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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由《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的“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第12届峰会，于10月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大宴会厅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网络图文直播本次峰会。以下为本次峰会实录。
主持人：在WTO环境下，全球化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企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列强，世界各个著名的企业竞争的一个支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对我们企业人
力资源开发做战略性的测想，让我们在竞争当中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是对我们中国企业一个巨大的挑战。下面有请樊纲先生为我们作精彩的演讲，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樊纲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2003年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刚才姚景源先生对我们国家经济形势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
樊纲：很高兴又参加我们的中外管理的年会，我研究宏观经济的，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对怎么做企业管理一个背景的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企业的投资发展决策有一定的作用。
我今天出的题目是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全球化是个长远的话题，是一个大话题，现在我想把时间跨度弄短一点，我想讲最近中国经济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变化，以及产生的一些影响，包括现在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恐怕最终也是要变成企业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讨论比较多的确实是中国的又一轮新经济的高增长，以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出口的大幅度增长的问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想从这个方面开始讲一讲作为中国企业怎么看待全球化的经济和我们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中国外贸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就是所谓的外贸依存度去年达到50%，这大概在世界也是最高的比例。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因素，我们计算进出口的汇率，用的是我们不变的汇率，而我们整个经济里面衡量进出口的部分占GDP的比重，而我们很多产品是不出口的，是由当地消费的。那么整个物质量和以外汇计算物质量，进出口交易的物质量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因此，人们就计算中国到底消费了多少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在国际上用其他的货币衡量值多少钱。比如说在国际上有专门人算，事实上生产了多少、消费了多少，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东西事实上在国际上占多少钱，相当于美国的产品在国内消费，不出口实际上值多少钱等等算这个东西，什么算法呢？叫购买力评价这个算法。按照购买力评价这个算法，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确实没有那么低，按照购买力评价算，按照美元算，人民币的价钱相当于现在的价钱的三倍。再说的简单一点，按现在汇率计算我们人均GDP是一千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算我们大概是三千美元。国际上还有一个办法算中国的实际汇率，叫做“巨无霸指数”。什么加巨无霸指数，就是麦当劳里面的巨无霸，全球各地都有麦当劳，就把全球各地的麦当劳，什么叫实物、什么叫价格，麦当劳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麦当劳这个巨无霸配方是一样的，然后看看一个巨无霸，就是一样的东西在全世界各地价格是多少，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你货币究竟值多少钱，叫巨无霸指数。当然巨无霸算下来，跟购买力评价算下来差不多，一美元相当于三个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来算，现在按照汇率算多三倍。
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经济确实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比重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在进出口当中也发生很大变化，进出口依赖程度也发生很大变化。对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地位发生很大变化，由此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在上升的经济，一个正在高速成长的经济，和已经存在的这些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说所谓的正在崛起的经济利益和已经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种冲突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在增强。什么道理呢？