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中)、贵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孙国强(右)、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左)
新浪财经讯 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开幕在即,中国市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贵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孙国强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本届论坛和各位网友交流。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浪嘉宾聊天室。
陶斯亮:我是市长协会的秘书长,市长协会是1991年成立的,它的总之是两条,一个是为城市的发展服务,一个是为市长的工作服务。我们现在市长、副市长,包括四个之下区的区长、副区长都是我们的会员,加起来一共有5000多人,其中有500人左右的女市长或者是女副市长,她们有一个自己的机构、自己的组织,叫做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我们市长协会的会长现在是王歧山,执行会长是建设部的部长王光焘,女市长分会的会长是上海的女副市长严俊奇,她是一个学者。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职能部门,我们市长协会和我个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孙国强:我是来自贵州市贵阳市,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国土面积是8030平方公里,人口是342万,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总战略当中,贵阳市地处南贵昆中心的地区城市,主要是建设成我们国家南下的大通道,在西部大开发中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和经济增长点。
牛文元:我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这样一个领域研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里,城市、城市的发展以及中国条件下城市本身的一些特点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城市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这种产物本身是积聚财富、积聚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在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是我们吸收了国际上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城市发展的战略以及城市发展的态势和现在城市发展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中国市长协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有一份研究报告,叫《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出版了两年了。在这个报告当中,集中了一些科学家,也有一些具体负责城市发展部门的专家们的意见,来共同的探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在新形势下城市发展的要求。这是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内容。
主持人:感谢三位嘉宾的自我介绍。
网友:请问陶会长,中国市长协会的宗旨是什么,做过哪些城市工作?
陶斯亮:我刚才说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两为方针”,为城市的发展服务,为市长服务,因为我们成立12年,我们在前半段用大量的精力来做为市长服务,比如说市长的培训、市长出国考察,为市长举办一些书画展,甚至市长杯的乒乓球、城市电视台的评选,我们做了很多这些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市长们的素质,因为那个时候大量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很多都是县改市,很多都是县长一下就转成市长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需要学习和提高,所以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为提高市长的素质,为市长个人服务。到了2001年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觉得重点加强了这块的工作,最主要的举措是由牛文元教授来领衔,每年出版城市发展报告,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为城市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指标体系,这是牛教授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个城市指标体系是反映了城市的现状和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在它的指标体系中都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我们的城市能够好好研究牛教授的指标体系,对城市自我认清自我的优势和劣势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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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 |
另外,我们也准备搞我们的专用网,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信息方面为城市服务,也希望今后在信息建设方面为城市服务方面得到支持。另外,我们现在开展很多城市咨询工作,有的城市有什么需求,我们就请一些老专家和发达地区的市长、有经验的市长,有成就政绩的市长做咨询服务,这个咨询服务非常受欢迎。另外,我们也搞一些对城市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研讨会,比如说现在的城市发展论坛,旨在为城市服务,所以我们现在从200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比较全面的贯彻了“两为方针”,但是和温家宝总理给我们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因为他一个是希望我们成为和城市之间合作的桥梁,另外成为城市市长论坛,发表自己观点的论坛,另外要成为一个市长培训的基地,另外也成为一个城市之间的纽带。所以,是桥梁、基地、纽带和论坛四个作用,这是温家宝总理很明确给我们提出来的,离这个标准我们还有距离,还需要努力。
网友:孙市长,从您的简历看您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市长,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请您描述一下贵阳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第二,作为市长协会的会员,您认为协会在推动城市发展上,为贵阳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孙国强:如果描绘贵阳的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描绘,但是我想准确的说,贵阳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它正在向着现代化大都市的方向上前进,从它的自然特点上讲是城中有山、山中有城、四季如春、气侯宜人,我们现在正在用循环经济的模式来建设生态城市,实现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个人作为市长协会的会员,经历了二届到三届这样一个六到七年的历史,我对市长协会是心存感激,而且我是协会当中比较积极的一个会员,因为市长协会无论在为市长的服务上还是为城市发展的服务上,我认为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就贵阳具体来讲,我觉得市长协会给予贵阳的发展有三个重大的帮助,第一是在培训方面,使贵阳市这两届政府以来的副市长基本上都参加过市长协会的培训;第二,我们城市之间得到了很多的交流、启发和合作,市长协会除了我们参加活动以外,市长协会会把一些活动放在贵阳来举行,很多城市的市长都会云集到贵阳进行交流和合作;第三,市长协会把市长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已经纳入到了科学的轨道,由牛文元教授领衔主演的城市发展报告,为城市的评价、建设、考核或者是国际的对比提供了一套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数据体系,这样科学的数据体系应该说在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个人认为市长协会对贵阳市的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低估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所有的城市参加市长协会的工作是我们自己的家,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使大家取长补短、合作、进步,使每一个城市都得到发展,推动我们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网友:请陶会长详细介绍一下这次论坛召开的目的是什么?
