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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特汽车公司有利的，就对福特家族有利……从我出生那天起，(这种使命感)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威廉·克雷·福特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
1999年1月任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2001年10月任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背景。跆拳道黑带，学习禅宗和藏家佛经，喜欢弹奏民谣吉他。
6月12日，在庆祝福特百年华诞的新闻发布会上，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CEO比尔·福特说，在2001到2002年间福特汽车公司共亏损64亿美元，但今年一季度已赢利8.96亿美元，预计到2005年公司就可实现持续赢利。小福特说，“我们又回到了原来坚实的基础。对于我们的现在与我们将来要走的路我感到很满意，我对我们已取得的成绩与我们生产的产品感到振奋。”
当20个月以前他解除前CEO雅克·纳萨尔的职务亲自掌控福特公司时，福特亏损数十亿美元，员工人心涣散，汽车质量堪忧。他一上任，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关闭了5家工厂，裁员2100人，但他仍得到经销商和雇员的拥护。然而福特家族成员的出身使他常常成为众矢之的，他的资格经常遭到批评者的质疑。
比尔·福特今年才45岁。虽然他在他曾祖父亨利·福特创建的公司工作了23年，在18个工种证实过自己的能力，人们对他的头脑和为人评价颇高，但他从未坐在公司运营和财务的最高职位上。而且现在这个职位还是别人推着上来的，上台的部分原因是董事会对他的前任雅克•纳萨尔失去信心。“多数人接任后都是野心勃勃，摩拳擦掌，”一位熟知福特的部门主管说。“可他是用手捂住眼睛上来的，嘴里说着‘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是现在？’”尽管福特的才干出类拔萃，很多人还是认为，如果他的名字不在那个椭圆形的蓝色标志里面，他是不会站在这个位置上的。
但是各部门经理认为，在这份工作上比尔也有他的优势。“你可以大谈特谈战略或是远景什么的，可是最后这些东西都必须得兑现，”霍克代说：“如果经销商、供应商、基层工人都忿忿不满，问题就大了。有人会比比尔做得更好更快吗，我对此怀疑。他给人以信心，因为他的姓氏，因为他全方位调配的能力。”
在某些方面，比尔有其与生俱来的优势。他善于倾听，他善于抛砖引玉，得到及时的意见和反馈。他全然没有上下级观念。单独会见基层管理人员，有时会不打招呼地参观某条生产线。他总是在公司餐厅里吃午饭，与员工们一道排队。他认为，公司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层之间的疏冷，所以他强令彼此之间交流讨论。《财富》周刊
资产规模：总销售额为1334.3亿美元(2002年)
2002年福特公司的总销售额为1334.3亿美元
韩国版：郑氏才子梦断韩朝交流
“愚蠢的人做出愚蠢的行动--请你们原谅我这种愚蠢的行动吧！”郑梦宪留下这句意味深长的遗言，从12层楼上跳了下去，终年55岁。作为在韩国企业界呼风唤雨的龙头企业——现代集团前会长郑周永的第五个儿子、现代集团的现任总裁，郑梦宪的自杀震动朝野。
年轻时的郑梦宪是郑氏家门中的才子，深得父亲郑周永宠爱。他于1992年创建了现代电子公司、也就是目前已经脱离了现代集团的HYNIX半导体公司，但当年曾因与现代商船公司的秘密资金事件有牵连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绝食，被郑周永赞赏“还是我的儿子”。郑梦宪因深得父亲的信任，1998年和哥哥郑梦九一起成为现代集团的共同总裁，开始主导金刚山旅游事业，并被认为是强有力的接班人。
