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峰摄 三中全会开路亚行或拔人民币债券头筹
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相关政府部门正在组织研究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可能性，有关方案已递交国务院，相信近日便会有结果。
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10月14日，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给中国金融业开出了长长的“补药单”：
积极发展创业板，推动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允许有条件的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探索公司债券品种创新；稳定汇率，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探索利率市场化；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金融机构改制，在加强监管、完善资本充足率的条件下组建中小金融机构；开发新的保险险种；允许金融监管创新。
“很多想法，比如创业板，一直以来大家都很关注，领导层却没有表态。如今，这些政策总算是落实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对记者表示。
创业板“新生”
“积极发展创业板。”三中全会报告这一句话，给创业板迎来了新生。而此前十六大的报告中还提及，“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
不过，专家分析，两个报告中所提及的“创业板”似乎略有不同。
三中全会报告中的创业板，乃是指“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市场”。然而，“十六大报告中讲的是创业企业股票市场，而不是特指创业板。创业企业股票市场是多层次多形式的，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创业板。”国家计委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立解释说。
他认为，创业企业股票市场或者类似加拿大温哥华创业资本交易所的初级性质的交易所；或者是柜台市场；或者为基于柜台市场的电子化交易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也可以是香港创业板的模式。
至截稿时止，记者尚未见到关于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市场“的详尽表述，不过在三中全会报告中已经明确的是，在积极发展创业板的同时，必须着手发展“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
然而，在被尘封了近四年后，场外交易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还是个未知数。据中信证券的王道云介绍，自1993年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正式挂牌营业起，我国地方性股票交易市场开始以有组织的形式独立存在。但从那以后，随着全国100多个大大小小地方性市场的建立，无序竞争使场外交易市场陷入混乱。有的市场为了扩大辐射范围，违反国家政策，自己批建营业部；有的不审查和核实企业股本就上柜发行；还有的甚至将其发起设立的公司挂牌交易。
1997年底，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地方性非法证券市场给予了全面清理。两年后，大清理以全国规模最大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关闭交易网络而告结。自清理工作开始的那日起，支持创业投资和高技术企业的话题中，就很难再提柜台市场了———直到三中全会又将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与创业板相提并论。
对于创业板，人们已然期待了太久。1999年8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2000年1月，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全国证券期货工作会议上表示，当年要着重抓好十项工作，第一条就是建立高新技术板。
同年10月15日，在第二届高交会“高新技术论坛”上，深交所副总经理胡继之发表了题为《创业板市场与深交所使命》的演讲。3天后，深交所发布《创业板市场规则（咨询文件）》。
2001年10月，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深圳第三届高交会上发表演讲全面阐述创业板，明确创业板处于正常的准备之中。此后，虽然有关创业板多个版本的传闻在坊间流传，却好似“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今年年初十六大报告对其的提及。
债券的机遇
除了发展创业板之外，给债券市场“进补”，以及有选择性的对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都是三中全会对金融业提出的新要求。
“人们谈QDII，谈QFII，但对外国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却不太关注。”不过，曹红辉再也不用为此担忧了，因为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探索公司债券品种创新”。
“允许国外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工商企业发行债券，这都意味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曹红辉说。
另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相关政府部门正在组织讨论国外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可能性。这些国外金融机构包括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有关方案已递交国务院，相信近日便会有结果。
去年，摩根士丹利（香港）研究员谢国忠曾透露，亚洲开发银行将是首家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售本币债券的外国机构。此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于10月11日发表讲话时表示，“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引进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到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于是，所有的舆论都将“宝”押在亚洲开发银行上。
“如果亚洲开发银行要在中国发售本币债券，这与其在韩国发债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谢国忠称，时至今日，韩国的资本市场仍未完全开放，而亚洲开发银行则是惟一经过政府“特批”、发行本币债券的外国机构。道琼斯也分析称，虽然郭树清并未在讲话中明确提到任何机构的名称，但一旦中国政府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发放人民币债券，亚洲开发银行将是候选者。
“不过，我们在中、韩两国发行本币债券具有不同的意义。”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我们把在韩国融来的资金全部抽调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如果亚行要在中国发债，融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国内建设。”
股份制改造：有条件才上
曾几何时，股份制改造成了银行界人士必呼之口号，银行年报、中报必现之言辞。然而，曹红辉认为，银行股份制改造不可以、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遍地开花。“已有多项研究证明，国有银行的治理绩效与其产权关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与其他产业均要求严格透明的产权制度相比，银行在这一点上比较特殊。”
对此，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陈彩虹认为，股份制改造其实并不容易。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相对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按照资本充足率8％的水平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在其下。而且，银行的不良资产在剥离了1.4万亿给资产管理公司后，仍然还有繁重的化解任务。“负担如此之重的国有银行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要吸引非国有的投资者进入，其资本、资产的质量和结构的现状，让人不敢乐观”。另一方面，虽然国有银行的改革使其内部结构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特色，但同时，没有根本触动的部分构成了内部矛盾最为突出的方面，“这应当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内部的最大难点”。
具体说来，国有银行改革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过程。总行要求分行改革，分行要求支行改革，支行直接操作网点改革。即上层管理者就是改革者，而下层经营者或操作者就是被改革者。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管理层的变化很小，而操作层的变化又由于管理层变革太小，其变革的深度、力度受到阻滞。
另外，陈彩虹还认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尚需形成三个外部条件，即处理巨额不良资产历史包袱，减少对银行职员进出配置的干预，以及彻底剥离社会性、行政性事务。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有条件”的银行才能被允许股份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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