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契特 ·编者按·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相较于充满雄心壮志的唐朝诗人贾岛，中国的十年变革（1993－2003）更加令人激情澎湃。
十年来，中国的GDP从3.4万亿元增长到10万亿元（2002年），财政收入从4348多亿增长到18913亿元，外汇储备从211亿美元增长到3000多亿美元；十年里，我们恢复了对香港、澳门的主权，我们成功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我们顺利加入了WTO；十年后，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改革、产权保护、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体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93年的少年郎，如今已经长成大人样。回顾是为了更好地迈步，变革是为了更美的未来，追寻十年体制变革的逻辑，是为了找到未来的方向。
改革下一步
访法国雷恩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胡契特
本报记者 张 文
海口报道
胡契特
·1987年获法国雷恩大学国际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8年获北京语言学院汉语毕业文凭
·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学习
·1993年获法国雷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为法国雷恩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文摄
建立中央权威的关键时刻
《21世纪》：1993年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一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如今10年过去了，在你这样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改革的外方专家看来，这10年中国发生的哪些变化是你认为比较深刻的？
胡契特：要分析这些变化，我们首先要分析1980年代的改革是什么样的。1993年之前的改革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必须让地方官员参与改革，因为如果不让他们参与，可能改革就很难推进，这在波兰、匈牙利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前车之鉴的。当时通过放权，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当然，1993年之前的改革方式也需要辩证地看，当时的国家GDP增长的确很迅速，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1978到1993年很多工业投资得太多，每个省、每个地方都在大规模投资，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每个地方都像一个小国家一样，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浪费。
所以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发现，1993年的时候，地方权力太大，中央控制力较弱。而当时计划体制又有了很大的改革，计划控制方式比1978年少了很多，而市场的机制又没有完全发展起来，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中间状态，许多领域反映了两个制度（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不好的方面。这是一个改革的关键时刻。
1993年至今有一个新的政策方向就是中央收权，比如财政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政策，1994年出台了分税制，重新安排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1995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1％，在世界上可能都是最低的，中央政府很穷，1996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逐渐增加。
中央政府的收权除了表现在税收上，还有法律。1993年之前的改革虽然很有成效，但不好的方面就是很难推行一个法律。因为地方官员自己管当地的经济，他们不希望有一个法律，因为法律是要求全国按照统一的制度来运行，这样他们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小。
收权还表现在银行上，1980年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为什么各个地方都争着投资？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员可以直接去向银行官员要钱，要求他们投资在生产线上等等，而这些很多是不必要的。1994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中央从宏观上把握，银行更多独立于地方政府，此后中小国有企业就很难从银行随便贷款了。
我认为中央收权是1993年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改革的模式。1993年之前的中国政府就像一个消防员，到处救火。1994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一个很宏观的把握，他们知道，国有企业、银行坏账、财政赤字、社会保障，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以分开解决，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这中间值得一提的是WTO，WTO当然对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可能更大的作用是促进国内的改革。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说，“如果我们不进入WTO，可能改革的积极性和动力就会消失，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寻租行为。而WTO是硬性的规定，可以进一步推进国内的改革。”
还有一个促进中国改革的力量是外国的直接投资，外资从1993年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国内的市场竞争水平。中国企业通过学习国际企业的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应对能力。当然，这也要看哪个行业，比如石油、电力这些基础性的行业，目前看来改革还很不够，但是大部分行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下一步：推进公司治理结构建设
《21世纪》：正如你所说，国有企业、银行坏账、财政赤字、社会保障，这些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现在中国政府也在着力解决这些难题，但是总体而言，现在国企改革依然还在推进，银行坏账也很严重，财政赤字特别加上一些隐形的欠账也很令人担忧，社保问题也不乐观。你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进一步推进解决？
胡契特：我觉得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快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因为银行问题、财政问题的来源都是微观的投资，如果投资得好，那就可以还贷款；如果投资不好，就形成了坏账。所以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使投资有一个好的方向，让资金更有效率地使用。中国不是一个缺钱的国家，现在存款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但钱没有用好。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制度，让这些钱变成很好的投资，那就会带来问题。所以关键还是把公司治理结构弄好。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仅包括一些具体的制度，比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的薪酬制度、公司的内部审计等等，还包括很多非具体的机制，比如法律环境、消费者协会、劳动市场、行政体制、企业文化、社会环境、媒体环境等等。公司治理是一个系统，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应该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运作。如果没有法律规则作为后盾来保护少数股民的利益和保证公司财务的透明性，如果没有在货物和服务市场这一层次上的竞争，董事会和内部审计这样的措施就不可能生效。
《21世纪》：你指的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国有企业吗？
胡契特：有国有企业，但是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肯定也有这些问题。不过当前最关键的是改善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用银行的钱是最多的。
协调发展：启动新一次财政改革
