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检法”到“法检公”

　　三家权力的地位与权力的调整，是中国走向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鄢烈山

　　今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对待日本军队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态度怠慢，日本国要向中国的13名原告做出总额约为1． 9亿日元（约合170万美元）的赔偿。这一判决在中日两国舆论界引了轰动。日本媒体指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舆论反映，日本不乏坚持正义之士，令人感到欣慰。（据《国际先驱导报》10月10—16日）。

　　“日本的坚持正义之士”，就此案而言，一是指代理这个案件的“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对这个律师团的成员，《南方周末》10月9日以《日本律师追问日本良心》为题做了报道。二是指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虽然日本政府表示不接受一审判决而要上诉，终审结果还没出来，但是从现有的审判过程，我们已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仇视所有的日本人（比如在饭馆挂“日本人莫入”的牌子之类）是没有道理的；“司法独立”在日本还真有那么回事。

　　我国的宪法上也有司法独立的原则。然而，毋庸讳言，那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别说法院要判中央政府败诉，涉及到“国家利益”与外交事务，就是要判地方政府的部门或国有企业败诉，也是阻力重重，会有维护形象、权威乃至“大局”之类冠冕堂皇的口实压到法官身上，直压到他们的脊梁骨打弯。

　　从我国朝野官民说得极顺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说法“公检法”，就可以看出法院（司法审判仲裁机关）在中国的地位，是叨陪末座的老幺！

　　“公检法”的说法由来已久。“文革”中造反有“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可见“公检法”是文革前就有的习惯用语。

　　现在，从法理上看，公安局的地位是低于检察院与法院的。你看，每年从地方到中央开“人代会”，不都要听取“两院”（检察院与法院）的工作报告，并付诸人大代表表决吗？若两院中有一家的工作报告没通过，那是当地了不得的大新闻呐！而“公安”嘛不过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呀。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中国什么机关都有行政级别。就行政级别而言，公、检、法三家是同级，比当地政府行政级别低半级，比当地政府部门高半级。以省为例，公、检、法的头就是副省级官阶。但在权势上，公安部门的头却是高于检察院与法院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地方党委的政法委书记，通常是公安局（厅）长出身，或者兼着公安局（厅）长。你留心一些倒台贪官的职务与简历就可以得到印证。而政法委书记是“公、检、法”三家的总管。谁家的权势大，不必比人员、经费、势力范围，仅此一项，可窥端倪。

　　论理，司法独立，法院应处于相对超然的地位。在国家机关与平民百姓的争端中，对两个平等的诉讼主体要不偏不倚，法院地位不能不高。它除了受制于民意机关所确认的法律，不应受任何权力机关的羁绊。检察院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在诉讼中以公诉方出庭，与被告地位平等。检方又是国家权力的第二道防线，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指控进行审查，有决定是否批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也有监督公安机关的职责。所以，论社会地位排序，理应是法、检、公。

　　为何长期以来三家排序是“公检法”呢？道理很显然。在我们过去几十年的专政思维中，律师职业长期不容存在，法官只是“人民审判员”，草拟与发布判刑布告而已。国家机器与“公检法”机关的基本职能，是管治人，而除了伟大领袖，任何人都可能是“三反”分子与专政对象，属于监管与防范目标；保护人权云云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虚伪的遮羞布，妄图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反革命旗帜。在这样的“斗争哲学”与“继续革命理论”支配下，公安的权势焉能不膨胀？

　　从“公检法”到“法检公”，三家权力的地位与权力的调整，是中国走向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所不知者，这条路还有多长，还要走多久，如果按今年孙志刚事件以来的发展趋势预测，应该不会太长太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