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财富榜不仅累，而且真的不赚钱。”上周四下午，在第一期标有“胡润制造”字样的百富榜公布后，胡润发出如是感叹。自从和福布斯分手后，胡润已很快完成了“下岗再就业”。在他发榜当日，记者赶赴上海，对胡润进行了专访。
从1999年到2002年，我们为福布斯做的中国富豪排行榜都受到福布斯方面的好评，甚至在福布斯单方宣布和我们分手这条消息的前不久，福布斯高层还专门宴请我们这个团队，表示感谢。
与福布斯说分手就分手
《盈周刊》：福布斯马上也要出榜了，愿意谈谈他们吗？
胡润：首先必须说明一点，在和福布斯的合作中，我们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团队，并不是福布斯成员中的一部分。只是因为福布斯看中了我手中所做的事，并且就这件事给了一些费用的支持，而非我们已经成为福布斯的一部分。随着后来调查的深入，我们自己还贴了一些费用。（胡润随即拿出一本自己精心整理的福布斯杂志，向记者念了杂志上一些字句）这本杂志里面记载了从1999年以来我们编制中国富豪榜的全部情况。这是福布斯原来的那位总编辑写的，后来他走了，所以我们也就离开了。
（注：在编制富豪榜过程中，这位总编辑一直给予他们强大的支持。在帮助福布斯编制中国富豪榜的前两年内，胡润的主要身份仍然是安达信的一名会计师，编制富豪榜完全出于兴趣，但到了第三年，胡润觉得应该集中全部精力来做这件事，于是便从安达信辞职了，而胡润团队也开始从此时逐渐成型。）
《盈周刊》：当时得知这样的消息，你们失望吗？
（胡润沉默，一旁的助手陈冰接过了话题）
陈冰：当时我们都懵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1999年到2002年，我们为福布斯做的中国富豪排行榜都受到福布斯方面的好评，甚至在福布斯单方面宣布和我们分手这条消息的前不久，福布斯高层还专门宴请我们这个团队，表示感谢。几乎每年做完这个事情，他们都会请我们吃饭，表示感谢。就在这时，福布斯便单方面宣布不再和我们合作的消息，让我们有些出乎意料。偏偏不凑巧的是，胡润这时也回英国度假去了。这时候我们心里也有些乱了。一方面要应付媒体的采访，一方面要抓紧联系胡润，还要考虑这个团队的未来发展。不过，好在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随着胡润回来了，国内外陆续有两百多家的媒体和投资公司找上门来，和我们谈合作的事。
做榜是不赚钱的。做这种富豪榜更多的是在普及一种理念，在让中国富豪走向国际视野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逐步摸索适合的商业模式。
百富榜的商业模式
《盈周刊》：是因为排行榜赚钱，还是对你们工作的认可，意外吗？
胡润：一点都不意外，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经过仔细地斟酌以后，我们决定和《欧洲货币》合作。现在回头看，这个选择是十分正确的。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这次百富榜的发布前面加上“胡润制造”就是他们的主意。
的确，做榜是不赚钱的。做这种富豪榜更多的是在普及一种理念，在让中国富豪走向国际视野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逐步摸索适合的商业模式。我们基于排行榜这个平台作了一些衍生产品的开发，比如出书和举办论坛，这都是一些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些是十分成功的。像今年7月，我们举办的一个论坛，去年上榜的前一百位富豪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来到了现场。此外，英国首相布莱尔等英国政要以及泰国正大的谢国民等海外华裔财阀也纷纷出席。可以说，这是今年规格最高的一个论坛。
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些被调查者对我们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对待财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财富排行得到认同
《盈周刊》：百富榜从开始着手到出榜花了多长时间？
胡润：首先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能够做成这么一个调查，得益于这几年积累下来的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许多相关部门我们都有信息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百富榜的编制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其次，由于这个榜是每年公布一次，凭借以往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库，超过一亿元人民币以上身价的那些富豪资料都会在数据库里找到。因此，我们最开始就是通过各种信息网络渠道来不断调整和核实数据库的资料。在公布排行榜最后几个月，我们会把3000人筛选到500人，然后再减少到200人。在这三四年中，为了核实这些候选人，国内每个地方我都到过。到榜公布的最后几天，我们就会确定第100名是多少资产，第101名是多少资产，然后就进行最终编制。
《盈周刊》：五年做下来，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胡润：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些被调查者对我们态度的转变，从某个侧面也反应了这几年我们这项工作已经对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人起到了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对待财富态度的变化。比如，南方一个特别有名但又特别低凋的企业家，前几年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基本是比较反对，但现在则会主动和我们见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这样的事我们还碰见了许多。
《盈周刊》：是不是很高兴？
胡润：当然，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从最初编制财富排行榜开始，我就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的这个特殊群体走向国际，这几年下来，社会公众、这些富豪们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盈周刊》：走向国际化？
