作为世界级的营销大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米尔顿·科特勒给记者的答案是———“不”。
“中国制造”面临美国企业压力
眼下讨论这个问题恰逢其时，MADEINCHINA（中国制造），在惠及了美国千万消费者的同时，一些产品却也背上了罪名。也有一些产品正在经受着反倾销诉讼的不公正待遇。比如今年上半年，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宣布，代表美国纺织和纺纱行业的6个最大的同业工会，一致通过开始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的议院外游说活动。而面对林林总总的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将率团于今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与中方就双边经贸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
一直青睐中国的米尔顿·科特勒，日前在北京发表中美贸易关系的演讲时，面对着众多在美国经历贸易风雨的中国企业说，中国需要在美国建立自己的代言人，而设立一个中国在美国的商会，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最佳选择。
反倾销诉讼变成了政治乒乓球赛
科特勒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描述中美贸易纠纷的特点。最近中国的几大彩电商厂家正在等待反倾销诉讼的判决，而这个诉讼是由一家小型电子公司———五河电子公司提出的，而当今的美国却并不存在一个电视机制造产业。正是这样一家公司提起诉讼后，要对中国进口的电视追加84%的关税。“这并不是一个反倾销的案子，而是一场关于自由贸易和华盛顿的政府保护主义的政治乒乓球赛。”他说。
再看看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糖精增收329%的关税。PMC是一家美国公司，也是西半球唯一一家生产糖精的制造商，由于不愿意看见中国进口产品使该业务竞争性加大，这家公司设法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许可了其垄断地位。123
范海涛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米尔顿·科特勒 海尔集团张瑞敏 中美贸易纠纷养肥了美国律师
“每当中国与美国发生了新的纠纷，散布在华盛顿大街上的律师事务所就财源滚滚而来。”米尔顿·科特勒表示。因为在
华盛顿没有可以站出来为中国公司说话的人，所以在美国发生了贸易问题，中国的企业解决贸易问题中的每个小问题，如关税、倾销、知识产权、制裁，都只能求助于美国律师。而美国律师的收费额每次从5000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可以说中国企业养肥了华盛顿的律师们，并帮助他们从中美的发展中获利。”米尔顿·科特勒说。目前，中国在美国解决贸易问题，一般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斥巨资聘请陌生的律师提起诉讼，中国企业也为这些单个的特殊问题奔波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这样做往往使中国企业显得力单难支，而且往往收不到良好的效果。
中国企业应当在美国设立自己的商会
科特勒说，甲骨文的拉里·埃利森，微软的比尔·盖茨和波音的菲利普·康迪特，均时常访问北京，并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多年以来，驻华盛顿和北京的美国商会，为他们建立这种关系铺平了道路。而TCL的李东生、华润创业的宁高宁，或者海尔的张瑞敏，多久才与美国政府、政界和商界的亲密好友进行类似对话？
可以代表中国企业在华盛顿直接提出意见，并传达美国意向的声音在哪里？米尔顿·科特勒告诉记者，日本企业在华盛顿有日本商会，欧洲也有欧美商会。此外，聚集在美国的还有阿根廷商会、德国商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商会。而中国在华盛顿和马里兰等州都没有半官方的商会组织，也不曾建立全国商会。
“今年花费数百万律师费来解决的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商会与华盛顿之间的相互理解而预先解决。中国应该建立起富丽堂皇、并且符合自己自身利益的中美商会，以促进双方商界和政界高层次的对话与友谊。”米尔顿·科特勒所指出的中美贸易解决的第二条道路，正是希望中国企业以集体面孔在美国出现，并出现代表这个集体利益的商会组织。
拿上述的电视机反倾销案来说，中国的企业需要这样一个商会论坛来辩驳这些不实的指控，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支付天文数字的诉讼费用。而糖精案件也一样，如果存在一个活跃的商会组织从中斡旋，就可以为类似事件建立一个较为公平的政策平台。
设立商会能降低贸易仲裁成本<
范海涛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米尔顿·科特勒 海尔集团张瑞敏 为什么要成立在美国的商会组织？科特勒这样解释，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国企业将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比如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受到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者的威胁。美国现在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使其对进口产品的敏感性加强，这个强度超过了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时的水平。
另外，由于缺乏适当的架构来平衡经济关系，制度的缺陷导致了问题解决的高成本低效率。比如政府的商务谈判原本是建立商业政策解决争议的基本机制，然而政府不能完全担当这个角色，当协议出现争议并被质疑的时候，仲裁和解决的成本过于庞大以至于阻碍了企业正常的商务拓展和投资。米尔顿·科特勒指出，民间商业团体更大程度的参与到产业经济利益的界定中并对团体全力支持，可以降低仲裁的成本。
文/本报记者
供图/Photo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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