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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萧曼平
此次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较新的提法？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
记：公报称，“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这一阐述是新提法吗？
马：过去党的文件很少提及法的实施问题，这次公报强调“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实际上是很特殊的要求，说明现在已经意识到法的实施已成为制约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尽管多年来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尤其是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律体系，质量也不断地提高，但执法、监督及法律实施的效果却令人堪忧。
记：令人堪忧是何原因？
马：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执法机关本身的责任不清，或者说对执法本身的评估、考察和监督并非现在考察提拔干部的重点。提拔干部及评价机构工作的好坏往往根据其政绩，而所谓政绩实际被单纯简化为经济指标，只要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增加了，城市面貌改善了，工作得力，领导干部就应该被提拔，这就往往忽视了其执法能力和执法效果，及是否运用违法或不执行、不遵守法律的方式去达到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指标。
记：法律的有效实施在实际中情况如何？
马：有效实施就是人大、国务院制订的全部法律都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但实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生产质量等大量的法律法规又有多少能得到有效实施？媒体对各种违法问题的揭露也不少，但这似乎成为执法机关永远达不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说明执法的效果、力度和责任并不清楚，法律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记：执法难在司法界一直是热点，为何现在才正式提出？
马：这是认识过程的问题。执法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关涉干部的素质、法制的观念、市民守法的习惯、整个社会环境气氛等问题。我个人认为，执法难和执法素质水平只有间接关系，主要是对地方的执法、对地方干部的评价机制有问题。
我曾建议，强调执法应该遵循执行报告制度，就是说任何行政机关年终都要向全国人大报告，现在只是政府向人大报告，而行政机关向政府报告，如现在工商局向政府报告今年效果如何、执法的数量及质量、纠正了多少违法行为，达到改善经济环境的效果等，这都有责任问题。但执法责任制并不是下级向上级报告，最根本的是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权力机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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