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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乐不乐
杨波
10月初，北京的迷笛音乐节上发生了一起打人事件———当一支日本乐队在台上演出时，台下一帮子不但爱摇滚而且更爱国的青年集体唱起了《九·一八》等抗日歌曲，并大声
嘘着台上的演出者。于是一位吉他手和一位乐评人向这帮青年大打出手，以让他们安静下来，使演出得以继续。
这让人想起发生在1960年代末美国某届摇滚节上类似的事，一帮底层青年向台上演出的“感恩而死”乐队大声叫骂，并掷酒瓶、吐口水，他们憎恶这支总在臆幻众人平等的乌托邦世界的乐队的原因很简单———乐队人人都已成为身家百万的资产阶级，却仍像自居无产者的信徒般唱歌，乐迷们难以承受被欺骗的屈辱感。民歌手琼尼·米谢尔摆平了这件事，她哭着向台下说：“音乐家们是诚实的，他们的音乐就是证据。”
但列侬还是被干掉了，干掉他的那位青年压根不相信列侬是诚实的人，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列侬在一个Video里穿着富贵堂皇的毛皮大衣，却依旧不知羞耻地阔步在自家花园的林荫道上，一脸正气。在那首著名的《幻想》里，列侬曾幻想这世界没有贫富之分，但他又显摆什么呢？就这样，青年决定去开枪了。
孔子曰，音乐能“兴、观、群、怨”，音乐负载意义一早就成为常识，大多数无论做音乐的还是听音乐的人，都会这么认为。那些故意消解和抛弃意义的音乐家一般被称为“先锋”———因为听者从他们的作品中找不到意义，违背其
欣赏音乐的惯性：所谓听不懂，就是找不到意义罢。很多“先锋”也就顺竿而上，干脆连音乐这个概念也不顾了，将
自己做的东西称为“声音实验”。
不形而上，就形而下，做“声音实验”的人却会落入另一种意义圈子，遭到纯操作层面上的怀疑。记得上世纪最后一年，日本一位实验音乐家松原幸子来广州演出，她从小皮包里拿出一支牙刷，在一台电音器的感触面上刷来刷去，制造声音，台下有些猎奇者们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倒不是因为她来自日本，而是这种“声音实验”的做法似在玩弄听众的审美———“我若有她那台机器，也能刷出这声来！”
有人这样抱怨。
北京的“苍蝇”乐队在一首歌里问：“是枪还是子弹？是目的还是手段？”他还可以接着问：“是声音还是音乐？是听觉还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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