《21世纪》：现在国有企业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新的国资委正在用一些新的机制来改革，希望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能够有一些推进。你对此如何评价？
胡契特：我觉得他们的公司治理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很多企业并没有把盈利放在首位，这些企业成为国有金融体制最大的受益者，国有资本依然占有绝对的比重。这些企业离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很远。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中央政府所管理的这些企业，对银行的影响不是最大的，这些大企业虽然有垄断的问题，但他们破产的可能性很小。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如何改革那些中小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1998年抓大放小以后，中央不再对这些企业承担管理责任，而是下放到地方，这些企业现在很大一部分经营困难，地方国资委面临很大的压力。
当然地方国资委也有一些搞得比较好的，像上海；但有一些城市就不太好，他们的管理方式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只是换了一块牌子而已。所以有的城市压力会比较大，已经开始面对很大的失业人群，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银行坏账、财政赤字等等都已经产生，有的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中间。
《21世纪》：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他们应该是比较良性的循环，财政很充裕，国有企业发展得也不错，银行坏账也没有那么多，社会保障压力不大，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而中西部的一些城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的甚至陷入了“国有企业－银行坏账－财政赤字－社会保障”的恶性循环中。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你认为如何来统筹？
胡契特：有的改革是马上就可以做的。比如养老保险现在是按照每个城市来发展的。在深圳，因为工业发展很好，养老基金肯定就比较好；而一些中西部城市，他们的危机很大，特别是东北很突出。如果有一些跨地区的机构来平衡一下就会好。当然这其实也是一个财政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可能还需要一次新的财政改革，因为不可能让一些很富有的地方直接把钱给穷的地方。中央可能还需要像1994年一样做一个新的改革。
宁王争对本文亦有贡献
10年所有制变革与产权融合大趋势
按所有制性质来划分企业类别、制订不同等政策的做法将成为历史
张文魁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将强有力地把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推向一个崭新阶段，可以预料，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必将出现重大的产权变局。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个人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观察，认为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核心、也最艰难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有经济改革及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二是公权力的改革及正确处理公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当然，第二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经济范畴。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其实都是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而展开。
所有制改革大踏步前进
过去二十多年里，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一方面国有经济改革在探索和争论中步步推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气候变幻中快速发展。1970年代末，公有制经济无论在工业产出中还是在GDP中所占比重近乎100％；到2002年末，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36％，集体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仅6％，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估计为1／3左右。
所有制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国有经济改革、对于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央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几乎每一次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会议都会提出一些方针、思路。十年来，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创新，所提出的方针、思路与时俱进，尤其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将进一步摆脱束缚，强有力地把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推向一个崭新阶段，可以预料，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必将出现重大的产权变局。
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很显然，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促进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平等竞争。
无论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还是1997年的十五大及2002年的十六大，在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一个方针或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都是提出要“鼓励”或者“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
对于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企业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认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依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1997年的十五大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国有经济的作用；而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却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了。
我们认为，随着中央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不断充实、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间关系的处理更加开放，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基础上实现大踏步前进，不同所有制相互融合将成为大趋势，以所有制性质来区分企业类别和制订不同等政策的做法将越来越不合时宜。所有制改革大踏步前进，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将进一步显著降低，到2010年左右，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将降到20％以下。
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产处置
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15万家的国有企业、超过7万亿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那么，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必须要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产处置。这里所谓的国有资产处置是指国有资产出售、国有股转让。
自从去年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各地处置国有资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产处置出现了热潮。我们的调研表明，这一轮的国有资产出售、国有股转让，要比1997年前后的那一轮健康得多。各地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比较成熟的国有资产处置方法，能比较好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比较好地处理职工利益、比较好地将企业产权变革与职工的国有身份转换结合起来。