但豪门恩怨与财富争斗的结果，导致现代集团中最有实力的现代汽车和附属子公司划归其兄郑梦九帐下。2001年郑周永撒手西归之后，现代集团第二代的兄弟之争更加激烈，现代重工业和现代电子又从现代集团中被分离出去，郑梦宪只保住了原来现代集团中的现代建设、现代商船等子公司。这时的他，拥有的现代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
此后，投入高达6亿多美元的金刚山旅游项目的收入只有2亿多美元，朝鲜核问题给韩朝关系带来的影响也不断波及到现代峨山公司主导的韩朝经济合作。
与此同时，检查机关的调查给郑梦宪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检查机关除了调查现代集团秘密向朝鲜提供5亿美元资金之外，还对现代集团向政界人物提供的150亿韩元秘密资金进行了集中调查，这使得郑梦宪压力重重。在上个月前往朝鲜访问之前去父亲郑周永的坟前祭奠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泪留满面。
第一桶金：郑周永从建筑工人、码头工人做起，后来创立了现代集团。
资产规模：现代集团目前只剩12家子公司，总资产10.2万亿韩元(约1800韩元合1美元)，在韩国企业中排名第15位。
(引题)考虑到他们在应变能力，把握机会的能力与勇气等方面与父辈相比还相去甚远，他们未来的财富历险绝非坦途——
财富二代的接班理由：基因金银精英
孟一凡
与艰辛创业的一代富豪们相比，财富二代虽然在冒险精神、把握机会的能力与勇气、创业精神等方面颇有差距，却也有三大远胜乃父的接班理由：富豪基因、金银网络、精英教育。
父辈们大多出身寒微，祖上不是农民、就是工人，最多是个小职员；而“衔玉而诞”的财富二代们则大大不同，父亲们都是钢铁大王、银行巨子、房地产大鳄，先天财富基因极其饱满。父辈们创业时，两手攥空拳，拚死才打出一片天地；二代们则可轻松坐拥父辈们辛苦创建的富贵人脉，更有乃父难比的美国参议院校友、阿拉伯石油王子同学；父辈们的平均教育程度仅有小学水平，不少还是私塾；二代中，常青藤名校博士比比皆是，起步也得是牛津、剑桥硕士。
当然，接班理由充分并不代表接班过程会一帆风顺。其一，在生命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未发现出银行家基因、汽车大王DNA。这使得其后人的基因优势未免存疑。其二，一代可以轻而易举的将决策权赋予二代，但领导人们却无法把他们所拥有的权威一并转移。继任者需要很长的磨合期将权力架构和企业文化调适到与自身相匹配，而在这一磨合期中，企业是最脆弱的。不仅竞争者会乘机发起攻击，内部树立新权威的过程也决不轻松，应付企业内外两线的问题确实是对财富二代们的重大考验。
但更困难的是前领导人，既不好垂帘听政、退而不休，又不甘于彻底撒手、不闻不问，所谓“扶上马，走一程”，扶着扶着就变成牵着马，或者干脆跨上马。这往往让初接权杖的二代们无所事从。
秉承“与狮子同行，没有人认为你是绵羊”的思路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财富一代们为财富二代们精心设计了牛津预科、哈佛MBA、耶鲁法学博士等钻石招牌路线；编织了中东石油王子室友、欧洲皇室舞伴、华尔街未来巨头同桌、日本财阀继承人球童等航母级同学网络；但这种思路仍然存在两个疑点，其一，与狮子同行，并不代表你一定是狮子；其二，假如你真的是绵羊呢？
无论是中国的帝王教化还是欧洲的贵族教育在精英培养上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成功率纪录。中式帝王教育在产生荒淫和平庸的昏君方面远胜于培养有道明君，而欧洲贵族教育在生产气质高贵、思想空洞的贵族方面也远长于制造推动社会前行的精英。当然，这并不一定是精英式教育的错误，但精英式教育也缺乏一定胜于平民式教育的理由。
显然，精英式教育是二代们的优势而非劣势，但却绝非他们未来商业成功的保证。与欧美众多豪门的二代不同，福特二世、洛克菲勒二世、摩根二世们从他们父辈手中接过的是一艘艘傲视全球的无畏巨舰，只要小心驾驶，就不会撞上冰山。而中国财富二代们接过的是盾与剑，马上要进入角斗场与狮虎作生死之搏。
考虑到他们在应变能力，对局势的判断与把握上与父辈相比还相去甚远，他们未来的财富历险绝非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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