世贸组织确实为中国的企业进一步扩大出口，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一个新的平台，使中国的产品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比重。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感觉到加入世贸以后，全球对我们很多的制裁，很多反倾销，很多抵制我们产品的一些措施，大家想一想，人家为什么抵制你的产品？是因为你的出口更多了。于是就出现了现在国际上的压力，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是大背景。刚才讲的全球化竞争当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有一些利益冲突这是大背景，然后出现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不升值，我后面会讲的，出于我们的自己的利益，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货币体系、外汇体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国际上正在讨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首先是大背景，不是从你的利益考虑的，是从他的利益角度考虑的是一种利益冲突，就认为你的出口增加挤掉了他的生产，你经济的增长挤掉了他的饭碗，你的就业的剥夺了他的就业。美国人自己都不同意，我们就业机会的减少，是因为我们美国人自己经济结构，并不是说中国就业机会都让中国抢走了，但是美国人现在说，过去五年损失了两百多万的就业机会，跑到中国去，美国就业下降说是因为中国出口太多了，因为中国货币币值太低了，人为低估中国货币的价值。这首先就是利益冲突，我要讲的道理是什么呢？国际市场上全球经济全球化当中充满了这种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一定要有正常的心态看待，贸易冲突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也是正常的，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私利，在国际上也是一样。而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确实迫使每个人都要进行调整。我们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利益冲突的大背景下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追求我们民族的私利，这是根本。他们自然会有各种动作来施加压力等等，你自己就想我们的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包括我们要作出让步，也是要取得我们最大利益。
比如，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国际国内很多次开会，跟欧洲人、美国人开会，欧洲人讨论非常多的一个问题，一谈到中国、一谈到亚洲，谈到这些事情，经常大家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包括问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中国去，我们干什么，这是他们认真问的一个问题，不是开玩笑的问题，我说这是你们的事儿，我说我不管，我关心另外一个问题，跟你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反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说假设全世界的就业机会都到中国来了，还不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怎么办？中国最大问题是三农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如果全世界的就业机会都到中国来，不光是制造业，还要乘上一个系数。现在全世界一共在外面，除了中国以外，全国35个以上的制造大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还有八千万，那35个国家还包括美国、西欧、北美、乌克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都算上35个主要制造业国家，一共八千万，里面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也有竞争力。发达国家总会留一些他们的高新科技的制造业，能转移出来两三千万就不错了，都到中国来，再乘以5，中国还有四亿农民都得出来，要想中国实现平等，要想中国实现现代化，要想解决根本三农问题，到16亿人的时候，一共可以转移四亿农民来，发展中国家还在发展，大家都在购买，这个市场在扩大。可是技术还在进步，每个生产岗位，每一个生产同样的东西的劳动还在下降。这就是我们的利，我们怎么把世界上更多的就业机会拉到中国来，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利益所在。中国什么叫发展？什么叫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这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还不愿意听，中国成为制造的中心，觉得还不够面子，制造业中心不行，我们要科技大国，将来我们是要做科技大国，你做科技大国，你还得做制造中心，因为你还要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我们最好经济结构不是什么结构提升，现在做低档的，将来做高档，企业可以这么讲，国家不能这么讲，国家将来真正的出路在于结构的扩张，千万不要提提升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要扩张。我们现在不能做高新科技，但是做了高新科技仍然要做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手工作坊，什么都得做，尽可能不要让任何一个就业机会流到其他国家去。
