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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刊用《中国企业家》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企业家》。)
从津津乐道第一代创业者的过失到正面评价其功绩，中韩社会都需要这种转变
对话 韩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编辑 金光洙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 牛文文
时间 2003年8月14日
地点 北京和平饭店
第一代的悲歌
牛文文：金宇中、郑周永等第一代韩国企业领袖，今天碰到了困难，韩国公众和企业界如何评价他们？中国第一代创业型企业家，失败或出事的也不少，有的在牢里，有的跑到国外了。中国政府、公众和企业界，对他们的评价非常的复杂，从“骗子”、“罪有应得”，到“太骄傲自大”，直到“环境不好”、“不太公平”，争议颇大。怎么评价这些出事或失败的企业家，对后辈企业家的价值取向有很大影响，也是一个国家商业环境与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今天我们两本商业杂志的总编，一起试着来探讨一下这个中韩企业界的共同问题。
金光洙：在这里，很难用“很好”或者“很糟糕”等一句话来概括。同时，评价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存在着既敏感又复杂的问题。评价金宇中前会长这样的人物时更是如此。目前，在韩国社会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多种评价。换句话说，企业界、政府、金融界、普通国民以及大学生们均抱有各自的观点。同时，对于大宇集团解体的看法也不大一样。把大宇集团的解体归咎于政府的一方，针对这一事件抱有十分惋惜的态度。
相反，主张金宇中前会长的经营失误导致大宇集团解体的一方，不禁拍手称快。一度成为工薪族偶像的金宇中前会长遭遇的这样的迥然相异的评价，个中也有具体的缘由。具体地来讲，这不仅与韩国内的整体社会氛围有关，而且还与韩国国民的素质不无关联。
一般来讲，韩国国民和政府对于崩溃的企业老总的反应都很冷淡。成功的时候赞不绝口，但失败时又急速背离的现象，充分反映了韩国社会的整体氛围。这样，也十分吝啬去评价失宠企业老总的过往功绩。实际上，任何人都免不了“功”和“过”的两面性。但是，目前社会评价金宇中前会长的时候，相对其功劳更加侧重于评价其过失的一面。以我个人的观点，这十分可惜，应该高度评价金宇中前会长的功绩。特别是，他走出狭小的韩国市场跨向世界舞台的一面，还有对于事业的执著的热情和创业精神等等，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大宇集团的过度的扩张战略、相对自身的实力过分向银行伸手借贷、怠慢企业机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惋惜的方面，而这不仅仅是只局限于大宇集团的弊病。
我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牛文文：据我所知，中国企业界对金宇中先生，还有其他一些第一代韩国企业家，还是比较尊重的。中国人把他们看作“汉江奇迹”的创造者。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分看重韩国企业“后起直追”的赶超战略，因而十分尊重大宇、现代这些把产品做到全世界的大企业。正因为如此，金融危机后韩国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金宇中会长突然失踪，让中国企业界很是震惊。我本人为此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失踪的董事长》，说在东方社会环境下企业家经营失败一般要承受极大的道义压力和比较严酷的法律条款，所以不少人选择了出逃。
“成者王侯败者寇”，这种文化传统在中韩两国看来都很有市场。1996年起，《中国企业家》集中研究了一批经营失败的企业和企业家，我们“研究失败”是为了“避免失败”。对后来者而言，失败企业家的反思，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企业界对我们的这项工作，还是比较肯定的。后来被研究者广泛引用的失败案例，大多来自《中国企业家》杂志那几年的报道。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评价角度与评价的标准问题。公众、企业界、政府，对失败企业家的评价，差异很大，评价的标准也不很一致。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个企业家？起码，不能用对待明星的态度。
金光洙：目前，韩国社会对于现代集团创始人已故郑周永前会长的评价相对好一些。这一方面是由于七八十年代郑周永前会长一直为代表韩国企业界的元老，而且现代集团一度也保持韩国企业界老大哥的地位的缘故。众所周知，郑周永前会长晚年也经历了一些风波。况且，他亲手指定的继承人郑梦宪会长又突然自杀身亡等等，现代集团正处在创业以来最为严重的困境之中。目前，现代集团也面临解体的危机。曾经是韩国最大企业集团的现代集团已经荡然无存的说法，也并非夸大其辞。