陶斯亮:我们这个论坛的名字叫做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有两层意思,一个它是讨论城市的问题,第二层意思它是一个国际会议。从前一个意思来说,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概念太大,发展是硬道理,但是这个硬道理是有很多内容组成的,它一定有很多小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城市发展论坛定位在城市发展,但是我们也有侧重,重点放在现代服务业上,现代服务业上我们又侧重选了三个题目,一个是住宅产业,这是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现在蓬勃发展的一块。第二个是信息业,这也是我们现代服务业的重头,像新浪,听说我们三大门户网在国际股市上飙升,也说明这个信息重要。第三个是现代物流业。当然,因为现代服务业还涵概金融、保险、教育,涵概面很广,但是我们现在只选了这三个,所以这三个题目我们会用三个分会场来举行,每个分会场都会由有名望的专家来主持,比如说住宅产业,就会由建设部的副部长、工程院院士周院士来主持,因为他是我们建设部的领导又是专家,很有发言权。另外,物流分会场将由物流协会的领导来主持。信息产业将由信息协会的领导来主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会是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开好这个会。
从国际上来说,我们请了一些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学者,另外我们还请来了美国市长协会的副秘书长,他带着一个美国市长,作为美国市长协会的代表,代表美国市长协会来参加我们的会,因为美国市长协会在美国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协会。还有华盛顿市的一个副市长,还有一位德国基金会的主席,有20多名,再加上一些使馆的大使们。还有一些CEO,有十几个CEO,500强的CEO要和市长们对话,这是另一场重头戏,500强的CEO直接和我们的市长坐下来面对面的对话,有的是全球总裁,有的是中国总裁。另外还有相当一批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比如说厉以宁教授,他准备在31号闭幕式,由他和蒙戴尔压轴演出,厉以宁教授的题目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就是“转型社会的城市问题”,他要做这个发言,这是一个社会性强的问题,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牛教授,还有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好多教授都来参加这个会,所以应该说这三天的会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网友:牛教授,这次城市发展报告主要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这个报告对今后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什么启示作用?
牛文元:这个问题提了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因为城市不单单是一个人口集聚的中心,实际上它是一个由自然、由社会、由经济共同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的发展,它的管理,以及对它未来的一些规划、设想,应当说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待城市本身的研究,不是说光有建筑、有了道路就可以了,或者说有了人,有了交换就可以,现代城市的理念,就像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搞好五大统筹,这五大统筹现在在城市里是极为明显的表现。另外,城市本身也不是城市本身的发展,而是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区域发展,比如说三农问题的根本的解决,要靠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来推动。比如说我们将来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也要靠我们城市本身的发展来积聚财富。有鉴于此,国际上都把一个国家本身的财富的积累和GDP的积聚,作为一个城市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来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里最中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够理出一条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50多年以来,从建国到现在,我们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在我们初期的阶段,大家主要注意工业化,有点轻或者说忽略、轻视了城市化的痕迹,因此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经常讲对城市欠帐比较多,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积极的推进工业化,相对一直城市化产生了一些问题。我有一些数据,美国在它的GDP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用了10年的时间把GDP推进到2.7万亿美元;日本在它达到GDP一万亿美元的时候,用了50年的时候把GDP推进到2.4万亿美元;德国在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用了10年的时间达到了2.35亿美元;而中国在2000年也是达到了一万亿美元的台阶,但是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划,实际上我们是翻一番,翻一番的意思就是两万亿。大家可以看,同样是10年的时间,美国达到了2.7万亿,日本搞到了2.4万亿,德国搞到了2.35万亿,我们只有2万亿,比他们的财富少一些。什么原因呢?原因很多,不是一点造成的,包括我们国家的底子比较薄,我们的人口负担过重等等,这都是原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下一组数据,当时美国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它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82%,就是82%的人在城市;日本在当时是64%;德国是69%,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超过一半的人在城市,而中国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点几,后来经过人口普查,到36%、37%,总之还是在百分之三十几。大家可以看,由于城市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国际财富积聚的数量上有显著的差异。当然,我刚才讲了,城市化不光是一个原因,但是城市化率比较低,恐怕是我们积聚财富比较差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在仔细的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和道路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在城市化方面,过去对城市化发展的看法和认识,需要在新的时期与时俱进,因此在十六大以后,我们现在对中国城市化的战略已经是非常可喜了,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我们以前,经常讲严格限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个理念我们延长了几十年,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应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这是重要的追求。因此,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逐步的认清了城市发展战略的一些正确的关系,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里要努力探索和把一些国际上的城市发展好的、优良的东西借鉴过来,以及我们国家在过去有些城市化道路上的失误都结合起来,在新的时期,我们要对城市化本身做出一些新的解释、新的认识和新的规划。我想这是我们《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当然也不只是这一个任务,同时我们还要动态的评价城市发展的潜力以及它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定量的、动态的能够把握一个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要做的一些事情。除此以外,对于生态型的城市,对于循环经济型的城市,怎么样适应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城市发展,怎么样协调城乡之间的合理关系,怎么样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怎么样协调社会和世界之间已经解决区域和城市之间的问题,这都是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
网友:本次论坛将讨论城市发展的哪些问题?
