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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会客厅]
2001年7月的一天，一本《财经》杂志改变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本报记者 张刚
前年7月的中国之行，为陈志武开启了一道门。
这位在全球享有盛名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此前并不太关心中国经济，虽然1986年之前他在中国生活了多年。
“启蒙”的是当年7月的《财经》杂志，陈志武至今还对那本杂志上的多篇文章记忆深刻。此后，他先后在中国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两所学府——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及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做特聘教授；良好的平台，为他研究中国经济夯实了底座。
做人、做事、做文章、做学问，如今，陈志武在每个方面都留给人们近乎完美的印象，也为他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聚拢了“人气”。
偶然机缘80%精力转向中国
从1986年到2001年的15年间，陈志武每年至少有50周的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潜心研习着美国主流金融学，并关注着美国市场的细微变化。
惊叹于英文之美的他，还在闲暇的片刻，翻看英文版的《茶花女》或者《大卫·科波菲尔》，尤其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更是深深打动了他。
《财经时报》：你为什么在2001年7月以前不太关心中国经济？是什么改变了你？
陈志武：1992年前后，作为留学生，我也订过国内的报纸，一看，哎呀，太痛苦了，没办法读下去。再加上当时首先考虑的是要把饭碗稳住，没有太多心思回国参加各种活动，特别是，还要为终身教授做努力。我是199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被评为终身教授的，1999年被挖到耶鲁大学时，首先承认了这个称号。
2001年7月15日，我从上海坐飞机到纽约，临上飞机买了本《财经》。当时一看，大吃一惊，感觉写得都很实在，没有那些官样文章的气息，很像美国的《商业周刊》，我想，这个变化真大啊！我现在还能记得杂志里的很多文章。因为我是做研究的，当时感觉有很多数据其实可以搜集起来。从上海到纽约，飞机飞了14个小时，我就看了14个小时，把杂志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了，感觉启发真的很大。
2001年7月15日，对我来说可以说记忆很深，因为这一天，使我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回到美国后，我把以前的研究放到了一边，开始把80%的精力转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财经时报》：如今，经常能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你评说中国经济的文章，你还记得第一次写文章的情况吗？
陈志武：2001年12月，我应约为《新财富》写了第一篇文章。在那之前，从1986年到2001年15年间，我没有写过一篇中文的文章。当时写得非常辛苦，因为在美国呆得很久，我还记住的中文更多的是日常词汇。其实你看我的文章，一般没有用成语，因为都忘记了，我也知道，用成语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了很多书想补过来，并搜集、整理了很多资料，而且，我以前写得更多的是学术文章，发在美国学报上的学术文章，光审稿就要两年时间，一般是我把文章写好给他们，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修改、再沟通。这篇文章，我也按照以前的习惯，认为需要很长时间，至少有几个来回的，但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
《财经时报》：你的文章很多是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分析。身在美国的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了解国内证券市场的信息？
陈志武：信息的来源，很多是中国报刊杂志的网站，还有深交所等的网站。我的感觉是，在北京，除了可以直接到书报亭买到杂志报刊外，其他跟在美国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同样的内容都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得到。
海龟？土鳖？参照美国看中国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的排名是第202位，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如今，陈志武充分利用了他渊博的学识，紧紧把脉中国经济。
《财经时报》：你对国内证券市场进行分析时，更多的参照是不是美国？有人可能会这样想，“中国的国情是否跟美国一样？有无可比性？”你怎样认为？
陈志武：确实像你说的，我在研究中国证券市场时，参照物肯定是美国，还有其他发达国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国情不一样，不具有可比性。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像我们这些职业做研究的人，都会尽量用分析的眼光来看；我分析之后发现，除了表面上的美国特色、中国特色之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我们首先的出发点就是，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等，在本质上都一样。
《财经时报》：有人认为你是“海龟(归)派”？
陈志武：中国是有“海龟(归)派”和“土鳖派”的说法，我觉得这个总结太概括了，相当于给每个人一个标签，用这些绝对的标准来看待不同的人群。对“海龟(归)派”，用绝对好的标准，如果一个不好，就放大说所有的“海龟(归)”都不好；但对“土鳖派”，却用相对宽松的标准，有一个好就说全部都好。我不太赞同这样的区分。
《财经时报》：近年来，中国股市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揭黑热潮”，你印象最深的几个案例是什么？以“银广夏”与“安然事件”为例，它们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陈志武：我对银广夏的记忆最深刻，还有蓝田、亿安科技等。
