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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没有目标，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达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的只是改革的路径。
现在法治建设更根本的转型同样决定于执政党新的决断，即走向共同富裕。
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其实就是要造就一个比以往更加智慧更加强大的引领民族国家前进的执政党。
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要学会成为市场体制中的政治强者，开拓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通道，阻止社会走向过分失衡，引导改革平稳发展。
一九九零年代这个改革年代，已经以GDP快速增长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功绩载入史册。
现在执政党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果说执政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承诺是此前改革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执政党领导改革的一个前提就在于去实现后一半承诺——“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使改革具有正当性的目标。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没有目标，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误解。河的对岸从来就是清晰的，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达到共同富裕，需要探索的只是改革的路径。这是一个曾经令改革者无限向往的目标，一个可以让中国的国家治理拥有稳定社会基础的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问题在于所谓两头大、中间小的“夹心三明治”结构，容易陷入对抗与冲突，而共同富裕的目标正是要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成熟的社会，奠定社会稳定发展和民主治理的坚实基础。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执政为民和建设全面均衡的小康社会的方针下被再次确认，将使渐进改革在方向明确的轨道上推进。问题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让社会得以成长？是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共同富裕自然可以实现？
缺乏制约的行政权力带不来真正的共同富裕，一意扩张、缺乏约束的资本权力也不会自动去追求社会公正。执政党释放民众追求富裕的动力、领导民众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必然遭遇的难题便在于，民众对富裕与自由的追求是否可能受到缺乏约束的资本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侵犯？
当约束行政权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同样要制约的是资本权力。执政党要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就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民主与法治来约束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本报上期社评《历史契机不容错过体制建设千帆映来》指出，现阶段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处理财富的流向和财富的分配这两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建设，最核心的作业便是如何通过调整权力运作的机制来实现资源合理布置、财富公正分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利益磨合”。
一个良好的法治秩序不会从天而降。在目前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可以“自生自发”出何等模样的秩序？法律程序的建设是否有可能因为资本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影响而失衡？如果利益平衡机制本身失衡，或者公正的平衡机制来不及在冲突发生之前建立，利益冲突未必不会恶化。
以为未来的前途可以经过“自生自发”的利益平衡然后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的幼稚病。法治秩序不仅仅是一套程序，程序之中也内在地包含了政治目标。一个国家没有正确的价值追求，很难有一个公正的法治；没有追求公正而且强有力的强制力量，也难保证一个公正的法治。经济改革启动之后的法治变迁和程序改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由国家力量在权力与资本的复杂网络中推进的，是执政党的改革决断造就了一个初具独立力量的法治秩序。现在法治建设更根本的转型同样决定于执政党新的决断。这种新的决断就是走向共同富裕。目前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方针之所以正确，正在于洞见了时代大势，重新确认了共同富裕的执政目标。
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其实就是要造就一个比以往更加智慧更加强大的引领国家前进的执政党。这样一个政治领导者必然对前途与目标胸有成竹。九十年代之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一路走到底，还是及时调整改革步调，开始转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新华社的评论所言，此后一段时间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在于，以利益的全面调整为重点，改革的难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国家的政治领导者必须在纷繁的利益结构中明晰自己的追求与方向。如果改革的后果只是使国家领导者在社会发展和分化中越来越软弱，社会纷争不息，又如何保证国家的发展与强大，如何应对剧烈的国家竞争和文明竞争？拉美化危机富于启迪意义之处就在于，国家的政治领导者曾经是经济上的强者，却是政治上的侏儒，无力建立公正的秩序，陷入内部的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的权威领导国家战胜危机，使国家失去方向，在国家竞争中落后。而在外部威胁犹存的情况下，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要学会成为市场体制中的政治强者，开拓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通道，阻止社会走向过分失衡，引导改革平稳发展。要加强政治领导力，执政党需要在保障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前提条件下，在制度上系统落实共同富裕、执政为民的追求。除本报上期社评所说的财政预算审议体制改革之外，另一方面的努力方向在于，通过选举改革进一步强化执政党的执政权威，执政党在市场体制需要更为积极地扩大群众基础，党组织在加强与各种不同利益群体联系的同时将积极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而且这种协调会越来越借助法律性的程序以及实体规范。
今天的时代已经面临着全新的问题。执政党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有待创造的未来。这个未来，将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展开，也将在执政党通过政治改革让其执政基础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人民的进程中展开，在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和智慧的进程中展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向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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