目前已经独立的现代汽车株式会社以外，现代商船、现代电子、现代建设等企业也面临着跨出集团化走向独自生存的道路。虽然整个现代集团已经趋于解体，但是对于集团老总的评价还是比较高。大体上韩国社会对于郑前会长均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对于自杀身亡的郑梦宪会长，韩国社会也沉浸在失去优秀的企业家而惋惜的氛围中。这与韩国社会对于金宇中前会长做出的不同的评价有些差异。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怎么高度评价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韩国经济的财阀创始人的功绩也不过分。也就是说，韩国社会应该改变目前相对于“功绩”更加青睐于“过失”的普遍现象。牛文文：中国现在也非常需要这样的转变。
他们的遗产
牛文文：“失败是成功之母”，第一代创业者为韩国企业界留下了什么遗产？
金光洙：目前，韩国企业界正处在世代交替之中。第二、三代已经掌握了企业的命脉，而且第四代也正在企业经营一线上跃跃欲试。在这里，最主要的是第一代韩国企业领袖们留下了创业精神和挑战精神。并且，通过亲身实践验证了创业和挑战精神。
自从韩半岛战争之后，韩国一无所有。在一片废墟之中，这些人紧紧依靠政府的微薄的支援进行了创业活动。这些人完全凭借创办企业报国、创办事业报国的信念，拼命忘我劳作。不仅依赖从日本借贷的资金引进缺乏的科学技术，而且也积极学习日本企业的经营模式。尤其是，全方位效仿了当时在全球做贸易活动的日本综合商社的经营模式。韩国的财阀就是从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还有，动员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奋的工人快速制造出了廉价的商品，并且工厂建筑物的建设速度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结果，把握韩国经济命脉的钢铁、半导体、造船、汽车和纤维产业就是在这样的处女地中创建的。就是在这样一片废墟之中，依靠勤奋的双手建立起了“韩国工厂”。
韩国的奇迹—汉江奇迹，就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今后，是否还会出现犹如第一代创业人一样的企业家，还是个疑问。所以，目前正在守护家业同时又再创业的第二、三代企业家的今后经营模式更成为了社会谈论的焦点。
牛文文：很遗憾，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经营失败后，创办的企业大多随之消亡衰败了。他们的遗产，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比如说，对扩张时机的把握。中国企业家大多有强烈的“做大”企图心，如饥似渴地捕捉扩张机会，第一代企业家很多都在盲目扩张上载了跟头。再比如说，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把握。中国传统重仕轻商，企业家白手起家，很渴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庇护以及社会的认可尊重，有时过度依赖获取政府资源，这样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就要苛刻一些。
新一代企业家，主要是1992年后创业的企业，我们叫作“10年公司”，很注意从前辈那里汲取经验教训。他们的成功标准，从“做大”变成“做强”；他们的榜样，从日韩转向美国企业，尤其是500大公司；他们对企业治理结构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企业家与股东、团队、公众、政府的关系，有了更切实际的认知。10年公司的企业制度安排，普遍要比第一代企业先进，在这方面犯错误的概率，减少了许多。
复兴后的韩国大企业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在管理方法、产业结构、资本构成上，有什么变化？
金光洙：经历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之后，韩国大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危机，所以正在以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国际性的会计核算标准记录企业会计账本。三星电子、LG等一部分韩国大企业的大股东均为海外投资家。所以，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企业会再度陷入困境中。在财务方面，正在大力缩减负债比率，从过去的超前的资金运营转为重视危机管理、重视资金流。
企业经营方式也大都仿效美国的GE、HP以及日本丰田等海外先进企业的经营模式。这些企业大都体验到了如果不按照世界标准来经营企业，则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经验。并且企业也逐渐从重装备的生产转向服务行业、金融行业等出现了多角度经营的趋势。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企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也不少。甚至韩国代表性的企业——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也曾说过，“每当想起今后5年或者10年后依靠什么来发展企业时，达到了后背也发凉的程度。”
