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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最近，从学界到官员，关于新一轮“重复建设”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在批评者眼中，从传统行业的汽车、钢铁、普通建材到新兴行业的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莫不如此。
批评者不但提出“重复建设”警告，不少人还主张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制止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真的如此可怕吗？政府要解决的究竟是“重复建设”还是其他问题？
一说起“重复建设”，人们往往仅从量的方面来认识它。这实际上很难把握住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
众所周知，市场调节存在一定盲目性，某些产品和服务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供大于求的经常发生，固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一定浪费，但这可以被看作是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存在一定产能过剩的好处就在于它有利于竞争。一个引用最多的例证就是，当年美国一度有上千家汽车公司，“重复建设”可谓惊人，但在激烈的竞争后，只剩下3大汽车公司。这硕果仅存的“3大家”普遍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国际竞争力也上了不知几层楼。
对于市场经济下的“重复建设”的收益，还可以对比“垄断”来考虑。众所周知，在垄断条件下“重复建设”完全消除，然而难免要以低效益为代价。如果垄断的成本大于“重复建设”的成本，则“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下有效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的电力垄断和管制就是这样，为了避免浪费性的重复建设，有关部门曾放弃了新的电力建设，结果不期而遇连续几年的电荒，惹来缺电省份的批评：还不如干脆“重复建设”呢！
当前，电信企业的投资出现大规模的建网“圈地运动”，全国已有30多个部门不同程度地建设了全国性专用通信网，2000多个厂、矿建设了局部性专用通信网，甚至有些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就擅自建设基础电信设施，“重复建设”的帽子对于电信业来说扣得严严实实。然而，圈内人会告诉你，电讯铺网的成本在今天已经相当低廉，而电讯垄断的成本却很高。你说政府是应该鼓励“重复建设”，还是制止“重复建设”？
今天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落后是“重复建设”之过吗？不是。恰恰是过去的垄断导致了落后。若问中国今天的汽车产业是竞争过度，还是依然竞争不足，恐怕答案还是竞争不足。这从汽车生产商无需费力就能赚得丰厚利润以及中国汽车产业在国际上最低的规模门槛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某领域的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社会需要，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到了重复建设成本大于竞争收益的地步，则过剩的生产能力一定会被重新洗牌，过剩投资则很快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领域。
综上所述，可以说，古今中外的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现象在中国之所以出现，另有原因。它是管制之过、投融资体制之过、国企改革落后之过以及地方保护之过等综合症。
在我国，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直至今日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由于存在“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不正常情况，有的领导人为了个人升迁，明明一些行业已经出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仍然决定继续投资建新项目。这样的投资决策机制，必然导致大量的失误，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更加岂有此理的是，国有投资项目一旦建成就像是进了保险箱，总是可以由国有银行、证券、保险保着，就算成了一堆拉圾，也很难得到及时退出和清理，其结果当然是生产过剩的固定化以及“重复建设”后果的加剧。
再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利用权力保护当地市场和企业使之赢利，不让外地企业和产品进来，这实质上就是保护“重复建设”。
所以，现阶段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铲除重复建设的制度性土壤，包括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健全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而不是大喊大叫“重复建设”，更不能以防止“重复建设”为名，不允许新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
说到底，“重复建设”是伪命题，体制不顺才是真问题。要改善资源配置，须对症下药。
(作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
不合理的投资体制导致重复建设
○张国云
最近，国家统计局顶住各种压力，在公布的上半年投资形势分析报告中，破天荒地为重复建设亮出“黄牌”。
我们如能清醒地反思一下，马上就能发现,不少的地方政府图短期政绩，招商引资和兴办企业饥不择食，使引资变成“引低”(如低小散差企业)，招商变成“招污”(如污染严重的企业)；还有的领导急功近利提出，谁能招商引资，谁就是英雄好汉,并把全民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指标，层层下达，人人有份；更有甚者，将前几年国家明文关停并转的“五小”企业，重新发展起来。
各地为何热衷于搞重复建设？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位官员不反对搞重复建设。谁都明白，总量失衡、市场扭曲、结构雷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其后果只会蛋打鸡飞，资源浪费，效益恶化，“一棵树上吊死”。但是，由于官员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一些投资项目，在全国大盘子中属重复建设，到了省里可能就是独生子。同样，省里被认定为重复建设的项目，到地县就不被认同。由于制止重复建设，大家的眼睛只习惯盯住别人。什么最赚钱，最好别人别搞，让其独家经营。所以，成天打着小算盘的地方，重复建设自然泛滥成灾。
