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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教授李强谈中国富人问题
文／本刊特约记者董文胜
赎罪的看法
H.T.E：从暴富的机会来看，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认为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走私暴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一带涌现出大量走私暴富者，赖昌星即是典型；二是价格双轨制引出的暴富。80年代中后期，基于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异，据统计全国有6000亿元，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落到个人腰包，当时被称之为官倒；第三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证券市场，最早进入股市的暴利获得者；第四是土地出让。土地批租的不规范、不透明和不公开隐藏着大量的钱权交易，导致财富聚集非常迅速。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起码损失了2000亿元，这些巨额资产又落到什么人手里了呢，又会成就多少富豪？！
这些材料如果算是早期民营企业家暴富证据的话，那么有学者提出的富人赎罪的BOT方案(即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议让企业家利用原罪资金创业(Build)，然后经营(Operate)，最后经过多年赢利后再转移(Transfer)给政府。这种方案是否合理呢？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授：中国富人要不要赎罪的问题，其实设计这样的制度是很愚蠢的事情。
西方资本主义在早期都存在这些问题。他们也曾产生过与中国类似的暴发户，这实际上也是社会演化的结果。
我们过去做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失败了，我们发现如果财产没有一个人去负责任的的话，这个财产是最容易丢失掉的。
有些学者认为，民企逐步壮大，很多利益分配和争夺问题逐渐暴露，对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民营企业可以用钱“赎罪”，具体的“赎罪”方法为BOT和征收累进遗产税。当然，那些证明是故意欺诈犯罪的例子不在其中，它们自然应该被依法处治，断无商量余地。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普遍贫穷。这对社会并不好，不要煽动原罪。这种说法不是法制社会的思路。法制社会是谈有证据的违法，叫无罪推定。过去，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不能证明你有罪，你就是无罪。所以，不能煽动原罪，其实这就是一种“抢大户”的思想。很多人就产生一种想法，增加社会紧张度，没有什么好处。你如果认为他有罪，可以起诉他啊。所以，不要说富人原罪的说法，这不是有罪推定吗？
比如，仅就税法而言，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高额的，规定也是比较严格的。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法，富人是不可能有这么快的财富积累的。实际上逃税的办法是比较多的，原因是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真正监督富人，所以逃税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可以肯定地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是一个信用化的金融体系，有很多都是现金交易。这个就是在美国也没有办法，遇到现金交易，都是逃税，如果是走信用体系的话，那么，他就很难逃税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责怪某一个人某一个厂家，在这种金融体系下，恐怕逃税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你要说违规，他们确实是违规了。事物是两个方面，民营企业家逃税比较普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仇富的心理确实存在。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负面因素。
逃税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推到富人阶层。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没有几个人不逃税的。美国是个人申报制，抽查发现问题会严肃查处。中国是代扣制，不相信个人，没有进入组织体系的都不交税，这就是逃税，是全民族的问题。
当然，现在中国的分化还是加快了，贫富悬殊加大了。我们算个人收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不比中国高，美国是典型的个人占有财富的国家，财富的分布没有超过0.39，我们比美国大多了，所以，中国不要批评个人占有财富的形式。
高官下马，民企跳水
唤醒体制重建
H.T.E：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南昌市北郊瀛上刑场被执行死刑，成为共和国50年来因经济犯罪判处极刑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2000年6月19日，江西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了9件10人涉嫌向胡长清行贿的案件，这10人中，有6人是被称为“大款”的民营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反腐利剑刺向傍“大官”的“大款”。你如何看待社会上流行的“大官”傍“大款”、“大款”傍“大官”社会现象呢？
李强：这个问题，清朝初期就有，清末比较严重了，那叫官商。李鸿章、盛兴怀都是官商。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原因是政府控制经济权力比较大，只要在这种情况下，官商的勾结无法避免。我们要改革，政府功能就必须改变，体制上需要解决，这需要时间。
