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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汇率和投资两大热点问题为抓手，中国大批经济学者正集中精力和热情探讨中国经济的“热与冷”。有的说热、有的说不热、有的甚至说还不够热、还有的索性玩起“总体正好、局部过热”的辩证法。这些学者选取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角度，引用相关数据，建立自己的论证逻辑，每个看上去都言之凿凿，根本没注意到管理部门已经把目光投向“新的舞台”，在旧舞台上无论多么费力费劲，对决策已经没有实际帮助，换言之管理层对讨论出个什么具体结果已经没有太大兴趣。稍加细心可以发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动向——历
来归属隐蔽战线的反恐突然大张旗鼓地凸显出来，一改“9.11”后才让“东突”进入公众视野的节奏。8、9月份短短两个月里，总书记亲自带队视察“长城2003”反恐综合演习并发表讲话；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在河南漯河和江苏吴江进行生化反恐演习；济南举行剧场反劫持演习；民航在首都机场进行反劫机演习；广东发动声势浩大的反“两抢”；西安万人防爆演习……说明国家已经不把美国“9.11”、俄国剧场绑架等一系列事件单纯当成“西洋景”来旁观。敏感点已经向“保安全、反危机”转移。
“9.11”恐怖袭击、法国森林大火、中欧暴雨、北美蔓延西尼罗河病毒、中国非典、美加停电、日本仙台地震、法国热浪、淮河水灾、伦敦中心停电。近两年来六大城市群多灾多难，人类在享受城市集文明之大成的同时也在领教系统的脆弱。问题严重性来源于四个高度发展。首先是经济高度发展。全球化使干扰生产经营的危机因素沿着产业链顺畅传递。台湾地区闹地震，国际市场IT零部件就得涨价。靠现代通讯技术装备起来的金融资本市场突破了时空限制，美国要蒸发过剩货币，拉美就爆发金融危机。第二个是社会高度发展。被主流发展趋势和速度“抛弃”的边缘化国家地区、群体组织、文明成为报复主流和透支自然资源的源头，或成为邪教的后备支撑。第三个是城市高度发展。不仅出现特大城市，而且城市间组成群、圈、带。密集的人口、拥挤的交通、复杂的管网……过度依赖现代技术的生活方式使灾害难防，损伤扩大，原因难查。另一方面，城市是利益反差、阶层反差等一系列反差的集中地，即城市的“异质性”。社会群体事件或个体偏激行为防不胜防。第四个是人类活动高度发展。人类不断向自然“进军”的结果是不仅造成不少生物亡族灭种，破坏生态平衡，引起自然灾害无情报复，也开启了神秘微生物或毒源攻击人类的魔封。
现代社会面临十大经典危机：一、SARS之类的神秘微生物。对其从哪里来、病理机制、克星等，专家们不明就里。即使费尽千辛万苦降服病魔，其“快速变异”的天赋又迫使专家重新踏上新的万里长征。二、停电。电力几乎是现代城市的血液，自8月以来欧美不少著名城市出现停电，每次停电都一度引起混乱，让城市管理部门陷入高度紧张，居民焦躁不安。上海吴泾二厂一台机组突然跳闸，差一点牵连其他机组彻底瘫痪。三、恐怖主义。以最大限度杀伤为目的，不择手段，神出鬼没。四、交通。过去中西部地区因为地理原因常有客车翻崖，现在看来东部现代化轨道交通也并非保险箱。且不论人为因素，单单现代技术的精密复杂就使故障会不期而至。五、生态。侵占物种领地是一个方面，三废排放无度是另一个方面。最新研究表明，我国富氧化的内陆河湖地区中至少在蓝绿藻类中有两种藻类分解出的毒素有致癌和促癌作用，且蒸煮无法分解。六、经济链接。产业链接、市场链接使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传导无阻。七、试图格式化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单边主义总是在酝酿摩擦冲突。八、国际、国内发展过度失衡甚至断裂引发的动荡。九、软国力匮乏的危机。十、富国老龄化、穷国膨胀化的人口危机。