近年来，重复建设之所以逆流而上，说穿了是体制背后的部门利益作怪。如南方某地民间投资数千万元,造了一座城市桥梁，通过收费解决还贷问题，效益一直不错。当地一家交通部门对此垂涎三尺，恰好碰上投资一条过往快速通道。本可以此桥作连结线，结果该交通部门通不过，另起炉灶，在此桥上游几百米处，投资上亿元资金造新桥，还美其名为正当竞争，最后落得两败俱伤。此外，还有另一类现象,如财政连吃饭都难以解决的四川天全县，若将目前办起的19户“五小”企业全部砍掉，全县财政收入将减少2/3，这个窟窿由谁来补？诸如此类，都是经济利益刚性在现行体制下的一种异常反映，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的普遍化和严重化。
地方搞重复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我们现行的财政体制相关。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以事权定财政，对各自收入做了明确划分。尤其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地方为了确保财源，唯有千方百计多上项目，才能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难怪目前地方官员有句口头禅：搞经济，不能没有项目；搞项目，不能没有重点项目。因为谁都明白，人家上项目，你不上，成了人家的销售地，就意味着自己肥水外流。加之，目前投资信息导向不力，投资项目多头审批，投资责任制不落实，以及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项目政策存在偏差，人们为了享受优惠政策，通常又学会打着技改的旗号,去搞新的重复建设。
看来，中央一级管理部门想通过审批来严格集权，以此防止重复建设，已彻底失灵，政府必须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是一种最佳选择。重复建设既然是来源于利益驱动，防止重复建设还应因势“利”导。比如在国家财政还没有完全转为公共财政，政府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竞争性行业投资的时候，就应不失时机改革现行税种，把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在产品最终消费地，向消费者征收消费税。这样最大的好处，可以制止各地竞相去争上新项目，搞新的重复建设。与此同时，从投资角度看，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其购进的固定资产不允许扣除，使其扣除范围小，税基高，不利于促进企业投资积极性，而消费型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新增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具有扣除广，税基小，有利于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尤其在当前内需不足、税收保持较快增长的背景下，加快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有利于刺激民间投资，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目前重复建设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政府、企业、银行、协会和社会各方齐抓共管，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作者：浙江省发改委研究员)
“中国的重复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8月中旬以来，国家发改委连续公开发布钢铁、水泥、汽车、电解铝工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警示”。对于“重复建设”，行家们褒贬不一。本期“投资观察”邀请来自各方面的专家撰文，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以引起百家争鸣。
破解国内产业的超短周期
○易宪容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市场化程度提高，经济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难以解释的现象也应运而生。如宏观经济层面一枝独秀，微观经济层面举步维艰；经济基本面红红火火，股市指数则跌跌不休；国内贷款投资一增再增，民众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等。
对此，花旗集团的黄益平认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相协调，企业利润与宏观绩效普遍脱钩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因为中国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其实并不弱，问题在于大量的投资很容易造成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与相对温和的消费需求相比，能力过剩就可能难以避免。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产业超短周期”的特殊现象。
所谓的产业超短周期，就是国内的很多产业从开始、兴盛、衰退阶段的时间极其短暂。近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家电、手机、计算机、DVD等领域，一开始其增长迅速，扩张狂飚，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些产业就出现产能过剩。如1999年国内出现的“手机热”，到2002年下半年就出现了手机的产能过剩。目前全国有房地产开发商3万多家，光北京就有3000多家，北京5000个居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商。
由于中国许多产业周期极其短暂，投资者要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找到一个具有潜力的行业，并试图从中获得稳定、持续的回报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结果导致，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数据一片见好；另一方面，经济的微观层面上发展会面临着许多困难。连续高速增长的GDP、一枝独秀的大好经济，给民众带来的实惠不多，特别是中国广大的农民其生活水平一直处于十分低下水平。那么，国内为什么会消费不足、投资过度？我们可以从投资过度、消费不足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投资过度应该是现行制度环境使然。(具体论述可参看后面系列文章——编者)