他们还接着问，你这个问题是很重要，我们也很关心，还有一个问题，都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干什么呀？我说我的建议是你们都缩短工作时间吧，现在欧洲人在讨论，是不是要把美洲40小时降到35小时，你们就讨论讨论是不是降低30个小时、25个小时，这样你们实际工资也不会降低，都到亚洲生产了，印度还有十亿人也在崛起，让亚洲去做东西便宜，也不见得你们的工资下降，同时你们的闲暇增加了，你们可以更多地玩一玩儿。让亚洲人来做市场，来做生产，然后你们物质条件、物质生活水平你们已经三万美元差不多就可以了，多休点假，多增加点闲暇，人类的进步最后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一个是物质多一点，一个是闲暇多一点，过去一周工作60小时，现在一周工作40小时，我们跟着一块儿增加闲暇。然后他马上开玩笑，那你说的好，办法也对，但是先解决解决我们的失业问题，哪个部门先到20小时，先到30小时，这就是利益冲突，你想一想，一个全球经济结构，亚洲的崛起会代理的冲突，这是国际的冲突，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亚洲、欧美的冲突，国内哪个部门先受到失业的压力，工会、产业、政治家们的利益团体的利益冲突。
我讲这些目的就是第一要用正常的心态看事情；第二要看到全球化是一个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经过几十年不断发展的过程，过去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世界大战。我们现在应该说人类进步了，不会有什么大规模战争了，利益冲突也说不好会有战争，这个利益冲突会非常具体到各种事情，比如美国就很可能在国会通过一些制裁中国的方案，明年是选举年，说不清楚，现在有人提议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一点可能不至于，因为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成员，但是他不可能取消，既然都是世贸组织成员，就是世贸组织相互之间就会有一定的制约的。但是很可能他更多地动用所谓市场保障机制。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他提出的条件之一，我们也不得不同意，他可以随时动用保障机制，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某个产业受到中国产品的挑战，受到了中国产品的威胁，他就可以动用这个条款，提高你的关税，或者采取配额制度，限制你的进口。美国就很可能在很多产品上，明年这一年动用所谓保障机制来来抵制我们的产品。欧盟最近好一点，最近叫这个事情叫的少一点，但是欧盟现在的跟美元的比价，美国是冲在前面要求我们人民币升值，现在欧元相当于升值的40%，他跟中国贸易的贸易逆差在增长，他们国内那些企业、那些利益集团也开始经济不景气、失业，对中国会产生一些冲突。欧洲也有人在提这些问题，如何对中国进一步进行反倾销、技术限制、安全限制，今后这几年可以预见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增长和产品的出口感到压力比较大，拉美国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三明治国家，什么意思？不包括低，他也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人均GDP是三千美元，他们的人均GDP是五千美元，我们人均GDP是一千美元，他们比我们高一块，意思是夹在中间，又做不了高新科技，一般制造业又做不过中国，做不过亚洲这些国家，所以他现在感到压力比较大。现在拉美国家正在进行的反倾销案件比整个欧洲、美国加起来的还要多，就是墨西哥一家现在听说有二百个案件都提出来，有的是压在手里面开始启动调查。这些是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全球化的形势国际市场，这个我们有思想准备，也不见得把这个事政治化，这是非常正常的贸易冲突，你出口增加了，一定会有人跟你闹别扭，因为你涉及他的利益，你涉及他的工厂要倒闭，他的工人要裁员，一定会做点事情，他们的政府也要为他们的企业做一点事情。
因此，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对中国崛起过程当中的国际市场遇到的这些利益冲突有清醒的思想准备，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们就更好做一些调研，企业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出口，要了解其他市场上的情况，要了解他们的动向，了解他们的那些企业可能会采取的保护措施，然后我们想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怎么能够避开他的一些东西，绕开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增加我们的出口，或者我们怎么去应对他们的反倾销，我们怎么论证这个事情，怎么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个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层面该做的事情，我几次在商业部、外经贸部做报告、开会说这个道理，我说以后中国商业部，以前把出口增长作为自己任务的主要目标，我说以后出口目标不要看增长，中国出口经济自然增长，现在出口增长已经不是问题。现在你用不着你组织了，现在外贸公司都是私人的，都是民间的，企业都有自己的进出口权了，你也组织不起来的。今后外贸部主要的工作就是去了解世界各地的可能发生的贸易冲突，去了解这些国家可能采取的一些措施，了解他们一些保护条款，然后和中国的企业共同协商，怎么加以应对和规避，怎么来维护，用最好的方式来维护我们最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你也要想到贸易是一个互利的事情，不可能都是你的，大家都可以竞争，然后制定我们的贸易政策，我们的贸易对策，我们要跟谁搞贸易协定，我们要跟谁搞自由贸易，我们怎么在国际上用最好的战略、策略去推动我们的利益，这将来我们外贸要做的事情。这是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可能也关心我们自己的问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大概讲讲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现在肯定是不能变，大家也都知道，越是有国际压力，越是不会变。关键这些国际压力导致市场的投机比重太大，因为这些国家，美国、日本这些大的经济实体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因此市场上就说人民币升值，因此有大量的投机的力量在市场上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做任何事情都会引起更大的投机，即使要升值，即使要改变汇率机制，也不至于现在要做，外国人建议、中国人建议应该做，外国人建议扩大人民币不动的幅度，我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所谓小步升值，扩大一点幅度，你怎么扩大，你扩大幅度1%，会增加10%的投机。一看中国顶不住压力了，动了，因为预期是20%，市场上普遍预计是10%-20%，你刚扩大1%，你还有19%，大家进一步来堵，市场上的投机情绪就更大，你再扩大2%，人家看中国果然顶不住压力，又在扩大，这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从政治的角度、从市场操作的角度，也逼着你不能去迎合这种投机的心态。