健康的、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处置，实际上会使众多的国有企业实现民营化、或者在非公有资本的股份参与中获得新的发展。而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产处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来说也是一次绝好的发展机会，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工业产出和GDP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更多的民营企业可以实现做大做强的梦想并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我们毫不怀疑，中国的重大产权变局将很快声势浩大地到来，国有产权流动、转让将一浪高过一浪，民营企业将通过公开、透明程序大规模受让国有产权。这是从打开而再也不能关上的潘多拉盒子中飞出的精灵，羽翮已就，横绝四海；这是如水一般柔弱而坚强的力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这个重大的产权变局中，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而获得更强劲的增长动力。
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迎接产权变局的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恰恰相反，大踏步推进所有制改革、推动产权变局，在实际工作中还要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我们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所有制改革的方针，而这些方针必须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来落实。
事实上，十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要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等，但这些方针至今还远未成为现实。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对待、对国有经济或明或暗的保护和偏爱，除了思想观念等原因之外，主要因为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具体制度对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了巨大阻碍，这尤其体现在复杂烦琐的审批制度中。因此，大刀阔斧地进行公权力体系改革，下狠心摈弃审批制度，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产权变局的到来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
法律转型、金融创新与企业家成长
走出“资金充足与资本匮乏”困境的关键
见习记者 罗小军
上海报道
10月17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研讨会，专门讨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研讨会中间，本报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张军教授从当前中国现实和深层的体制改革解读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
《21世纪》：十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谈论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着重探索如何完善这一体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你能谈谈这十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哪方面最应该进一步完善？
张军：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否则是否建立、如何完善就没有依据。
从经济体制来说，这些标准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市场是否建立，一是市场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10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产品市场发展很快，而整个要素市场则相对落后。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虽然有所发展了，但是都还不充分。最严重的是资本市场，近几年开始出现了资本不足的现象。
资本是能带来回报的能力，缺少回报能力的资金不是资本。我们现在资金很充足，国民储蓄率达40％，但整个中国金融发展还主要是用产业政策通过银行来配置资本，因此效率十分低下，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比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慢得多，这两年股市融资下降，资本市场收缩，而企业债券融资基本没有发展。
10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成就不凡，目前尚待解决的最大问题是资本不足。
《21世纪》：既然10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大问题是资本不足，那么应该怎么来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足资本呢？
张军：要充足资本，就必须实行金融转型。
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决定了金融效率，所以金融转型首当其冲就要发展资本市场。最近的研究发现，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为什么会有差别，结果发现金融的发展与法律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是正相关的。这就提示我们，中国要完成金融的转型，把金融资源变为资本，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需要法律的转型。
而且，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须依靠资本的增长，金融改革落后，则资金难以转换为资本，从而资本难以增长。深层次而言，这又反映了产权发育不足，对私产的界定和保护还不是很明确，宪法如对私产进行明确界定和保护，将大大有利于推进法和金融的转型。
《21世纪》：既然金融转型有待于法律转型，那么在目前中国法律应该如何转型呢？
张军：目前，法律保护还不是非常有利于私产制度发育和资本发展，私产的发育和资本发育有关，资本发育则与企业家很有关系。
中国现有法律强调的重点是通过不断地立法来完善市场制度。法与经济学发现，立法速度永远赶不上经济发展，法律是不可能完备的，靠不断立法是存在问题的。恰恰是不断立法限制了企业家成长的空间，因为从经济学而言，法律越繁杂详细就越没有效率，而凡是有创新的地方，开始大多都是不合法的。
因此，中国所需要的法的转型，不是要写出完备的条文，关键是谁来解释。这需要有独立的法官，由独立法官来执行法，这样，法官解释就会营造有一个更宽敞的空间，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和经济增长。法官解释与判例法相关联，研究表明，凡是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金融体系都比较有效率，凡是大陆法系则相对缺乏效率。
在目前中国，存在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很多，很多有创新的地方都是打擦边球，这与法律缺乏效率有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从“合理不合法”逐步转向“合理又合法”，使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性之上。
《21世纪》：开始你谈到市场经济体制标准共两个，并从其中的市场这一标准着手，分析了目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最紧迫的问题是充足资本、完善资本市场，那么你所说另外一个标准，即市场基础设施是什么呢？
张军：相对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而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
硬件是基础设施，软件就是法律与有效金融体系，这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经济要发展，软硬件都不可缺乏。相对而言，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过去10年内得到较好的发展，而软件则相对滞后。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就是法律，有了法，金融才能发展，资金才能有效配置，产权才能发育，资本才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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