胡润：对，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对待财富的正确态度，如现在不少富豪并不回避他们的资产数目，同时他们又认为这些财产都是属于社会的，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使这部分资产增值，所以社会就暂时将这些资源配置给他们，而他们要做的就是用好手中这部分资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较前几年就是一个进步。再接下来，我们准备考察这些富豪的道德操守表现，这也将作为他们能否入榜的一种重要参考条件，如：他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是否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社会财富相称等。
一开始，国外媒体对待中国富豪群体总有一个错误的态度，即总用衡量国外富豪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我就对他们说，不同的国家因为具体情况的差异会有不同的标准。
中国眼光看待中国富豪
《盈周刊》：现在国内有许多人都在关注这些人的原始积累是否合法，也就是原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胡润：对于原罪，我的态度是ｋｅｅｐｏｎａｓｋｉｎｇ（不停地疑问），就是要持不断质疑的态度来观察以后的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应该具有这种理念来发展自己。对于现在的原罪说，我个人觉得，时代背景不同，每个企业都有着自己发展的特殊过程。如：过去许多方面国家并未禁止，不少人进去了并靠此发展起来，现在国家又禁止，他们的原始积累到底应该怎么看呢？现在随着国家各种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应该将这种对原罪的质疑态度用在以后对民营企业的观察中，这样也许更合适。
《盈周刊》：国外媒体是怎么看待你评价中国富豪这个群体的？
胡润：一开始，国外媒体对待中国富豪群体总有一个错误的态度，即总用衡量国外富豪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富豪和国外富豪相比，各方面差距都很大。后来，我就对他们说，不同的国家因为具体情况的差异会有不同的标准。如在中国，衡量一个富豪为社会作出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们为当地解决多少就业问题以及纳税多少，而非国外的那一套。因此用国外的那套标准来衡量国内富豪，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盈周刊》：现在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能够将一个中国富豪榜弄得风生水起，而不是更了解情况的中国人？你对此怎么看？
胡润：（笑）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做这方面工作反而更容易一些。记得第一年，我们就会将荣毅仁放在富豪榜的第一位，如果放在国内，这样做可能会有一定难度。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富豪们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调查此事的兴趣。
信报记者廖奇上海报道
胡润
ＲｒｐｅｒｔＨｏｏｇｅｗｅｒｆ
英国人，今年33岁，曾任美国著名的财富杂志《福布斯》(Forbes)的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1990年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中文系，期间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1997年后返回中国，在上海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做一名会计师。1999年，因个人爱好，胡润和他的助手编排了中国内地首富企业家排行榜，并给美国《福布斯》杂志以英文形式刊登。自此，他每年做一次《福布斯》中国内地排行榜，至2002年已经是第四次。
记者手记
上海的衡山路，是一条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浪漫情调的著名酒吧茶艺街，在其中一间中式风格的茶馆内，在淡淡的茶香中，具有典型英伦风格的胡润侃侃而谈。
这个茶馆是胡润经常来的地方，“在这里，能让人感到彻底的放松。”胡润夸张地伸了一个懒腰，对于所有了解胡润及其团队的人来说，这个动作不仅是胡润身体的放松，更是他们一种心情的彻底释放。在过去大半年中，尤其是莫名其妙地被福布斯说再见以后，胡润及其团队一直渴望这种彻底的释放。
在两个小时的长谈中，胡润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关于百富榜盈利模式的具体探讨。不过，根据胡润所说，记者还是大概勾勒出这个商业模式的雏形：即首先要做好百富榜这个基础工作。在其商业模式中，百富榜不仅面向公众担负着集聚眼球、吸引注意力的重要作用，对于众多中国富豪来说，这亦是一个重要的沟通平台。在做好百富榜的基础上，再顺着这个平台开发一些衍生的产品：如出书、举办论坛等，通过对这些衍生产品开发而获取的商业利益将反哺百富榜，进而实现这个商业模式的良性循环。
在过去半年中，胡润的团队一直为实践这个商业模式进行着努力。今年4月胡润一直在北京奔忙。先是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同举办了“2003中国财富品质论坛”，后到图书大厦为他的新书——财富书系签名售书。7月，他们又成功邀请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出席他们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商业论坛。在这次论坛中，去年上榜的前一百位富豪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来到了现场。
胡润对其未来十分看好，毕竟今年一系列的成功已经说明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而这种转变在胡润眼里，则隐藏着巨大的商机。“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呢。”对于百富榜的未来发展，胡润充满了期待。廖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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