第二，现在中国其实有很好的理由，中国有更好的理由不去升值，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比去年减少了两倍，天下没有一个国家在外贸顺差减少的情况下去搞升值。我说这是中国现在最强的理由，现在中国不升值的最强理由，。一开始没人说这个理由，没人来选择中国的外贸顺差在减少，后来在外贸部开会我说了，动作很快，第三天就报上去了，中国的外贸顺差在减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讨论的结果，过了三天就开始宣传外贸顺差减少的事情。九月份的这是外贸顺差增长的很少。这是我们最大的理由，今年的外贸进口增长40%，出口增长32%，外贸顺差进一步下降，这不是因为国际上的问题，国际上的问题是人民币在贬值。按道理来讲，应该进口东西要增加，为什么我们进口东西在增加，这是因为我们国内经济增长强劲，甚至有了过热的苗头，因此是国内需求强劲导致的进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有理由不做升值。从长远来讲，人民币确实应该具有更大浮动的能力，外汇体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有管理的经常浮动的体制，能够及时释放市场的压力和及时释放国内市场的上的很多问题所产生的那些压力。我们经济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今后改革发展都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一个浮动的汇率有什么好处，使得你可以多一个出口，多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多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我们本来94年以后，已经到了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逼得人民币回到固定汇率，现在问题是怎么回来的问题。两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是千载难逢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机会，错过了，什么机会呢？当时有一段时间市场上既没有人说人民币要贬值，又没有人说人民币要升值，有一段时间市场把人民币这个事忘了，这是你调整制度的最好时机，可是汇率制度这个问题就这儿，当市场把它忘了，政府也把它忘了，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件事儿，等市场压力来的时候，你想起它的时候你又不能做了，天下汇率都是这个毛病。最后到了用危机的办法来调整的，我们现在这个幅度还是不大，不管是升还是贬问题都不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寻找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下面的问题，还有没有机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有可能，什么可能呢？现在坚决抵制市场的压力，我们政府坚定地宣传，这样会把市场的投机因素会减少很多，大家堵了半天没有堵成，市场说了20%，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成份是投机因素。美元现在是贬值，现在有点过度贬值，也许美元会回来，人民币跟着升了一块，压力又少了。我们通货膨胀快开始了，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经是3到4左右，随着我们的这一轮投资、需求的高增长，不会有高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相当于你升值了一半，通货膨胀来了抵消了一半，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块，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既不需要贬值，也不需要升值，理论上有没有这个可能，因此我们向政府建议要做预案，做好准备，抓好两手出击，来解决人民币汇率机制性的调整，这个机制变成由市场供求关系有管理的一个人民币的比较浮动的制度，以适应全球化当中中国经济地位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以适应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对我们汇率机制调整的需要，这是我们的私利，我们不为别人贬值，我们为自己贬值，我们不为别人调整汇率，我们为自己调整汇率，这是我们的利益，出于我们自己利益的考虑，我们该做什么，这个利益包括在国际上应该怎么去跟人家共同发展，不是说你把别人逼得都没法活儿，你应该让大家共同来发展。
最后，这个问题我再讲一点，包括报纸上，包括宣传上，有一个误解的地方，对日本的当年广场协议，逼迫日元贬值所产生的后果，都说日本货币升值导致日本金融危机。这个一定意义上也对，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对，因为日本是多年拒绝进行汇率的调整，使问题的积累越来越大，然后进行一次性的大规模调整，谁都受不了，一下调整到什么程度？从一美元兑240日元，一下子调到一美元兑100、80日元左右，一下子两三倍的调整，一定会产生大的危机性的调整，那一定受不了。这确实不是说外国逼他怎么样，是他自己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汇率制度，最后产生这种结果，要从他自己内部来找这个原因，不能光怪国际，如果你不去及时调整，你会使这个冲突加剧，最后一定会有对你不利的后果。广场协议有这一个表现，这些历史我们要正确地分析，正确地看待这些历史，要正确地来理解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和一个大国的崛起。
