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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白水
近几年来，浙江尤其是温州在省外的投资行为迅猛扩大，资金数量之多，投资行为之众，扩张领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一个月内，浙江在苏州投资就达35亿元。今年9月，温州民间资本投资四川巴中和自贡，签下35个项目，达15亿多元。据统计，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仅温州一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千
亿民资流向外省市。
浙江民资“北伐”与“西进”
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路线是有序的“北伐与西进”。“北伐”路线是在上海建立投资的大本营，以京沪线为轴心，向苏南以及南京挺进直到北京，在北京建立投资据点，然后再向东北辐射。“西进”的路线是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边界。浙江民企“西进”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是寻求更低廉的人力与土地成本优势，进行有规模的梯级转移，符合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而浙江民企“北伐”的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大企业，为获取丰富的人才、信息与技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寻求走向世界的平台与窗口。
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是浙江民资的密集投放区。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民企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省市之首。均瑶已经整体迁移到了上海。正泰、人本、德力西、奥康、邦威公司等纷纷将触角伸进上海。在北京有近50万浙江商人投资经商。早在2000年，以温州为主的皮鞋企业开始沿着长江西进。不少企业选择了重庆和成都作为投资基地。
缺地缺人逼民资出走
在浙江尤其是在温台地区听到民企抱怨最多的是土地太少、太贵；人才太少、太难招。“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者一语中的。相关资料显示，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如在瑞安，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的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现在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了25万元左右，价格远远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的地价。
人才匮乏是制约浙江民企特别是大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外迁的另一重要原因。与浙江的经济实力相比，浙江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是不相称的，在浙江只有浙江大学一家进入了211工程。自身的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严重短缺。
进入21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第二轮的快速扩张期。在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中，浙江民资与企业的外流，实际上是企业应对新时期的一种扩张行为，是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参与市场竞争、优化配置全国甚至全球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
其次，浙江民资之所以大规模外流与全国经济战略的大环境是密切关联的。“西进”是因为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北伐”图谋与上海分享世博会商机，并看好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此外，还想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大规模改制的机遇。
民资外流是造血还是失血？
面对浙江资本大量外流，引发资本存量与增量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如此多的资本外流与企业外迁，会不会造成浙江经济“失血”，本地经济会不会因此止步不前？
浙江尤其是温州的政府官员显然喜欢用“跨地区发展”这一措辞来形容民间资本的大规模外流。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曾就温州企业外迁和资本外移作过专题调查，认为部分企业“外迁”，主要是在外地投资创办新的企业。所谓的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而不是“存量”意义上的“逃离”。而且，这个增量正带动着温州“存量”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创业，浙江已成为民间资本的蓄水池，资本向外自然流淌是正常现象。
但一些经济学者和官员却认为，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对浙江本地的经济快速发展是有影响的，并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大。首先，是如果一家企业将研发总部外迁上海等地，或是生产基地迁到西部，或将过剩资本投放在外等，说这些投资行为不会影响浙江本地经济，还能理解。问题是现在众多浙江民企是整体外迁，企业将所有的资产和资本投到外地，企业老板也在外地定居，显然对浙江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浙江资本的外迁，不同于欧美国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外迁，那些企业不但没有削弱欧美国家国内的竞争力和经济实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产业结构，在国际上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梯级产业分工。但是浙江的民企尤其是温台地区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很少，如果大量外迁，久而久之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萎缩。而另一方面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又很少，并且缺乏人才与资本的后劲，必然造成浙江本地资本与产业空洞化，就如现在的台湾一样，最后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事实上这种危机已然显现，如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浙江的经济发展速度已落后于江苏和山东。
民资外流：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
据央行测算，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可以说浙江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浙江商人的大规模投资全国各地，无疑将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成长中的投资的一股重要力量。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民间资本已占中国社会投资的40％，并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浙江民资在浙江的资本量中已近70％。而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的民间资本业已成为中国民资的主力军。
2003年中国南方等地频频发生“电荒”现象，让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而水资源占全国总量70％以上的中西部无疑是开发水电的首选。由浙江民营企业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圈河”运动目前正从中西部的大江大河蔓延到了更多的中小河流，这无疑将会从源头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缓解全国的电荒压力。浙江民资将成为撬动中国能源事业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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