牛文元:刚才陶会长已经介绍了,内容很丰富,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重点的谈一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中如何能够把城市的潜力、活力更积极的激发出来,这是我们这次讨论重点发言的地方。在这里有一系列国际上对比的数据,也有我们自己国家50年来一些规律上的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本身还不是很全面,但即使从局部的分析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真正国家积累财富的源泉在于城市本身合理的、科学和正确的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面貌的变化,更重要的它是作为国家积累财富的源泉以及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力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手笔,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城市向前迈进一步,以及城市本身发展的基本理念的变化,这些就会使我们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既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又是人居环境最优美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先进文化培育的基地。我想这是我们对城市发展未来的一些基本的想象。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所谓城市的发展,不是说通过城市发展本身就不管农村,也不管广大的地域,不能这么理解,真正的理解是通过城市的发展去带动、去协调周围的农村和我们区域发展整体的体现,因为城市本身是发展的火车头,火车头跑得快了,后边延续的才能跟得上,这次我们在论坛上,重点希望能够把这个方面的探讨和我们的一些认识,对规律的分析,能够和与会的同行们共同来讨论、分享和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
主持人:网上有很多贵阳的网友,他们都在说,他们认为贵阳确实是一个有特色,而且吸引力无穷的城市,他们还评论,说孙市长您如何吸收这些特色发展贵阳,你理想中未来的贵阳将是什么样?
孙国强:贵阳的特色大家都比较清楚,它气侯宜人,四季如春,这样的生态我们如何保持它,是我们在城市发展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显示出了这么几个阶段,首先我们是工业化,然后我们是城市化,然后我们现代化,现在我们进入了信息化和知识化,刚才牛教授提到的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工业化在进程当中怎么和城市化成为平行的两条线,而且它们越接近,创造了财富和发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从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工业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70%以上,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只有36%,也就是说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两者不是很协调的角度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如何去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怎么能够让城市化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不遭到污染和破坏。现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说越来越受到两个很大的制约,一个是资源的约束,一个是环境的约束,如果我们再走传统工业化的路,那么我们的城市化除了给人造成灾难以外,也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所以,怎么样做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贵阳市在未来的发展中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人有一句话作为它的定义是非常恰当的,就是我们不要吃了祖宗的饭,断了子孙的路。但是,城市发展在可持续中怎么实现,贵阳市经过自己多年的探索,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就是循环经济的模式来建设生态城市。这个思路现在已经转化为清华大学为贵阳市制订的规划,在国家环保总局主持的评审会已经通过,我们牛文元教授就是评审会的成员之一,其中的几个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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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孙国强 |
什么叫循环经济呢?这个概念原来来自于一个工业概念,就是“3I”,第一个“I”是减量化,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第二个是再利用;第三个是再循环。这样的工业概念,也有工业的实验区,原则上叫做生态工业,因为它模仿了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个理念怎么用到城市里呢?我们现在把它扩展成这样的理念,就是在减量化的基础上,通过再利用、再循环这样一个长链条的运行,使污染达到零排放,从生产、消费、理念、社会等各个方面全面实施,建成一个循环经济模式的生态城市。这个理念提出来一个,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清华大学已经派出自己的研究生担任贵阳市政府的市长助理,清华大学跟贵阳市进行了全面的成效合作,现在的合作进展非常快,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为什么要运用循环经济的模式建设生态城市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都很重视环境保护,都很重视可持续发展,但是在环境保护当中,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第一个就是我们究竟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老路,还是另外走出一条路?第二,我们在环境保护当中,由于整个环境没有实现产业化,就是我们整个的环境保护没有实现产业化,所以投不起、用不起、还不起是困扰着所有市长的一个难题。