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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黄乐桢
“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个突破” 《中国经济快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哪些巨大成就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赵振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不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主要成就表现在：
第一，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预期的短期与长期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市场也已经基本建立，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已经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初具规模。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从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十五大，以及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都在体制上取得了不断突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得到体现。
第三，在分配制度方面，分配形式出现了多样化。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基本打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不断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新制度正在形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得到国家保护和社会认可，效率与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统一，其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有了新的突破，这有利于打破整体的平均主义。
第四，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出去”的战略得于实施。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全面进入了新阶段。
第五，产业结构的选择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十年里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方面，走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同时，我们的工业化把就业做了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六，经过10年发展，政府经济宏观驾御能力加强了，通过市场的手段进行调控，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处理上的成功就可以证明，其次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做了很大尝试。
第七，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独立于企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比如到2002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超过1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启动，覆盖面达9400万人。
第八，观念上，人们接受市场经济。其中这些表现很突出：人们接受了失业，接受了破产等市场理念。
第九，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公司制度改造推动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由10.23万户减少到4.68万户，但实现利润从743亿元增加到2388.56亿元。以上这些成就都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可以这么说，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每一次三中全会都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一次新的突破。理论与实践上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快讯》：作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其中的背景意义是什么？有何必要性？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作为党的主要议程，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的一个必然要求，因为目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从理论上讲，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一直有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讨论，形成了当时的“对立论”，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在西方的理论界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党的十二大上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辅论”，这是一个质的突破；而到了党的十三大克服了“主辅论”的局限，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已认识到了计划与市场不是机械的主辅之分；在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在党的十五大回答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什么样的财产制度、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制度，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理论的确立；十六大结合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系统地从理论上、价值观上回答了我们所采取的市场化是不是正义的、进步的、合理的。在经过二十多年改革的实践，我们出现了很多生动的现象，最根本的就是推动了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是不是存在剥削？财产制度发生了变化，会不会有阶级出现？等等这些关于“价值、劳动、阶级、剥削、公平”的讨论，都带来了很强的实践意义，但是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二十多年的改革呢？怎么在理论上系统地解释当前出现的经济现象？在这个时候，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很有必要了，这也是对发展是第一要物的明确化，在导向上，也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展的客观要求。改革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经济快讯》：自党提出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陈章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改革的过程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方面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还有不少缺陷。
其中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挑战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国有大企业机制不合理、社会负担重、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尚未脱困的大企业尤为突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任重道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垄断行业的大企业缺乏优胜劣汰的压力，在经营机制、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与整个社会和消费者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和最繁重的任务。
同样，在政府职能方面存在极大的挑战。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明显薄弱，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协调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机制很不健全。如今年的“非典”疫情的发生。以及政府职能的依法行政、增加政策透明度方面，也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添了困难。
再者，在金融体制存在较大缺陷。国有金融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不健全。金融体系不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金融业不良资产比例较高，金融监管比较薄弱。金融业在日益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这也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此外，社会信用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农村经济问题，等等都为我们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谁会成为下一个改革的目标？
《中国经济快讯》：针对当前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将会做出哪些尝试？
刘伟：其实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这些困难是客观存在的，相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会对此类挑战做出系统地回答。但我觉得中国的市场化已经在实践上进入了历史转换时期，进入了新的阶段，市场化已经从不自觉过度到自觉了，市场化的导向是主动的。但在事实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深层体制上的矛盾，导致了我国目前虽然在数量上已经构建好了市场，可是在市场的质量方面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这主要表现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上。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可能会对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主体秩序、交易秩序、法制秩序、道德秩序做出规范。
再者，我觉得这有必要重申：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即群众的首创精神，政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起引导作用的，市场也不是哪个精英所能设计的。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市场化与改革的权利交给了人民群众，假如成立的话，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这样一来，在改革的方式上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大量的试点城市将会不在有政府主导了；大量的特殊政策也将逐步取消，因为在市场化中与平等是矛盾的；再有事先设计出方案然后进行改革，如以前的国有企业，这样靠行政来推动改革是有问题的。
赵振华：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将为我们每一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一次观念上的更新。针对挑战，我觉得会在以下方面出现预期：一是在市场体系的完善将会有新气象，如各部门分割、联系不够这种状况将会有变化；二是在产权保护方面将有进一步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保护民营经济上；三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这其中主要是体现合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流转；四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五是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将会更广；六是打破垄断建立区域性大市场，促进竞争，尤其是打破行政性垄断上；七是调控收入差距，将可能健全相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体制，形成兼顾公平和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八是西部大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从信息上表明中央在这方面是有部署的；九是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将使国内经济更多地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十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陈章武：我觉得在未来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体制建设与体制创新将会是一个亮点。因为这是适应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和对外开放变化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的发育过程是无法省略的，只能走“在创新中发育”的路子，并且有可能发现和利用好后发优势。
于显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在经济方面的讨论，从社会学角度上看我认为道德与诚信建设很重要，这不仅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同样也影响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突出的薄弱环节是信用体系。这种状况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关，与缺少商业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产权保护、政府行为中心的问题有关。至此，我觉得十六届三中全会应当会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入手，加快发展和健全信用组织、机制和制度，培育信用文化，以形成“诚信为本”的法律和道德规范。
曹锐(青年经济控制论学者)：在未来，我认为农村将为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提供巨大的现实市场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农村需要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农业生产经济系统。因为这样一个农业生产经济系统，不仅仅有着难以想象的十分丰富的、高质量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供给，而且有着足够大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需求。这是真正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出路之一。
杨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目前，我个人认为在金融改革方面是脚步要加快，如货币政策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建立中央银行与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与改革等等；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方面，我觉得需要加强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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