今天我主要讲跟外部相关的事情，不多讲了我们内部的事情。第三点，想讲一讲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为我们中国企业带来的一些新的机遇和怎么抓住这些机遇。过去我们的企业出口有一个问题，我们只能挣生产环节的钱，挣不到品牌的钱，我们不说技术，挣不到品牌的钱，挣不到市场销售的钱，往往被市场的中间商卡在中间，给你杀价，他赚了大部分的钱，你真正得到的利益不多。因此，现在很多人就觉得不平等，责怪我们的企业不会做品牌，不会做什么的。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也许对于我们很多企业来说，你现在可能也只能就是做产品，你还做不起别的，现在就是做生产，因为你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你还没有很大的资金实力，你还没有很多的国际市场的支持，你还许多很好的人才。挣品牌的钱也不是很容易挣的，有很多人说一双耐克鞋买175美元，我们生产环节中有50、60美元的品牌的研发，最后零售又几十美元。光看人家挣钱了，现在你要想挣多少中间品牌的钱，你要花多少钱，你广告投入要投多少钱？你看他现在投入不多了，但这些品牌历史投入有多大的投入，多少年才积累一个品牌。你刚开始需要多大的广告才能压住他，才能挣到那个钱。你想想这个成本。创一个品牌是需要很大的资金实力的，才能真正做好这个事情。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实力，能不能顶住？所以你需要很多年搞广告，现在打品牌，在商场里到处贴广告，最后产品没有人买，这个就是在打品牌。你挣17美元，也许利润只有5美元，你打品牌打半天，你卖这个产品要50、60美元，挣钱可能只有10几美元。你要建立销售网络你要花多少前，他在纽约第五大道开一个店花多少钱，雇一个售货员要花多少钱，你现在要建一个销售网络，你有没有那个人才，你有没有资金实力能不能顶的，你能不能找到好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有国外市场的支持，有国外市场的销售渠道、人脉关系，那些品牌在国外建立那么多年，像国外人要进来，要想在中国建销售渠道，他们也要很大的投入，你的销售渠道可能一开始就培养起来了，你可能不要做大的投入，他要进来肯定要做大的投入，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关于做生产、销售、品牌，第一点，我们要有很正确的认识，对于很多企业做贴牌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在目前发展阶段是最佳的选择，要有相当多的积累，在技术上过关，在贴牌过程当中发挥我们比较优势，发挥我们的本土市场的优势，我们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把知识学到手，技术学到手，产品达到一定质量和水平，然后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一定的市场支持，有了一定的人才的积累，这时候我们才更多地搞品牌，搞销售等等，去建销售网络去，首先得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点，做到一定程度之后，确实要考虑做品牌的问题，考虑建立新的销售网络，你的销售网络去替代盘剥你的销售网络，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做贴牌。你现在做贴牌，人家也会做，每天把你的企业客户挖走，你在这方面没有优势，没有新的优势，从长远企业发展来讲，你也要开始逐步逐步的积累，逐步逐步走向新的领域。
第三点，现在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当中，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路径，也许是一种捷径，使我们的企业可以更快地走向国际市场。什么捷径呢？刚才说到国际评价标准，制造业，亚洲中国具有竞争优势，这就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逼得很多外国公司必须把他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转移到亚洲，逼得他必须做这些事情。第二，假如你不做，假如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会面临财务和发展的危机，很多企业就可以倒闭，他在那个市场上经营不下去，他没有做产业转移、没有做制造能力的转移，他可能面临生存不下去的问题。那年在美国开世界论坛的时候，一个国外大的基金公司一个首席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到发展中国家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家跨国公司的工厂办在发展中国家，那时候我会思考，他为什么会把那个厂办在这儿，他说现在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现在我要到发达国家去，到西欧、北美我要看到还有一个制造业工厂，我就会琢磨，我现在琢磨什么问题？琢磨这个工厂怎么还没有搬到中国去，没搬到中国去应该都倒闭了，他为什么没有搬，为什么还能活着，这是我琢磨的事情。以前是搬到中国去，为这个事琢磨，现在没有搬到中国去，这个事要琢磨。确实你琢磨他，他过两天倒了，他做不下去了。特别是欧洲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公司，过去这些年他也不愿意到外面去，他想保持自己的生产的能力，保持自己的本土市场生产能力，确实没有到国外去，结果现在经营不下去。有些已经倒闭，有些正在开始倒闭。这个为我们中国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机会，收购倒闭公司的机会，通过收购倒闭的公司，接下来他的品牌、他的销售渠道，加上研发能力，可能把他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如果能够买，倒闭的东西会很便宜，你可以用低价的办法来获取一个已有的品牌和一个已有的市场渠道。
品牌效益真是不得了，第一，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树立起来的，第二一旦树立起来了，它会有持久的影响，还有原来本地品牌的力度，你把它接过来，继续把它用下去，不等于你给别人贴牌了，不是原来外国的品牌，而是自己的品牌，什么意思？过去基本国际准则，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的准则是外国公司拿着品牌，拿着市场销售渠道，拿着研发能力来整合中国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劳动力低、土地便宜，来整合这些东西，加上中国的市场。现在确实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我们的生产企业拿着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和中国市场的销售能力去整合国外企业的品牌、销售渠道和研发能力，反过来整合。能不能用我们的优势的要素，反过来去整合国际上的一些东西，至少是这样的思考。