牛文文：李健熙会长有这么强的危机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大企业普遍碰到了大困难，但经过奋斗又恢复了活力。中国企业经历了20年的高速发展，环境一直比较顺利，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以后的大环境也许会变得十分恶劣。中国企业非常需要学习韩国企业的“低谷再生之道”。
韩国《中央日报》去年的一项调查被不少中国媒体转载：韩国前100名的富豪中40%出生在冬季；白手起家的29名富翁中，大约60%的人出生在冬天。就企业而言，生(创业)在冬天(经济低谷)的企业，与生在春天(经济黄金期)的企业，真的不一样。春天企业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冬天企业可能更依赖自己的生存能力。
金光洙：通过亚洲金融危机，韩国企业取得的最大的教训就是重视了资金流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企业即使发展得再大，发展潜力再大，如果资金流出现问题，结果只能换取崩溃的结局。为此，韩国企业果断地砍下了不能赚钱的项目，并且为了更加彻底的企业结构调整，甚至含泪出售了中坚企业项目。目前，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企业结构调整，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大部分企业已经克服了危机。
过去，韩国企业只注重发展，但现在却更加着力于危机管理的层面。
牛文文：在韩国几大企业中，有的很好，但有的恢复得慢一些。
金光洙：三星和LG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现代与大宇却有些后退。其中的缘由虽然十分复杂，但是从企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分析也能得到一定的答案。三星和LG集团十分重视企业结构调整和资金流，相反大宇和现代却相对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可惜。如果起初大宇集团也彻底地进行结构调整工作，则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如今的局面。
后继者
牛文文：韩国大企业领导人的后代(第二代)接班了吗？第二代与第一代有什么不同？
金光洙：目前，韩国企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子女们从其父母手中已经接过或者正在接管企业。虽然对这种子承父业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些指责，但是这些子女们都经历了艰苦的考验阶段。其中，大部分不仅具有在海外取得的高学历，而且具备了充足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领导力。并且，很早就在企业一线上奔波掌握了相当的业务知识。所以，在海外知名猎头公司的名录之中均有排名。
在选择集团企业继承人的问题上，大部分企业家所主张的客观标准为是否具备一定的才能，但是在韩国内“为何把集团企业推让给后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呼声越来越高，所以这些子承父业的第二、三代企业家目前迫切需要跨越这道坎儿。
牛文文：我感觉，在三星等大企业复兴的背后，在娱乐、网络、创意领域，韩国民间存在一个勃勃有生气的创业热潮。三星手机能引领时尚潮流，似乎有韩国新型创意工业的支持。如果没有年轻一代逆市创业，以青春热血推动的娱乐创意工业支撑，韩国制造业的冬天会不会更严酷？这批冬天创办的企业，会不会对韩国传统的企业哲学产生影响？
金光洙：自从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出现了许多新兴企业家。这就是所谓的风险企业家。金大中政府时期，甚至总统府食堂里也挂上了韩国大企业和中小风险企业并驾齐驱引导韩国经济的双马飞奔图。现在不知道这幅画是否还继续挂在总统府食堂里，但是目前有许多风险企业家消失了。韩国的中小企业渴望获得像台湾中小企业那样的发展，但是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目前，韩国经济还是依赖先前的大企业集团来支撑，而中小企业在资金难、人力难、销售难的三重苦难中正在不断挣扎。
先进的韩国社会确确实实需要在中小企业或者风险企业之中出现能够代表韩国企业的典型企业，但是能否实现还是个疑问。大多数企业家都深深感到，若要早日实现韩国政府既定的国民人均收入2万美元的时代，则需要培养更多的犹如三星电子、LG电子、浦项制铁和现代汽车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牛文文：你这次来中国，对中国企业界有何观感？
金光洙：韩国企业界很重视中国企业的发展，并且由于中国企业的迅速发展未免为自身的发展有些担忧。韩国企业以往注重于学习日本企业的经验，但现在又为中国企业的成长感到惊奇。
大多数韩国企业认为，现在中国企业不仅是在廉价的产品方面，而且在需要一定的设计经验技术的高档次的产品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这充分反映在IT、互联网游戏等未来产业方面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技术。甚至在韩国媒体中也出现了中国上海已经超越韩国汉城的报道。以我个人来讲，北京的新天地以及名品街也超越了韩国相应的名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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