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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数据背后的经济思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美今访谈
本报记者 张文 广州报道
获奖在情理之中
《21世纪》：在获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格兰杰（CliveGranger）说：“我只是有点吃惊，因为我知道这是过去几年诺贝尔评委一直考虑的事。”作为计量经济学、金融市场与投资领域的专家，你的反应呢？
王美今：我觉得Granger说出了许多计量经济研究者早已萌生的感觉：Engel和Granger该会获诺贝尔奖。两人获奖，在我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格兰杰和恩格尔的成就？他们的模型在理论研究中有哪些开创性的意义？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有什么影响？
王美今：恩格尔提出的ARCH（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cedasticity，条件异方差自回归模型）模型提供了衡量波动率（Volatility）随时间变化的分析工具；格兰杰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则提供了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重要方法。两人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堪称计量经济学发展中的里程碑。
古典计量经济模型有扰动项遵从正态分布、同方差且相互独立的假定。当样本数据不满足这些假定时则着眼于如何克服，以保证推断结果的可靠性。恩格尔的ARCH模型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逆向思维，它着眼于如何正确描述这一类特别的随机变量的变动特性并利用它们进行分析和预测。恩格尔证明了，在四阶矩存在的条件下，ARCH模型的扰动项具有宽尾部的无条件分布，其方差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种分布形式能很好地描述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的行为。现代金融研究中广泛地以波动率代表风险，恩格尔的研究成果显示，与异方差有关联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是描述波动率的有用工具。
恩格尔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引发了大量后续研究。自1982年ARCH模型发表以来，经济学界发表了数千篇关于条件异方差或波动率的文献，高阶矩模型化的研究成为一大热门。这一类模型通常被称为ARCH类模型，恩格尔的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的状况可见一斑。
近20年来，ARCH模型的实际应用也极其广泛。在金融市场分析中，资产收益率、利率、汇率的变动特性描述及预测，市场有效性的验证、市场风险的测度与评估；在宏观范围内，通货膨胀率不确定性的度量，汇率变动与外贸的关系研究，GDP增长率的变动特性分析，中央银行政策效应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与证券市场关系的研究等等，都应用了ARCH类模型。
动态性与相关性是经济变量的两个基本特性。传统的计量经济建模方法未能提供有效的手段来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矛盾。Granger于1983年提出协整理论，提供了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的有效手段，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俗地说，协整理论研究的是经济变量线性组合的平稳性；对于具有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若存在协整关系，则意味着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协整”的概念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均衡”（equilibrium）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成了它们之间是否达到均衡的证据。
Davidson、Hendry、Srba和Yeo（1978）提出了“误差修正”模型，但其主要概念直到Granger（1983）提出协整理论及Engle—Granger（1987）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后才得到正式发展。Granger证明了：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向量都可以表示成误差修正模型（其中误差修正项包含了长期均衡关系）；反之，若时间序列向量的数据由误差修正模型生成，则该向量一定具有协整关系。这就是著名的Granger表示定理。误差修正模型把变量的长短期参数集于一体，描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变动“负反馈”的调整机制。
在“协整”和“误差修正”的框架内建立的模型不会出现伪回归问题。近20年来，误差修正模型已成了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的支柱，许多宏观经济模型中的行为方程都采用了这种“负反馈”的表达方式。“协整”成了宏观经济研究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称Granger的贡献将应用于研究“财富与消费、汇率与物价水平，以及短期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高度概括了协整理论在分析现实经济关系时的力度。
近20年来，ARCH类模型和协整分析占据了计量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开启了计量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对经济学的科学化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思想与数学模型并不对立
《21世纪》：诺奖对计量经济学一直情有独钟，1969年的第一届诺奖光环就落在计量经济学先驱弗里希和丁伯根头上，后来又有若干经济学家因计量模型而获奖，比如著名的克莱茵、里昂惕夫等，就在两年前，赫克曼和麦克法登也因为建立了相关问题的微观经济模型而获得2000年的诺奖。这是否意味着计量经济学或者说经济计量方法在经济研究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美今：自1969年设立诺奖以来，获奖的经济学家覆盖了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其中因计量经济学研究成就卓著而获奖的人数确实居各个分支学科之首。但这不是诺奖对计量经济学家情有独钟，而是计量经济学自身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方面，任何经济理论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只有能解释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源于现实的启发。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的抽象和概括，而经济现象又是由经济变量数据的变动来表现的。
计量经济模型具有检验与发展理论的功能。在某一种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用样本数据来估计和检验模型，从而推断这种理论假说在多大程度上正确或不正确；对于未能通过检验的理论，则要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催生新的理论。消费函数理论，从绝对收入假说到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理性预期假说，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之一，其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正确与否显得特别重要，首当其冲地要接受现实的检验。这事实上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科的迅速发展。恩格尔和Granger的成就是很好的例证。
《21世纪》：事实上，在经济学数学化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争论，很多诺奖得主都广泛地运用了数学工具，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不用数学工具，甚至反对使用数学工具。他们认为，诺奖应该奖励经济思想，而不是理论模型。在我们现在的经济学教育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教科书都强调模型，但也有人反对数学，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思考的？
王美今：首先要说明的是，计量经济学不是数学，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融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于一体，以客观经济系统中具有随机性质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其次，我不赞同那种把经济思想与数学模型对立起来的观点。数学有多个分支学科，经济学也有多个分支学科，两大学科中若干分支学科某种程度的交融，是经济学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说数理经济学这种以数学来表述的经济理论，就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摈弃了数学工具，也难成为学科！R.福格尔和D.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却因“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定量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而获1993年的诺奖，就连有些人以为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非主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事实上也大量使用数学模型。经济思想的提出，要基于一定的基本假设，要建立参照系，要采用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借助模型，这些要件才能够更好地达到：能够更准确地表述假设条件，严谨推理，结论也具有更大的可检验性。
因此，关键问题是研究者能不能驾驭数学工具，“为我所用”，并用得好。
现实经济研究中存在着的唯数学倾向，使经济学研究偏离实际，只能说明这些研究的经济学思路有问题，而不是数学工具的错。当然，如果借助其他工具，能够提出具有挑战性和震撼力的经济思想，在经历长时期的实践检验后，证明它确实影响了经济学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现实有很好的解释、指导作用，我想，这样的经济思想也肯定会受到欢迎，甚至也有可能获诺奖。
在我们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大部分教科书都强调模型”，坦率地说，我们这一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还做得不够好，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例如，很多教材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我们还未能建设起“研究方法与国外接轨、研究对象本土化”的经济学学科和教材体系等等。如果我们把充分利用数学工具的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做好了，也许就没有人再会反对利用数学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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