我们讲这些例子怕讲错了，因为对实际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我们中国有些大的公司，成功地做了这些事情，成功只是最初的成功，下一步能不能成功，这要看能不能各种市场打开，至少中国有一些公司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做这些事也不是很容易的，关于人力资本的问题，你有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机制下，特别是在我们的机制下，你有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所谓走出去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不能轻易说走出去，现在中国主要是产品走，能不能品牌走出去，其他东西走出去，即使产品走出去，我们市场销售能不能自己走出去搞研发，这都是很复杂的东西，你们体会一定比我更深，不是很简单的提一个口号号召号召，很多具体因素我们都要考虑，比如说人的问题，你派谁去做这件事情，用什么机制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中国著名企业家一路开一个会，一路我就问他，他就讲这个事儿，他说我在外面做得事情现在基本都撤回来，为什么撤回来？他说派人出去你最相信的人派出去，可能是你的最相信的人，到那儿局面没有打开，成本已经花了，局面打开，我也知道很难，也难为他做，他原来没有精力，我们自己人出去，即使雇一些人，但是局面还没有打开，结果成本花了很多，然后你就撤，等你说要撤的时候，等你要说调整的时候，他不回来，他已经用你的钱建立了他自己的公司和基地，你有了生意已经到他那儿去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绿卡，他不回来。
然后在一个会上讨论，张瑞敏就讲海尔怎么做，人家问张瑞敏海尔出去怎么做，张瑞敏我出去的办法就是完全雇外国人，你以为你雇自己人，最后跑的是自己人，雇外国人，我还可以用外国的法律去约束。雇外国人就是贵，他在讲，我就想，外国人是怎么到外国去，我们不说英国人怎么殖民地，老是老牌资本主义，老牌资本主义有一个特点，除了他那个国家以外，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比他穷，大家都不愿意到外国去生活，人才是会流失，不愿意到外国生存下来，他的根子还在国内，因此要想新兴国家怎么一开始走到国外去，人家就想日本战后的哪些公司怎么走到国外去，韩国战后那些公司怎么走到国外去，台湾那些的公司怎么走到国外去。仔细想一想，这些公司派谁去呀，派他们的儿子去，私人公司，现在老是反家族企业，其实国际上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制度恐怕在中国还有很长的生命力，包括像这个问题，基本的信任关系，在法制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基本的关系还是水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要想派你儿子出去，第一产权制度得是私人企业，第二，儿子得经过教育，经过一代人的培养，儿子还得愿意做企业，不是唱歌、跳舞就走了，这你还得有几个儿子，中国还没几个儿子的，这些事情都很复杂。什么样的体制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走出去，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社会上，在已经有后发劣势，在已经有大公司、大集团、大品牌压着你的情况下，你要想在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你想在国际市场中开辟一席之地，国际大环境会有一系列的利益冲突，从小的环境来看，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是非常实际的困难。然后要充分地估计到，在充分估计到的情况下，去探索各种各样的机会，确实可以探索一些捷径，所谓后发优势，捷径就是你怎么利用一些原有的东西，不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的买一个已有品牌变成自己的品牌，不是从中国人的荣耀上讲，就是说他品牌上的东西成自己的了，然后你就收购了一个销售渠道，你可以做销售渠道。
讲这些，主要几个问题，全球化在中国的一些体现，确实中国经济既是处在发展的非常好的时期，也是充满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时期，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可能面对更多的宏观和微观的问题，对于我们企业来讲，也有更多的机遇，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再往下走，遇到更多的冲突和问题，也是必然的。没人跟你打仗就很不错了，国外最近有一个人写的一篇东西，他说什么话呢？他说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头大象闯进了我们的餐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给让点地方，还是把他赶出去，这是我们真正的选择，他说现在赶的出去还是赶不出去，过去在殖民地的时期，过去靠世界大战的办法，是想把这头象杀死或者赶出去，现在我们做不成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给他腾一个地方，或者把这个房子再盖一圈，让这个象有活动的余地。我们也不想杀死别人，我们确实闯进这个餐厅，我们想分一杯羹，我们是一个庞然大物。所以，从国家的角度，外交政策、外贸政策，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对的问题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措施面临新的挑战。
主持人：我们中国机遇虽然越来越多，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当我们面临的走入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反倾销来投诉我们，然后要求我们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们企业内部使自己便宜，使外国人便宜，这是国内的企业家要做出战略性的思考。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樊纲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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