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太空如此魅惑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候任院长马丁·里斯访谈
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么马丁·里斯一定知道怎么运用这种力量。作为剑桥大学天文学与宇宙哲学教授、里斯拥有“皇家天文学家”头衔。正如《泰晤士教育增刊》一个专访所说，“跟大多数天体物理学家不同，马丁·里斯爵士没有终日忙于鼓捣一架望远镜或一台电脑，而是尽可能周游世界，向公众解释天文学的奥妙和宇宙哲学的难解之谜”。
本报记者 王尔山 英国剑桥报道
天文学家能看见过去某个时刻的景象
9月25日，马丁·里斯教授在剑桥天文学研究所欢迎记者，一开始就带着真诚的热情说，“知道吗？
世界上最让孩子们入迷的，一是恐龙，再就是太空。”
他显然知道天文学的迷人力量。
不过，他从纯粹数学本科毕业时可没想过天文学。后来他遇到剑桥大学天文学家丹尼斯·西亚马，并成了他的博士生——西亚马以栽培众多现代著名宇宙哲学家而闻名，其中包括了斯蒂芬·霍金。
“当时还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我考虑过统计学、经济学，也有天文学，结果认定自己不喜欢抽象的东西，而更愿意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说自己赶上了好时机，因为1960年代，物理学出现一批历史性的重大发现，牛顿的传统理论受到冲击，爱因斯坦的现代理论获得证明，这削弱了学术界前辈对后辈的领先优势，后辈得以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环境开始学术竞赛。
那么，运气对一个科学家的道路有什么影响呢？
“我的幸运在于选择了一个刚刚出现新发现的领域，”他说，“因为新发现意味着新问题，可能激发新技巧、新方法，无论对前辈后辈而言都是新的，大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只要率先解决问题就能奠定专业声誉。”
剑桥大学天文学研究所，自从伟大的牛顿在这里工作以来，一直是世界天文学研究中心之一（传说导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棵苹果树的后
代现在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过去300年，天文学的发展有起有伏，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时期，因为我们拥有更强大的望远镜和更高速的电脑，比如现在最厉害的望远镜可以看到距离地球120亿光年的星系。
可是，按照光年的定义，我们看见的是距离现在已有120亿年的景象，谁知道此时此刻那个星系是不是仍然存在呢？
“说得对，”里斯教授笑了，“我们看见的确实是很久以前的景象，我们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景象推测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相信宇宙的进化应该是相似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努力解释我们可以看见的景象。地球的进化只有30亿年，跟宇宙相比还是很短的，我们试图把这个过程放在更广阔更漫长的宇宙进化的背景下，希望可以最终推算到大爆炸的时刻。
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有一个区别，地质学家只能通过并不一定完整的化石鉴别其具体年代，天文学家却能真切看见过去某个具体时刻的景象，这也是天文学的一个迷人之处。”
天文学的另一种魅力，他接着说，是能在极端环境下检验我们已经熟悉的自然规律，毕竟这些规律是我们在地球上发现和总结的。
“后人类”和《我们的最后世纪》
随着对宇宙的了解逐步加深，他说，我们对许多基本概念的看法也相应改变。比如时间，现在普遍认为太阳有96亿年寿命，现时刚进入壮年期，还有大半寿命，而宇宙的寿命可能是无限的，若是这样，我们对人类在整个生物进化链的位置就有一个新的认识，也许我们不是进化终点，只是一个中间产品，于是就有了考虑“后人类”的必要。
按照里斯教授的设想，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类会不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自我毁灭，比如错误运用科学，而这一思考变成他在今春推出的新书———《我们的最后世纪》。
该书轰动一时。单从标题看，确实有一点末日预言的味道。
“原来标题后面还有一个问号，可是书商去掉了。”里斯教授有一点无奈。实际上，书里说的主要是
人类自己可能导致的灾难，比如核武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世纪，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毁灭自己文明的力量，同时具有发展这种文明的本事，这种文明能否存在下去，命运就在我们自己手里。”
可是，错误使用科学与正确使用科学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呢？
“说实话，我不知道！”里斯教授说，“我倒是希望我的书有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
“如您所说，现有设备已经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星系，为什么还要进行载人飞行计划？这样做代价很高，风险很大，其最终目的是什么？外星移民吗？”
“我不认为可以大规模移民，”他说，“因为我们已经了解的星球的环境都不怎么舒服，要么像地球两极，要么像海洋深处，都不是好地方！但我确信，也希望，50到100年后，会有一群人作为探险者在其他星球生活。我希望这些人的数目不会太少，最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这种技术，这样探险者们就有机会结成社区，讨论在外星生活的各种问题。”
“那么说，载人飞行是某种探险。”