循环经济由于实现了上一个环节的污染,使下一个环节的原料,在这个意义上讲,污染实现了零排放,既解决了资源的约束,又解决了环保的约束,因此它就可以变先污染后治理为边污染边治理到先治理不污染。这就解决了我们过去恶性循环的一条道路。第二个方面,由于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它又解决了能源、资源的节约,它又提高了整个产出的附加值,因为链条越长,附加值出来的点越多,就越高,这样的话,我们就解决了投不起、还不起、用不起的问题,我们使这种循环变成了投得起、还得起、用得起,这样的环境保护,是每一个市长都愿意做的。因为环境保护,不仅有社会效益、环境保护,而且还有经济效益,这样的环境保护,大家肯定都是愿意做的。目前,我们零化工的产业已经成功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重资源的城市,贵阳主要是煤、铝和磷,这三个资源的矿产和产出能力在全世界是前列的。零化工一种是大气,一种是废渣,现在我们通过大气的一氧化碳的处理已经磷渣,我们把磷渣已经变化了微晶玻璃。我想作为当今的市长,要解决好城市发展的问题,除了根据自己城市的特色之外,恐怕要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还现在了一个信息化道路。贵阳市现在是中国信息化试点城市,我们有12项工程正在展开。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市长,不能按照原来的老路先走工业化,然后去走城市化,然后现代化,然后信息化,因为历史现在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传统、现代和未来的历史重叠,一般的现代化也存在,今天的现代化也存在,明天的信息化也来了,这三样东西在一起,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应该用信息化领先完成我们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我们希望在2003中国国际化城市发展论坛上跟国内国外的同行共同交流、共同合作,使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能够走出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新路,走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路。
网友:陶会长,您一定走过很多的城市和国家,请您讲一讲中国城市发展到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陶斯亮:确实我走过不少城市,也和国外的城市有过一些初步的比较,我觉得和有些国外的城市比较,我感觉到我们城市都是在有序的管理之中,这是最让我感觉深刻的,我们中国的城市,不论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很偏远的城市,你总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市长们在精心的管理着的,是有序的,所有的城市现在路灯、马路、市政方面都很让人惊讶,特别是一些西部偏僻地区,你觉得应该是破破烂烂的小城市,但实际上建设得很漂亮。另外,到一些东部资源枯竭的城市,你觉得它资源上应该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它的城市那么漂亮,发展那么快。我去了开罗、墨西哥,我觉得我们中国至少不像他们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城市,这是我觉得中国城市好的方面。
但是,我觉得中国城市现在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城市千差万别,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有些是发达地区,有些是偏远地区,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市长们,我觉得倾向于发展,而在管理上不太够,我觉得要加强管理,尽管我觉得跟国外的城市比已经很不错了。另外,城市要走出自己的特色,这也是我们存在的问题,像孙市长讲的,他就找出他们贵阳的特色,找出他们贵阳发展的路子来了,而我们有很多城市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比较盲目,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走,中央领导说大连好,我们就学大连,中央领导说厦门好,我们就学厦门,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城市文化品位、社会发展,这些也是我认为应该引起市长们关注的问题,因为现在市长们比较多的关注经济建设,可能在社会发展上稍微弱一点。而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把社会发展跟上去,把教育文化这些东西都要跟上去。
最后一点,对于我们有些城市的市长来说,我认为还要有一个“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事,多干实事,为民造福,现在一些形象工程还是有,中央再三说,舆论也再三说,但也还是存在着这种问题。我觉得市长应该多想一些老百姓的事情,怎么样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营好的环境,不要把事儿在自己这一代都干完了,得悠着点。
网友:陶会长,您走过这么多城市,有没有一个城市,您到那里一下子就把您打动了?
陶斯亮:不算漓江,这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最能打动我的城市还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很有特色。咱们说有特色,还真是小城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小城市好办,好抓住自己的特点,像满洲里,我去了以后就特别的兴奋,那个城市是中国的城市,但是它完全是俄罗斯的风味,因为它是俄罗斯边境的城市,所以它要把自己变成俄罗斯的天堂,让俄罗斯人到这边来消费,因为满洲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所以俄罗斯人完全可以到这边来消费,所以他们把那个城市建设得像北欧俄罗斯的城市一样,还是让人挺惊讶的。大城市我觉得差不多,都是高楼大厦,包括乌鲁木齐、拉萨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的样子,很难有自己的特色,要下工夫,不是一代市长能完成的事情,得好几代。我们为什么现在城市缺少个性呢?就是总想我这一任市长把几代人的活都全干完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有的时候城市建设得细功慢活,急不得。
网友:请问孙市长,您为什么在贵阳工作很多年,在您的工作当中,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事儿?
