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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银行长沙现象调查（二）本报记者 龙 昊 姜业庆 通 讯 员 胡燕军 林柏林
与国有商业银行一样，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一直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心头之痛。不过，长沙市商业银行对此逐渐有了驾轻就熟的感觉。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会议上，该银行成了这方面的典型。
长沙市商业银行被央行武汉分行誉为“辖区内的一片绿洲”，也是湘鄂赣三省十九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排头兵。同其他兄弟城市商业银行一样，长沙市商业银行也是央行整肃城市信用社的产物，起点低、家底薄、效益和资产质量差。起初，他们凭借中小银行的“灵活”优势小有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这种优势恰恰也是中小银行潜在的劣势：决策层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一旦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道德风险和经营隐患将随之水涨船高，任何一个重大决策的失误，都会使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银行处于生死边沿。于是，长沙市商业银行想到了股权结构优化，并认为这是城市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作为新型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形式上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机构，但就公司治理结构实质而言，还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建立初期的长沙市商业银行也不例外。
其一，股权结构不合理，存在地方政府“一股独大”的问题。地方政府控制着城市商业银行的财权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权。
其二，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制约和监管相对弱化。多数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基本上由地方党委决定，董事会只是在形式上具有聘任或解聘的权力；行长、董事长和书记职责不清。此外，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有些董事会成员是非业内人士，很难有能力插手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过程，这也影响了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其三，内部监督力量薄弱。而国外对银行的公司治理要求非常严格。美联储要求加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向商业银行发布治理结构问题的具体指南，并出版发行了商业银行董事手册；英国金融服务局对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任职要求。此外，作为国际金融监管的权威，巴塞尔委员会ＢＣＢＳ也将公司治理结构纳入其对银行的监管内容中。1999年它发布了《加强银行组织的公司治理》，从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系统、特别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度等八个方面阐述了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所必备的基本要素。
尽管城市商业银行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时或引进境外资本、或接受民间资本，其路径大同小异，即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来改变股权结构。去年8月，温州被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全国惟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验之一便是增资扩股，允许民营企业资本入股商业银行，建立其法人治理结构，以解决政府股权在城市商业银行“一股独大”和行政治理色彩较浓的弊端，此项改革引起社会广泛关注。9家企业入股温州市商业银行后，董事长夏瑞洲说，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政府“一股独大”、垄断经营的体制，建立城市商业银行科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与温州市商业银行一样，长沙市商业银行在成立的6年内实施了两次增资扩股，只是事情颇有些周折。
1997年长沙市商业银行由16家城市信用社组建时总股本为11879万元，其中长沙市财政局持股3700万元，占31．15％；成立之初银行资产状况堪忧，总资产一直在30亿元至40亿元之间徘徊，不良资产占比高达60％。
1998年长沙市商业银行首次增资扩股后，长沙市财政局及其关联企业占居长沙商行总股本23197万元的51．3％；1998年，长商行进行了一轮增资扩股，增加的1亿多股主要来自电信系统公司。电信系就此取代政府成为长沙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总量达到总股本的53％。2000年董事会换届，原董事长和行长双双被选出局。
2002年，长沙市商业银行再次增资扩股至3．21亿元，其中市、区两级财政股份增至0．96亿元，占总股本的30．77％。这种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摆脱了一股独大的弊端，标志着长期困扰该行发展的股权结构不合理和股权纠纷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为该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长沙市商业银行实施决策层与管理层分开，改变管理层的任命制，由董事会选聘经营管理人员，使过去的向政府负责转变为向董事会负责，在确保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同时，使管理层的责任与权利、风险与收益、激励与约束保持一致。并强化董事会的稽核作用，2002年，该行查处了3家支行5起结算案件和事故，对7家支行发放的11户贷款，追究了贷款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中包括2位支行行长、3位副行长。
长沙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还率先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根据严格的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和标准，来自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的2名经济金融资深专家受聘担任独立董事。
长沙市商业银行董事会4月通过的“海南宣言”所标定的目标称，在完成上层建筑合理布局的搭建之后，方能加快区域化的发展步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外监督机制，催生一个真正的区域性精品城市银行。
据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并得出结论：商业银行薄弱的管理和治理结构会引发储蓄和信贷危机，从而给政府造成巨大成本；良好的管理和治理结构则会给银行良好的回报。
长沙市商业银行的一组数字清楚地验证了这一结论：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185亿元，较成立时增长397％；存款余额145亿元，较成立时增长475％；各项贷款余额为85亿元，较成立时增长368％；不良贷款率较成立时下降46．74个百分点，经过9月份的资产置换之后，不良贷款率有可能降至3％以内；累计实现利润2．87亿元。
（更正：昨日一版《城市银行寻求政府良性博弈》第2段，“初创时期账面亏损高达3571亿元”数据有误，应为“35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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