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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蔡重直
以学生身份，在1984年合肥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没有保留一本‘蓝皮书’是一个遗憾。”蔡重直说的
是那本由他起草的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蓝色封皮，油墨印刷，印数不超过300册。在1984年于合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蔡重直和他的两个同学齐永贵(后改名“孟天”，曾创办海南汇通信托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波涛(现就职中国社科院)一起上台，面对整个金融界的前辈和泰斗，发布了他们的这份“蓝皮书”，后来，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发端。
蔡重直与他的老师刘鸿儒住在一个小区的前后楼，20年过去，二人仍有隔窗相望的机会。
1984年，蔡重直31岁。作为五道口的第二批学员(与第一批相差半年，可以同时毕业)，他已经在这里学习了2年。那时候，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城市经济改革随即展开。金融领域在探讨财政和银行的权力关系，对于银行能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争论不已。蔡重直认为这些问题很无聊，没有抓住整个社会改革的方向。但方向究竟是什么，他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1984年4月的一天，蔡重直躺在床上听广播，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撰文呼吁把武汉建成全国的商品贸易中心。蔡如遭重击：一个真正走向市场的银行体系与自上而下纵向的中国银行体制不同，它应该是横向的，就像一个汇集四方的大市场—中国应该建立金融市场。
蔡重直讲述故事有着非凡的耐心，这与他的学弟戴志康明显不同。
经过更为细致的思考，一直处于激动状态的蔡重直用了一个晚上写出了一份提纲。第二天，是五道口同学们每周一次交流思想的读书会。蔡重直的想法让他的同学们非常震惊。辩论(可查阅那个时代人们对真理的热情)之后，大家得出结论：这是个好东西。魏本华(现任国家外管局副局长)平常不大说话，英语很好：“老蔡，这个东西应该给中国金融界一个BIG SHOCK！”一个星期后，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将在合肥召开，魏本华建议“老蔡”把提纲拿到会上去说：“咱们同学一起去，这样力量大一些。”“老蔡”们本没有与会资格，但是魏本华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齐永贵(现名孟天，海南汇通)、波涛与蔡重直一起完善提纲。波涛的主要任务是在马列文集里找到相应的支持，他不负众望。
张小卫(现任招商银行香港分行行长)找到某个中学的校办工厂油印了300册“蓝皮书”，印数是估摸着会议代表的人数得出的。“大会没有邀请我们，我们浩浩荡荡准备去大闹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
一行人来到合肥，在一个小旅店住下，7、8个人一屋。蔡重直去找黄达(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大会执行主席)：“我们想在会上发言。”看完“蓝皮书”(7、8千字)，黄达表示同意：“会上肯定没有人会这么说。”
班长吴晓灵(现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提醒蔡重直应该跟刘鸿儒(中国金融学会会长)请示一下：“如果他不同意，出了事，岂不是让他背黑锅？”兴奋的蔡当即反驳：“他同意当然好，他不同意难道我们就白白跑来了吗？他不同意，这个言也要发。”吴一时无语，但她无疑是对的。
蔡重直与两个女同学万红(现为中信嘉华银行副行长)、李弘(中金公司)一起去找刘鸿儒。“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大家畅所欲言，我怎么能说不行？”刘鸿儒的答复让大家喜出望外。
“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若干大银行为骨干，以众多中小银行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公司等为辅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中心组织全国的金融活动应该成为全国改革的方向；非中央银行各种金融机构要实现经营企业化……”提纲由蔡重直、齐永贵和波涛三个人念完，超过了预定的15分钟时间，其效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了，但是它确实对中国的金融改革起到了启迪思想的作用。”
《中国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很快被外电转发。以听外电练听力的王巍举着半导体告诉蔡重直：“说你呢。”蔡后来得知，五道口85级的张小慧(现任人民银行驻北美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连革(现任外事局国际司副司长)就是冲着他的这份提纲考到五道口的。
因为会德语(1974年到1978的年，复员回来的蔡在第二外国语学院负责打扫卫生兼看管右派教授何江，受何的教诲，掌握了德语)，1985年，蔡重直应邀到德国德意志银行工作，两年时间，让他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1989年，蔡又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
“回国后，我有了第二个目标：建立一家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商业银行。改了许多年，我们的银行还是太落后了。”
五道口出来的人总是能够遇到好的机会。1995年，蔡重直被任命为中信实业银行副行长。很快，中信筹备广州分行，蔡再次被委以重任。“从连一张纸都没有办成一家银行，而且办得很盈利，中国的银行行长里，有过这种经历的不多。”蔡重直在德意志银行站过柜台，一条街一条街地跑过客户，他知道自己将要办的银行是什么样子。首先是柜员制—每一个柜员能够处理所有业务。他以3000元的月薪招来30多个曾在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任职的柜员。第二步，把柜台的服务与班台服务分开，能够在班台解决问题的都不用上柜台。
接着，蔡重直首次引入了私人银行业务，存款10万元以上的客户可以享受到特色服务。传统的信贷部改为客户服务部，不仅仅做贷款，还要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营咨询服务。同时，针对个人的房贷、车贷也首次在中国亮相。1996年，南方的报纸上出现了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广告，这让中国人感到异常新鲜。客户纷至沓来，银行开业半年盈利上千万。1997年底，广州分行的资金规模“就超过了广州任何一家中小银行”，“全国几十家银行到我们这儿来学习，我们的创新很快被普及。”
2001年以后，蔡重直只保留了一个身份，中信集团的董事，每天大多数时间在读书和研究问题。在这之前，1998年12月到2001年7月，他在香港担任中信嘉华银行总裁，“把这个坏账率高达30%、濒临破产的银行变成了健康的、盈利的银行”，受到了香港政府的书面表扬。
蔡重直不愿意说出每次去职的原因。在金融这个高风险的行业里，如果不是离开(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你怎么会看到一身便装的蔡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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