“是这样，”他说，“不过我更愿意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从短期而言，不错，许多事情可以由机器人代劳，但是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假如美国、俄罗斯开发的（载人飞行）技术就此消亡，那也是让人伤心的。现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打算将他们自己的宇航员送上太空，是一件好事。”
“如您所说，天文学一直令人着迷，可是大爆炸、白矮星、小行星撞击这样的题材同样会让人们担心，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保证？”
里斯教授笑起来，“不应该担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今天发生这一事件的概率并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高，我们这辈子赶上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也就只有大约二万分之一。更让我担心的倒是人类自己产生的风险，比如核战争，生物学灾难或地球过热导
致的生态学危机。而对于小行星撞击地球，我们现在拥有更好的技术，有助于发现其可能性甚至摧毁它。
相对而言，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类自己的行为，这是更实在的风险。”
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多年来，马丁·里斯教授一直积极参加科普工作，为报刊撰写文章，而他的7本专著里就有5本属于科普题材，曾获美国物理学研究所科学写作奖。在《我们的最后世纪》之前，他的另一部近作是《我们的宇宙栖息地》，一位同行为此热情赞扬他“也许不是惟一的星系向导，但一定是惟一住在我
们这个银河系的（星系向导）”。然而科普工作只是他的“副业”，他还在许多著名学术研究机构任职：实际上，他并未放弃在高能天体物理学、宇宙结构形成和普遍宇宙哲学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世界最受推崇的天文学家之一。
“我认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自己的发现是很重要的，”他说，“有些领域，参与科普工作对学术声望可能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在天文学方面，作为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学科，许多研究是由公众资助的，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自己正在做什么，让公众了解工作的进展，科学家有必要在这上面花点时间，而不仅仅是跟自己的同行讨论。
在我看来，能跟不同行业的人进行讨论是很有趣的经历，假如自己的工作只能跟少数几个同行分享，未免乏味了些。”
“而且，公众对这个学科具有强烈兴趣对科学家也有好处，因为公众会提出一些深奥的问题，比如最初是什么？宇宙是不是无限的？而我们回答不了。这就提醒我们，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能回答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是朝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步一步迈进而已。”
那么，对于新一轮寻找外星智慧生命证据的热潮，他有什么看法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找到任何证据，”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甚至还不了解简单生命是怎么出现的，究竟有多少可能性，就算存在简单生命，是不是一定就会变成我们（凭现有知识）可以辨认的智慧生命。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思想，智慧生命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有很多可能性。
如果找不到智慧生命的证据，一定程度上会令人失望，但是，也许我们能从以下结论得到补偿：地球可能真是宇宙里最重要的地方，是惟一出现生命进化的地方，是宇宙生命的起点，那么，50亿年以后，来自地球的生命就可能散播到很远很远的空间深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纪的所作所为，其影响范围就不仅仅限于我们自己，而是涉及地球生命能不能散播出去。”而这也是他在《我们的最后世纪》
中探讨的一个话题。
【后记】
采访结束，在里斯教授带领下，记者在天文学研究院大堂的例行小休聚会见到他的同事，刚好就有黑洞研究专家安德鲁·费边教授。
记者问费边教授，会不会担心哪天突然发现一个黑洞近在咫尺，马上就要把地球吃掉？他笑起来，说暂时还没发现我们周围存在这样的黑洞，不过他们倒是建议美国宇航局向一个黑洞发射探测器，在它被黑洞吃掉之前的短暂时间里，看看能不能发回一些近距离的探测数据。
那么小行星撞击地球呢？他的看法和里斯教授一样，我们没必要太担心。
里斯教授插话说，“那个奖金很高很高的彩票的得奖概率是不是……？”（他报出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
“这可比二万分之一小多了！”记者说。
两位教授都笑了。
“所以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身边的危险。”里斯教授说。
“最近的火星探测热潮就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我们充当了太空入侵者，您怎么看？”记者问。
“我们还没走到那么远吧。”费边教授说。
这倒是真的：今年夏天英美相继发射的探测器最快要到年底才能到达火星，历时半年，而火星，只是茫茫宇宙中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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