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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经济特区和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等问题常常会引起国外的访问团或留学生极大兴趣。而我被问到的一个“大胆的”问题曾经是，中国为什么要吸引那么多的“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已在统计数据上反映了出来。粗略估计，在过去的十多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有将近一半在中国！这不妨叫做“外资奇迹”。时至今日，吸引“外资”在中国各地仍然是政府的重大经济发展政策。我
最近访问的一些县级市政府在吸引外资项目方面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外贸和外资的数字在中国早已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或者说已经是一项政治任务了。可是，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是，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把“外资”看得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国外的“资金”？也许是。但我们自己的资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为什么还去百般吸引外资？当然，我们可以说，外资本身看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它们需要进入中国。换句话说，我们利用外资是因为外资想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这好象还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国外企业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产品，他们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与中国的本土企业签一个定单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在中国投资办厂。另外，你也可以争论说，外资进来是为了占领中国内地的市场，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外资企业是出口导向的，面向的是世界市场。因此，要解释中国吸纳这么庞大的外资规模还需要考虑更为根本的因素。
有时候，经验和比较会帮助我们寻找解释问题的方向。根据我的阅读，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印度在内，尽管也有“外资”流入，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并不总是鼓励“外商直接投资”(FDI)这种形式。在印度，出口定单(也就是国内的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签定加工合同，前者为后者加工出口产品)在很多行业非常流行，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却较为罕见。虽然印度这些年来吸引的外资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国内的储蓄率也比中国低得多，但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几年已经达到中国速度的80%。这个对比提示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它的庞大金融资源(包括国内的储蓄和外资的流入)所支撑的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毕竟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率(近40%)，而且还有这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记录。
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眉目。不错，中国是一个资本比劳动更稀缺的国家，但是，相对于我们已经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我们又是一个资本尚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经济，大量的金融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因为有大量的金融资源一直呆滞在国有部门出不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长期以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鼓励似乎就有了说法。所以，相对来说，中国缺乏的与其说是资本，不如说是充分调动金融资源的体制。我们正规金融部门的严重低效率的体制已经限制了一部分有活力的动态的经济活动。因此，比起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任务。当自己的真正有效率的企业能够接近它本土金融资源的时候，对于经济发展，外商直接的投资其实并不总是那么必不可少。
去年11月，在英国西萨塞克斯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在哈佛商学院执教的黄亚声教授，他将自己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我看。让我欣喜的是，他也在试图问自己，为什么中国需要那么多的“外资”？在那篇文章里，亚声给出了类似的回答。亚声认为，外资超常地流入中国应该是暴露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他的逻辑是很诱人的：外资企业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加工定单，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国有企业部门缺乏效率和竞争能力，而那些潜在有效的生产者(主要是非国有企业)又无法在国有的银行部门获得信贷和信用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后者与外资的链接便能大大促进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并有助于实现中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竞争优势。
看起来，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问题是一个怎么也难以逃脱的原因。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的外资前景。我听到的声音似乎只有一个，外资从此将更多地流入中国。我并不理解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它只能告诉我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各级政府还将继续执行出口和引资两个高增长的目标。在这两个目标压力下，我相信外资可能还会增长，也许是一个更大但更困难的增长。但是，我们有什么必要非要刻意把吸引外资当作政府的一项目标来考核呢？今天，政府面临的更重要问题恐怕已不是去争取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是应该充分给予那些内地的民间企业和企业家更多的接近金融资源的机会。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让更多的金融资源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与民间的企业家相结合。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也将从中真正孕育出一个有活力的金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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