深圳1980年人口只有3万多，现在已达600万人，20多年人口增加了150倍以上。烟台、哈尔滨、青岛、上海、无锡、广州等城市也都先后经历了高速城市化过程，30年里人口增加了上百倍。无论就直观或理论而言，城市规模与危机呈正比，停一次电要影响几千万人，或者为了满足几千万人的用电需求而兴建的电源电厂出事故的概率要比几十万人的城市高，后果也更严重。交通延伸里程越长，出事故的可能就越大。城市六大生命线系统：交通、能源、水资源和给排水系统、环境系统、通讯系统和防灾系统，任何环节滞后或失灵都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瘫痪。一般而言，因为技术故障或其他自然原因引起的危机是城市运转过程中的常规危机，如突然停电、交通设备出故障等。工作人员的敬业和责任心、以政府财力加速折旧等仅仅是降低危机出现的机率，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另一类危机来自社会高速发展中被边缘化的群体或个人。失恋的痴男怨女、申诉无门的偏激分子、蓄意报复的亡命之徒等会以炸弹、自杀、投毒等各种方式证明自己，当属特殊危机。近几年后一类危机呈上升趋势，如果城市安全体系中未加预案，一旦发生就会损失惨重、影响恶劣。南京投毒案引发大批人倒下和谣言四起即是一例。
城市生活越来越脆弱首先在于前述的规模增大，其次在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人们为了享受更舒适便利的生活，不断对科技提出新的要求。于是电子系统、装备系统应用越普及、构造越精密复杂，越容易出故障，维修和诊断的难度也越高。另外由于人们的急功近利，一些技术尚在磨合期便被提前投入使用，从而可靠度带有更大不确定性。论证会并不能从根本克服这一类问题，一定要等到大规模使用后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盲点，从而也增加危机产生的可能。磁悬浮和轮轨技术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运营结果和新问题，一定得等到某条线完工并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出来。再比如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或许整体是成熟的，但局部(如车辆)是新式的，也会产生新问题。第三，脆弱和人类“向阳不向阴”的天性有关。人类总是偏好有利自己或自我价值最大化的单向行为，比如对资源占有和利用的态度。心中憧憬的总是自己功成名就、享受生活的美好前景。这种带价值偏向的思维定式使人们很少考虑到由于外界的“反动”形成的负面结果。换言之，不见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头不回，本能地想好事不想坏事。
自非典以后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已经使有关方面开始反思应变机制缺失，但应变机制即使和发达国家达到同等水平也不意味着危机处理就可游刃有余，更何况应变机制针对危机新变种也需灵活调整。危机处理是涵盖法律和政策在内的综合系统，这对政府在第一时间组织、动员、使用各种力量和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和防止损失及负面作用将至关重要。日本作为灾害大国，是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每年防灾预算占国民收入5%左右，目前拥有各类防灾减灾法律近40部。美国自1959年制定《灾害救济法》之后，1966、1969、1974年先后作过修改，每改一次都扩大了联邦政府救援范围及全面协调减灾、预防、紧急管理、恢复重建等工作，各类全国性防灾法律有近百项。发达国家普遍在减灾法律中规定城市防灾的地位及作用，并就城市气象、地震、火灾及特重大意外事故、公共安全设有法律。反观国内到目前尚缺乏最高层次的国家减灾基本法，在城市层面也缺少《城市防灾法》。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主体的责任、建立损失查处制度更是行政政策的范畴。
真正的危机在于当前大小危机已经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很多地区和企业集团却仍抱侥幸心理，不愿投入专人专款专项研究，外包研发工作时也不把防反危机内容列入。因此危机发生时可拆封的预案基本没有，可谓基础工作缺失。上海四号线事故和造船厂火灾中都有预案工作不足的盲障，结果前者让有关责任人丢官，后者让英勇的消防战士成了烈士。如果多少有预案可供决策层应急，哪怕危机的力度和速度及性质已经超出预案所及，另需临时变通，也胜过两手空空，事后多少可以向上级和公众有个交待，否则恐怕很难逃脱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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