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评 “亚洲意识”含苞待放 国家战略助推商业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亚洲外交战略，可以发现一种难得的远见与成熟。在1990年代韬光养晦期间，战略设计者们抓住了东亚共同利益可能聚结的大趋势，通过经济贸易积极主动地介入这一进程，并且抓住了与东盟合作这一关键环节。
一前一后在东南亚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同时有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与中国“10＋1”会议和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的安排）和APEC会议，透露出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政经格局调整的微妙之处，那就是，随着东亚各国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经常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上表达类似或者一致的立场。
恐怕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与APEC会议之前人们普遍的预测不太一样的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成为中美元首会晤和APEC会议的核心议题。美国总统布什在APEC会议期间强调的主要是朝鲜核危机问题。并不是说布什认为汇率问题不重要或者说不想在日圆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所突破。在去泰国参加APEC会议之前，布什已到东京与日本首相小泉讨论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问题。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也提及了汇率问题。但日中两国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而且，正是在APEC会议之前，东亚国家对汇率问题的意见凸现得特别明朗；拿人民币问题来说，东亚国家对于美国让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几乎无人捧场。这种情况下美国太强调汇率问题便显得过于勉强。
与此相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示：如果亚洲各国都认为有这个必要，中国愿意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幅至旧有波幅，并寻求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不过问题就在于，许多邻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不宜采取类似的行动。
美国此次在汇率问题上遭遇尴尬的根本原因在于东亚经济捆绑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融上的紧密联系只是其中一个表征。无论是东盟各国之间，还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还是中日韩之间，经济的密切往来和互有依存带来的效应在于，国家之间的交往模式随之得以更新，进而重新建构国家关系的制度基础。去年中国与东盟率先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之后，本月东盟会议期间，日本、印度也与东盟签定了类似协议。目前已有呼声要求，以东盟为基础打造一个如欧洲一体化市场一般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此次东盟会议期间东北亚合作亦有突破，中日韩签定《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制度保障。
与部分经济体依附一个经济体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不一样，东亚各经济体在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中，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各国合作的制度基础更加健康，就长远来看可能也更稳定。在合作的制度框架奠定以后，可以预见的趋向是，东亚经济圈的国家更能相互容忍，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合作来理性解决彼此争端。在这种竞争、合作与依存的复合关系中，新的“亚洲意识”将可能得以萌生。
东盟与中日韩之间合作的进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东亚新格局的初现，反衬出亚太经合组织（APEC）亟需改善自身机制以增进合作效率，应对时势发展。如英国《经济学人》指出，在APEC蹒跚前行之时，东盟十国已经与中、日、韩三国进行了七年的会谈，合作成果众多；布什应该反思的则是，亚洲国家的商业雄心要绝对优先于朝鲜的军事雄心。APEC诸国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或许是，美国将如何面对一个新的亚洲？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亚洲外交战略，可以发现一种难得的远见与成熟。在1990年代韬光养晦期间，战略设计者们抓住了东亚共同利益可能聚结的大趋势，通过经济贸易积极主动地介入这一进程，并且抓住了关键环节。这个关键环节就是与东盟的合作。且不说市场利益和安全利益（如海运石油多从东南亚地区经过）的考量，单从固定的战略伙伴的选择上，东盟也是最佳的选择之一。相对于美、日等大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假想敌，东盟国家因为传统的关系对中国的态度更为客观和现实。要改善地缘政治状况，为中国经济发展吸引更多的国际合作者，将与东盟的关系推进到相当层次便有重大意义。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使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环境发生微妙变化之后，与东盟关系的战略意义更为明显。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长远政策取向。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决策，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决策。正是经此一役，中国与东盟利益站在一起的诚意得到认同，为与东盟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此次APEC会上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一些域外国家试图让东盟视中国为威胁，但东盟对此并不认同，我们不认为中国是威胁，而是把中国看作发展的机遇；中国是东南亚的近邻，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和欺负过我们。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路径，亦呈现出一种成熟。从目前看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基础主要放在经济交往（年贸易总额2005年可望突破1000亿美元）与传统友谊之上，这种关系既超越了以往的意识形态导向，也超越了一般所言的儒家文明的表述，其原因就在于避免误解，珍惜和维护目前达成的紧密关系。
因此中国与东盟关系进一步发展便合乎逻辑。十月上旬的东盟会议期间，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
国家外交战略的成就对众多企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这种国际政治空间的开拓，应该与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有更为密切的互动，才能形成良好的循环。因此，对国家战略有良好政治敏感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亦可以通过商业开拓有所收获，并从微观层面实实在在地推动国家外交局面的改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