孙国强:我生在贵阳,长在贵阳,应该说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城市,从解放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城市是日新月异的在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一个过去十分落后和欠发达的城市,能够在改革开放的20几年中,变成一个在贵州省举足轻重的中心城市,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它的财政总收入占到了贵州省的40%,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过去天无三日晴、地无三日平、人无三日勤的现象现在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情,毕竟我生在贵阳、长在贵阳。
网友:牛教授,城市竞争力在城市的发展中具有什么地位?影响城市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
牛文元:这个问题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城市本身的活力和未来发展的强度和影响,这是竞争力的一个基本表现,因为同样的一个城市,它的规模或者它的现状都一样的话,一缺乏竞争力,将来就慢慢走向衰弱。有了竞争力,就可以逐步的进入到一个更新的阶段,世界的城市发展都没有离开这样的道路。现在说到什么是城市的竞争力,如果从学术的观点来探讨,实际上它有四个基本方面组成,第一是它的规模,就是它的基础实力,因为竞争力里如果没有基础实力,放在一个基础平台上很小,当然你的竞争能力就不可能高;第二,光有基础实力是不行的,我们讲到就是它的速度,这个速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速度,而是你的经济发展、你的社会进步、你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这本身是代表竞争力、衡量竞争力的标志;第三个是强度,所谓强度是这种速度本身所带动起来的是一个单独的现行的东西还是能带动更多,就是通常我们讲一个城市的带动能力、辐射能力、影响能力有多大,如果它仅仅影响一个城市的圈里头,和同时可以涉及到周围更远的地方,当然竞争力是不一样的;第四,国际影响力或者国际开放程度,在国际上的基本竞争力。通常我们是用这四个基础实力,它的发展速度、它的运行强度以及它最后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度,这四个之间构成了一个城市本身的基本竞争力,而这个竞争力本身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它积累财富的能力,它改善提高生活和消费的能力,以及它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文化品位,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能力,以及对于一个城市本身的生态、环境改善的能力,它的表现在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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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 |
只有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培育竞争力不断的完善、前进,这个城市就会生气勃勃,不断的走上新的台阶,而且进一步会在国际的舞台上显示它的实力。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培养城市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引擎、动力。因为这个起来了,其他的跟着就可以了,当然,所谓竞争力本身,我们不是单纯的把财富本身积累起来就看做是竞争力高了,它是一个全面衡量的标准,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除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文化品位的高低,这些共同代表了竞争力的全面衡量,而不是单单的经济本身的增长这一项,并不能完全的代表经济实力。
网友:现在西部大开发,对贵阳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孙国强:我觉得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给了贵阳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经济层面上讲,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快还是慢,取决于这个城市投资的力度和强度,从我们国家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西部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的时候有一个投资的强度周期,但是在这个周期结束以后,西部几乎没有再遇到过这种投资的历史机遇。国家的西部大开发这个战略确定以后,实际上给西部最大的机遇,我认为就是给西部一个很大的投资机遇,不管是利用国债还是通过自己的积累,还是通过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总之,首先给西部带来的是一个投资力度和强度,在历史上第一次再重新出现的这样一种历史机遇。所以,西部大开发有三个最大的全国性的标志工程,就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这样一些投资,将拉动整个西部的发展,贵阳市在西部大开发中抓住这个机遇,它的立足点在哪里?我们确定的立足点就是城市化,因为贵阳市是中心城市,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在这个区域发展中就是一个增长集,按照经济发展理念的研究结果,这种增长集一般来讲就是城市,为什么增长集是城市呢?因为城市自己的发展本身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城市对区域有一个辐射、带动和吸引的作用,如果城市没有这个作用,就不称其为城市,也不会有竞争力。因此,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定位为加速贵阳的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54%,我们将用20年的时间完成贵阳的城市化进程,达到75%以上,也就是说每年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一到两个百分点,通过这样的城市化来对全省进行辐射和带动,形成区域发展的态势。所以,我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贵阳市抓住的历史机遇就是投资力度和强度加强之下的城市化进程。
主持人:由于今天的聊天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很多网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三位嘉宾今天的发言非常精彩,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好好体会,我们一定再次邀请三位嘉宾到新浪的嘉宾聊天室来。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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