银广夏和安然事件的发生，肯定是必然的。只要“宽松的制度环境”存在，媒体和司法制度继续受到限制，对于违规者、作假者，肯定没办法处罚。这样，即使是一个笨蛋，也会知道作假，因为他们作假首先不太容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被处罚，很多时候就是警告；就算处罚了也不会处罚到他们个人头上；还有，处罚的钱，可能也是股东们的钱。这样，“纵容保护违法者”的环境，简直造就了“违法者的天堂”，不作假才奇怪！
诚信失灵造就“背离现象”
2002年，陈志武在清华大学附近发现了“万圣书园”。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批非常好的历史、社会书籍，有助于他研究中国的诚信问题。于是，他迅速成为常客。
通过大量的研究，他发现，中国千年的“乡土诚信”正经历着异常的考验。
《财经时报》：中国的宏观经济最近几年表现非常好，但很多人搞不懂，为什么股市却好不起来？
陈志武：这其实也跟中国股市没有足够的诚信、没有足够的权益保护有关，如果有了这些，股市才会上涨、才会好。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是：你可以看看，现在有多少人会把大把的钱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很多人可能不会乐意，因为钱很可能会“打了水漂”，最后收不回来。
按照这个简单的道理，投资者为什么乐意把大笔的钱通过买股票的方式，委托给自己从未见过甚至一辈子都不会见到的陌生人？相比亲戚和朋友，他们更没有信任和了解的基础；虽然上市公司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人们还是没办法相信它。
中国经济与股市，两者是脱节的，如果两者不偏离，我倒觉得奇怪了！那样，投资者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权益会不会得到保障，会不会有风险，大家盲目地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很好的表现投资，这反而不正常。
《财经时报》：所以，你最近一直对诚信问题比较关注；你觉得，中国人有没有不讲诚信的传统？
陈志武：以前，中国人特别注重诚信，中国的“乡土诚信”也延续了数千年，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村镇里。之所以在诚信上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不讲诚信了，其实，我更觉得这是因为相应的社会制约机制没有跟上，而现在的中国人或许跟过去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本质差别。
主要原因还是在全国经济向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跨地区交易往来增加的同时，相应的制约机制没有跟上，才使得人无所适从、无所顾忌，有了空子可钻。“诚信”和“不诚信”是人的一种行为选择，而不是人的本性。
《财经时报》：重建诚信，政府、企业及个人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志武：在中国，一谈到诚信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应该做什么，实际上，通过政府一家来做，是不会成功的，即使再加上企业配合，也不会成功。
最近，有人呼吁成立全国性的诚信数据库，我觉得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不让媒体发挥作用，成功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第三方介入，这个数据库的信息本身就会有问题。比如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法律法规要求上市公司真实地披露信息，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印证，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可信度。这样的思路，本身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对于企业和个人，更多的需要市场来调剂，前提当然是资信环境、媒体监督和司法环境充分地发挥作用，这样，那些企业和个人才会在乎自己的未来，才会注重诚信。
保护？约束？立法思路应商榷
被中国人熟悉之后，陈志武也成为一些立法研讨会的座上宾。但这位睿智的学者发现，部分立法其实在思路上即存有问题。
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陈志武正在实现着自己的转型。
《财经时报》：你特别注重媒体对中国经济的监管作用，但媒体也可能会“被利益集团操纵”，财经媒体因“揭黑”而被起诉的事情也频频发生，这些应该怎样有效地解决？
陈志武：在中国整体诚信状况不高、职业道德不高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媒体会是“模范”；可以说，整体环境决定了媒体的现状。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中国的法院在办理新闻侵权诉讼时，有采纳判例的倾向。很多法官还是很认真谨慎的，想通过法理来为其判决提供足够的依据，他们会参照许多的案例。
《财经时报》：你曾经提出证券诉讼实行“判例法”以及集体诉讼制度，那么，通过立法解决这些是不是更好？
陈志武：我参加过很多立法研讨会，发现很多立法者习惯性的思维就是约束某个行业，有些立法甚至每一条都是约束性的，限制了很多权利，而没有从保护和赋予权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的立法思路，其实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否认，很多的立法出发点是很好的，但立法后，却是偏离的，有些甚至与初衷有180度的大偏离。
而在美国，立法会更多地强调保护某个行业，更多地确认权利。所以，美国的立法很多是中性的。
《财经时报》：据说，你有打算“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第二个职业，即转入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如今你是不是已经转型了？
陈志武：我现在可以说转型已经成功了，经过两年多努力，我重新进入了一些领域，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很多了解和研究。
□陈志武其人
他是全球著名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随和、热情、有思想、有良知的人。
他生长于湖南农村。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如果没有在1986年之前通过《自由选择》那本书了解哈耶克的经济理论，他的前程或许会另当别论。最终，他放弃了攻读了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在，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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