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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业辉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的增长阶段，同时也步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有必要预防局部经济过热，可采取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风险，在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的形势下，应对症下药采取有力措施规避风险，关键是要加快银行体系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著名经济学家、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3日在“2003中国产业发展论坛”上，就未来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展望时阐述了上述主要观点。
前三季度ＧＤＰ增长率实际可能有10％
吴敬琏首先对经济形势作了三点总体判断：从2001年开始，国内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过去过分地看重ＧＤＰ的增长，从而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在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的同时要防止大起大落，防止经济硬着陆。
吴敬琏认为，今年的形势比预期要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前三季度8．5％的ＧＤＰ增长率可能被低估，根据工业增加值增加16．5％，税收、发电量分别增加21．7％和15．6％的情况判断，实际增长率可能有10％。
但他同时提醒，有必要预防局部经济过热。
对于经济是否过热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局部出现了过热苗头，但并非全局过热，货币供应不应急刹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肯定出现了过热，投资、信贷、货币供应量都增长较快，应采取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吴敬琏表示他现在的观点更倾向于后者。
吴敬琏指出，目前新一轮经济增长加速主要是由投资增长引起，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44万亿元，同比增长30．5％，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投资增长又是由贷款增长支撑，前三季度贷款累计增加2．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长尤快。投资与贷款的增长又引发了货币供应过快，至2003年8月末，Ｍ1和Ｍ2同比分别增长了18．8％和21．6％。他说，如果是民营资本或自有资金投资，再热一点都没关系，问题是现在的投资很大程度上都是银行的钱，而且是国有银行的钱，这就蕴含着风险。
吴敬琏指出，Ｍ2的适量增加，应该等于ＧＤＰ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而中国已经有5年以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了ＧＤＰ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现在我们的货币供应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70％，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货币过量可以表现为物价指数的上涨，但也可以不表现为物价指数上涨，而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形成资产泡沫。
资产泡沫的危害性并不比通货膨胀小，危害时间也很长，甚至可以拖5年。日本的资产崩盘、香港的房产泡沫都应当引以为戒。今年以来，国内房地产投资增长了34％，钢铁投资增长150％，机械投资增长74％，煤炭投资增长52％，纺织投资增长626％，均达到了空前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短期调控措施，抑制经济过热。
宏观经济面临中长期风险
吴敬琏说，中国人习惯于储蓄率很高约为ＧＤＰ的40％。储蓄主要是银行存款，银行以此作为自己的信贷资源贷放给工商企业，新生劳动力创造新财富后再存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这种由大量贷款支撑的增长其实是一种寅吃卯粮的“借来的增长”。在周转的过程中，增长的高成本、低效率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浪费，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积累起来把储户的财富仓库变成“空仓”。
他说，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效率都不高，集中表现在控制着中国绝大部分金融资产的银行系统中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增量资本产出率ＩＣＯＲ过高，投资效率低下，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而我国ＩＣＯＲ在1995年以后一直趋于恶化，由90年代初期的2倍提高到现在的4至8倍投资8元才能使ＧＤＰ增长1元。
他指出，中国能维持低效率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三个条件：高储蓄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这些条件在未来5－10年内必然发生变化。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时的承诺，2007年将开放人民币市场，许多优质客户可能转向外资银行，使目前负有支持增长重任的国有商业银行失去维持运转和“稀释”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
全面开放的中国不可能长期对资本项下外汇实行严格管制，如果本土企业继续保持低效率和低盈利状态，只要管制稍有松动，国内资本就会流向国外寻求投资机会。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老龄化进程将比一般国家快。201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老龄化的拐点，将有更多的人取钱养老，这意味着提款增多的同时存款将减少，原来赖以维持的经济运转条件将发生逆转。如果不能改变低效率高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将面临风险。
改革银行及转变政府职能是关键
吴敬琏说，投资热潮使国内经济远离帕累托最佳状态，造成了七长八短的结构扭曲，而政府参与经济行为又具有盲目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等先天不足。对症下药化解风险的核心环节在于加快银行体系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同时，还应进一步消除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障碍，确保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公司法的范围内行使所有者权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等。
他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应完善干部考核标准和任免制度，加快投融资体制和地方财政收支体制改革，约束党政领导机关的微观经济干预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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