还有，由于国内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力，投资者都具有赚快钱、谋暴利、然后一走了的心态。投资者一旦觉得某个产业大有利可图，就可能蜂拥而入，先入可能赚得超额利润，而后来者只能赚得平均利润甚至血本无归。而这一赚一赔往往仅是相隔两三年而已。
面对着中国巨大的人口以及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市场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怎么会出现消费不足呢？目前，国内有消费能力的部分基本上还只限在城镇居民。对城镇居民来说，改革的深入当然对他们经济生活冲击不小，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增加，民众需要把更多的钱变成储蓄以应对未来。并且，国内城镇民众的需求不足，不仅仅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多大，根本上还在于其收益水平不高，可支配收入不多，及选择的投资机会不多。
对于农民，需求不足还得另当别论。试想，目前8亿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再加上地方政府盘剥，农民可支配的收入少之又少。在这种的情况下，农民如何来增加需求呢？
总之，面对中国特色的产业超短周期，过度投资既造成大量重复建设，企业效率低下，同时也在这激烈的竞争中生发出一些好企业，因此阻止过度投资并不是化解问题的上策，而最重要是由市场来选择，由竞争来淘汰。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来解决政府对经济参与减少，如何来保护民众产权，如何来让农民增收。农民及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消费力提高，中国的消费不足迎刃而解，产业超短周期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保险主业要保障还是理财？
○郝演苏
中国保监会在5月19日颁布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对于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的产品设计、负债评估及非保证性保险利益的确定方法等方面做出监管的技术规定，促使保险公司开发满足人们真实保险需求的保险产品，引导人们建立正确的保险观念，引导保险公司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同时，2003年7月开始，我国停止销售分红型健康保险产品。这一切迹象均表明，我国保险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开始实现理性回归。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保险业一直作为财政的附庸而存在，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的界限长期处于模糊状态。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步形成，保险业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得到承认，企业与民众通过购买保险将未来不确定的意外和偶然性财务风险固定化的方式，建立一种预防性的投资规划。正是由于保险属于转移和分散不确定风险的理财行为，在我国企业和民众保险意识相对薄弱的环境下，纷纷将保险理财作为拓展市场和吸引客户的法宝，忽视了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从而产生了影响和制约我国保险市场健康成长的理论障碍和现实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保险市场上有一种保险与储蓄功能相结合的“两全”型家庭财产保险业务，这种业务除了具有传统的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障之外，同时还具有储蓄功能。只要客户支付高于传统业务一定比例的保险储金，保险公司除了承担传统业务的保险责任以外，还承诺在保险单到期日退还保险储金，实际上是以保险储金的利息作为保险费。后来，这种业务演变为终身业务，只要客户不提出退保，保险责任终身有效。但是，在利率走低的环境下，保险公司不堪重负，单方面提出退还全部储金并终止保险合同。由于当时的客户数量有限，保险公司的这种违约行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问题。
进入2000年之后，我国保险市场出现了投资连结保险、万能寿险和分红保险。在股市低迷和银行连续降息并征收利息税的环境下，这些在寿险营销员口中具有美好收益价值的保险产品一度成为市场的宠儿。人们似乎忘记了应该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现实问题：在整个资本市场投资收益走低的环境下，保险公司有何法术为客户创造令市场乐观的投资回报？于是，从2002年开始，关于投资连结产品的投诉和对于万能寿险及分红保险的质疑遍及整个保险市场。这些问题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保险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业界和理论界开始寻找发生问题的症结。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畅销的这种理财型保险产品在中国就产生了种种问题，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在全球人均投保率超过50%的今天，我国国民购买商业保险的投保率不足5%，表明中国国民的商业保险保障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整个社会投保率处于低水平环境下，保险产品的重心究竟应该是保障还是理财？当然，作为整个金融领域最小的一个行业希望尽快崛起，必须以资本实力说话，似乎只有理财业务才能激发国民的投保意愿，才能迅速使保险业做大做强！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在目前我国限制金融混业、民众普遍缺乏对于资本市场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保险投资渠道受到制约的状态下，国内保险业界忘记保险公司的主营业务，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投保率已经相对饱和、金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主流的前提下开发的保险产品，引发了我国当前保险市场上出现各种涉及理财产品的问题和纠纷则是必然的。
业有分工，术有专攻！作为保险公司，应当牢牢地把握主营业务方向，即使在我国顺应国际趋势实现金融混业经营的环境下，保险保障产品仍然应该成为保险公司的业务主流。在一个成熟的实行混业模式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分工仍然应当是相对明晰的，这样可以减少不同业务风险的相互交叉传递。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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