对应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对应于富豪们的成长，对应于中国市场转轨的大好前途，令人堪忧的另一面就是制度漏洞。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不引起警惕，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制度创新堵塞漏洞，那么，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式的“债务泥潭”，就有可能在中国程度不同地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遭遇寒流，这可以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富豪翻车”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富豪翻车”事件带给我们的另一大启示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同样先天不足，其江湖心态和短期行为同样损害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转轨。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历史性变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筛选和分化。1978年以来，进入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旧的规则已然失范，新的规则尚待创建。
民间“仇富”心理，源远流长
H.T.E：中国民营企业家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的富人名单中的原因，有媒体将其归结为“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的确弥漫着一股不喜欢富人的气氛，抑或是拥有正确财富观的人太少”。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解释为“仇富”心理。
近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著名民营企业家李海仓遭枪杀，温州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被刺身亡等案件，便集中反映了“仇富”这一危险信号，您是如果理解中国民间的“仇富”心理呢？
李强：中国民间的仇富心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首先，中国有句古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水，流必湍之。”传统的中国文化对冒尖啊、冒富啊，确实有种抵触情绪。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传统的中国故事里讲的富人一般都是坏人，穷人都是好人，一个的善良的穷人是如何受到品质恶劣的富人的欺负，从中国文化里看出，她对差异化容忍度不是特别高，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近期才产生富人的。中国富人产生时间有多长呢？大概就十几年时间。在1956年之前，中国是承认有产者的，像荣毅仁等民营资本家的产业都是很大的，但在1956年以后，中国公私合营，民营资产都交公了，中国民营资产阶级消失了。
改革初期，谈不上富人，只是叫万元户，家里有一万块钱，就已经很有钱了，更谈不上富翁，中国真正产生富翁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开始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建设了，在市场的情况下，社会的分化程度比较快。市场来分配要素的话，有的人能赚钱，财富的积累速度比较快。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就是十年吧，很多亿万富翁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富人阶层在国外都有一个代际相传。大的豪门望族也都是传了很多代的，这样，富人的产生是有一个文化积累的。反观国内，富人是十年之内起来的，人们一般管他叫暴发户。人们对他印象不好。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也产生了很多暴发户，大家对这些暴发户的印象也很不好，一个基本的疑问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财富，那么他的财富和品质是相应的吗？不是相应的。因为相对来说，富人还是有富人文化的。比如说关注社会，世界上很多富翁都很注重这件事情。比如说福特汽车，他就成立了福特基金会，每年都有数百万美元的投入。这样的话，富人也需要文化的沉淀和积累。
那么，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基本问题：社会地位与财富相对一致性。你的本事很高，财富很多，人们也有可能无可非议。如果素质很差，但财富很多，就形成财富与社会地位相悖的情况。那么人们就会心理不平衡。特别是那些暴发户。这也是市场经济不完善的结果。以后，市场经济完善了，这些情况也就不存在了。
在中国，贵族对中国文化起了很大的发展作用。富人阶层本来是可以创造出文化来的，但是由于他是暴发户，他以吃喝玩乐为主，他是不可能创造文化而是损害文化。所谓“三辈子学吃，七辈子学穿”，说的就是文化的积累，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富人需要改变形象
社会贡献还不够
H.T.E：要改变中国富人在民间的评价不高的状况，中国富人首先解决什么问题？
李强：富人有一个逐渐改变形象的问题。个人消费是有限的，其实财富的拥有者也不过是帮社会来管理财富的一个人，中国文化有一个弱点：不容异端，所以财富积累是有限的，中国文化无法创造太大的产业者；第二，中国是家庭文化，这样的一种家族文化不相信外人。王安做电脑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电脑公司，后来传到第二代就不行了。
十九世纪末在国外兴起的股份制可以把财富的管理托付给外人，而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几乎所有的富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财富传不了多长时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国的富人与世界一些跨国企业主还是没法比。从这一点来讲，中国还是应该容忍富人的存在。
另外，富人本来应该对社会有贡献的，西方的富人集团已经创造了一种奉献文化，比如，对社会的捐款。是很普遍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公共财富的一个很大的源泉。比如哈佛就是富人捐款成立的。而中国的这些富人集团也想办大学，听说教育是最赚钱的产业，没有看到它的公益性。
当然，中国富人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的期望值还不能太高，毕竟他的出现才十几年，如果他产生了五十年了，还这样子，那我们就要批评他了。看来中国至少需要50到100年的时间逐渐形成有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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