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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春明
每年都会发生几起“风险事件”，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期货市场的惯例。但这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没有资金恶意逼仓，但风险仍然扑面而来，三大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品种在10月中旬的部分交易日全线上涨，做错方向的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悉这是中国期货市场首次遭遇由不可抗力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风险，而在以往，所有“风险事件”的调查结果都只有一个答案：资金操纵。
在每一次“风险事件”爆发之后，各界所高度关注的，都是期货交易所的调控手段。这一次也不例外，三大期货交易所都及时出台了应急措施，也备受业界的关注。
此次事件给中国期货界提出了一个课题，即中国的期货市场如何抵御因国际市场变化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突发事件
此次“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大商所的大豆和豆粕品种上，同时也波及上期所及郑商所的交易品种。
10月13日，对所有做空大豆和豆粕品种的期货投资者来说，都是噩梦。当日期市一开盘，大豆、豆粕期货合约便牢牢封在涨停板位上，市场风险迅速增大。
此次大豆和豆粕期货暴涨的诱因，是美国农业部于10月10日公布的美国大豆减产预测。当日美国大豆期货合约大涨，并带动了两天后大商所交易品种的爆发行情。
事实上，此前大连大豆和豆粕期货合约，因受国际期货市场和国内现货市场影响，已经爆发了多年罕见的单边牛市行情———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在不足20个交易日内，大豆各主要合约已上涨近500点，豆粕合约涨幅超过600点。而在13日大豆和豆粕再次封涨停后，连续单边狂涨近700点，积蓄的风险突然爆发，一批方向做反的投资者在行情突变中陷入绝境，会员和交易所结算风险骤增。
伴随着大豆和豆粕品种的暴涨，国内另外两个市场的交易品种出现了罕见的普涨行情。
风险控制
在大豆和豆粕的“井喷”行情爆发之后，由于一些客户来不及平仓，部分会员面临爆仓风险。一些会员和投资者纷纷向大商所反映，称面临着严峻的结算风险，希望交易所能及时化解。
在此情况下，大商所向证监会报告后，决定按《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提请理事会研究化解市场风险措施。
10月14日，大商所出台了缩小涨跌停板的风险控制手段，至10月15日，大豆、豆粕合约总持仓减少51万多手，市场风险基本得到释放。10月16日，大豆、豆粕期货呈现冲高回落行情，合约价格涨跌互现，成交量放大，持仓量恢复增势。
在大商所出台风险控制的同时，上期所和郑商所也作出了反应，分别向会员单位下发了风险控制的通知。
此次“风险事件”中，交易所的风险控制手段获得了会员和客户的普遍赞同。
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交易所和监管部门曾采用多种手段来控制风险，比如调整开市、收市时间及暂停交易；提高交易保证金、限期平仓、强行平仓等，而每一次风险控制手段都会在投资者之间引起程度不一的争议。例如今年4月爆发的“天胶风暴”，上期所采取了扩大涨跌停板的措施来控制，同样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不满。
而此次大商所采取缩小涨跌停板再扩大涨跌停板的措施，市场人士一致认为比较合理。
市场人士认为，在此次大豆、豆粕受突发性消息冲击而出现风险面前，调整开市、收市时间及暂停交易等措施显然于事无补，而提高交易保证金无疑将加速空方投资者的死亡，加剧市场结算风险。在没有市场操纵及违规交易情况下，采取限期平仓、强行平仓、限制出金等紧急措施，也是不合理的，因此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是最可行的防范风险措施。显然，通过缩小涨跌停板控制价格波动幅度，为市场提供了一段有效的缓冲时间区，空方投资者可以认赔出场，从而有效避免会员大面积穿仓的危险。在缩小两个涨跌停板幅度之后，第三个交易日将涨跌停板幅度扩大为6％，使市场在释放了前期风险和在会员与投资者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基本补回原规则下的涨跌幅度。
两大反思
虽然此次“风险事件”已经平稳度过，但是，中国期货界仍然有必要对导致此次事件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第一个需要反思的是，在风险尚未爆发之前，交易所是否能够提前防范。因为事实上所有的风险事件在爆发之前都是有迹可寻的，如此次事件，诱因是美国农业部公布大豆减产的预测，因此交易所及投资者应该提前作出防范。
第二个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的期货市场及现货市场如何避免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
目前一些大宗品种价格的形成，都是以美国等期货市场价格为依据，而中国在价格形成方面缺乏主动权。因此，倘若中国能够进一步发展壮大期货市场，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商品价格发现中心，并能够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话，则能够有效避免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市场的冲击。
通过此次突发风险，可以看出，中国期货市场目前尚不够成熟，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提高和完善。比如交易所在风险控制方面缺乏成熟的模式，此次用缩小涨跌停板，下一次可能用扩大涨跌停板；而对于期货公司和投资者而言，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即便是市场中的正常范围内的风险，一些投资者也无法经受，因此导致监管部门频频出手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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